钱学森:感天动地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暨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经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为中美两国的导弹和航天计划都做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和“导弹之父”。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从此,他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生涯。

但是,随着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众多职工的柴米油盐操心。一次,一份有关幼儿园的报告等待他这位院长的批示。他说,我哪里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将自己降为副职,以便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集中精力攻克我国国防科技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

“失踪”不停,惊喜不断

在钱学森的诸多身份中,“‘两弹一星’奠基人”,是媒体提及最多的一个。“两弹”是指原子弹(后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和导弹,“一星”是指人造地球卫星。而研究“两弹一星”,需要地势开阔,同时也要严格保密。钱学森作为这项工作的牵头人,从回国后不久,就时常一头扎进渺无人烟的大西北,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与同事们一起鏖战,经常一干就是几个月,而且不能给家里写信。丈夫屡屡“失踪”,让妻子蒋英备受煎熬。每次钱学森“出差”前,蒋英都“问他要到哪里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有一次,钱学森又是“出差”几个月,其间杳无音信。蒋英坐立不宁、寝食难安,终于忍不住冲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面前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钱学森这时正在戈壁荒漠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短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蒋英从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中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她暗自思忖:莫非这是钱学森“搞的鬼”?不久,钱学森“出差”归来。在妻子的追问下,他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去研制“东风一号”了。后来,蒋英发现,丈夫每“失踪”一次,就能给新中国带来一些惊喜——她对此颇为自豪。

原子弹爆炸,毛主席庆功

20世纪50年代末,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了导弹仿制工作。然而,1960年5月底,赫鲁晓夫下令撤走所有苏联专家,并撕毁了257个科技合同,其中包括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还带走了导弹研制图纸。这意味着,我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制导弹。

即便如此,钱学森带领他的助手们,用了仅仅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国第一枚装载国产燃料的短程弹道导弹成功发射升空。1964年6月29日,他又将“东风二号”导弹“送”上了天空。这是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中短程导弹。

1964年10月16日,在钱学森和众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决定破例举办一个庆功宴。宴会前,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份座席名单给毛泽东审定。他看过后,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画到自己那桌的名单上,而且就让钱学森紧挨自己坐。宴会开始后,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然后,他话锋一转,指着钱学森,风趣地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毛泽东接着又说:“这位‘工程控制论王’也给我们作出另一个榜样呢!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嘛!”

卫星入轨,热泪沾襟

但是,原子弹由导弹发射出去,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因此,钱学森道别毛泽东后,立即投身另一项极其重要的研究——实现两弹结合,用导弹将原子弹发射出去。这是一个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些担心的任务。钱学森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出现一点失误,伤及的将是祖国人民。为了确保实验获得成功,钱学森在基地里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发出了一声巨响——中国的两弹结合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中国从此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对此,外电纷纷评论说,这声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美国用了13年,而中国仅用了两年多。毫无疑问,头功应该记在钱学森身上。

在研究两弹结合问题的同时,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的人造地球卫星研究计划。三个月后,国防科委根据他的报告,向中央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于是,钱学森就像长了三头六臂一样,一边主持两弹结合项目,一边领导“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卫星研制工作。1970年,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临北京上空时,整个首都突然静寂下来,人们都在侧耳聆听卫星播放的“东方红,太阳升”乐曲。而当钱学森听到从千里之外的观测站传来“卫星入轨”的喜讯时,他知道,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任凭泪水打湿脸庞。回国15年了,他终于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实现了报国夙愿,使祖国开始跻身航天大国行列。

1991年,已是80岁高龄的钱学森退休。正是在他回国后的36年里,我国的航天事业、导弹和核武器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和提升。有专家说,钱学森将我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发射提前了至少20年。而导弹和原子弹是一个国家成为军事大国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他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了解钱学森的人认为,晚年的钱学森,是最幸福的人。他回国的初衷,就是要帮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他见证了“神舟七号”飞船和中国宇航员遨游太空,看到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震撼世界的导弹方阵……他的梦想不折不扣地实现了!

本文摘自《先生们》,白菊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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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人物》杂志社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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