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本刊记者 温如军
舆论暴风眼中的湖北红会：
与其他公益组织的发展相比，基层红会的改革步伐显然是太慢了
本刊记者/范颖华
发表于《中国慈善家》2020年2月号
2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直属机关党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汲取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失职失责的深刻教训，进一步改进作风，切实做好参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
在武汉疫情防控期间，因为在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钦被免职，并被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波被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被党内警告处分。
主要负责人被官方处分，救助物资发放过于低效、错误频出，让湖北省红十字会陷入一场舆论风暴之中。
志愿者网络建设缺乏作为
从1月23日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慈善总会两家公益组织被武汉市防控指挥部确定为疫情期间接受捐赠的主体，到1月26日民政部公告中指出，慈善组织为武汉募捐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等五家单位接收，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红十字会在这一场救援大战中被委以重任，但遗憾的是，两家红会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医疗捐赠物资向急需医院发放低效缓慢，错将医用专业口罩分发给“莆田系”医院……种种不当作为使得红十字会遭到舆论严厉批评。
湖北一家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当地红十字会所表现出的能力不足，以及所谓的人手不够，其实是红会自身志愿者网络体系建设不足造成的，“今天被骂到这个地步，其实是自食其果”。
《中国慈善家》查阅2018年度武汉市红十字会部门决算报告显示，武汉市红十字会总编制人数13人，其中行政编制13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12人），在职实有人数12人。疫情期间如此大规模的救助款物的接收、统计、发放等工作，如果只有十几个人上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也证明，即便武汉市红十字会十几名工作人员全部取消年假，24小时不休不眠，还招募了数百名志愿者，24小时轮流加班，依然捉襟见肘。
关于人手问题，壹基金湖北联合救灾项目总协调人周文介绍说，壹基金在湖北全省16个地市中，有85个伙伴（当地志愿者和义工组织）参与。每个地市有2000至3000人的义工、志愿者。在本次疫情发生后，从医疗物资的采购到发送，通过拉工作群、建沟通群，壹基金完全凭借这些网络，统筹社会资源。
“很多捐赠者早上捐来口罩，恨不得晚上就要看见一线医务工作者能戴上。”周文表示，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之前如果没有一个网络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培训，靠临时拉队伍肯定“抓瞎”。
他指出，基层的志愿者队伍像满天星一样，散落各地，负责人是谁、在当地能力如何、可不可信任，这些都需要筛选和统筹。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杨钦焕表示，在当下公益慈善的场景分工下，包括红会这样的老牌公益组织要实现高效服务，并赢得社会信任，就必须要下沉到社区一线的基层，建立自己立体的捐助体系。没有这个网络建构，显然满足不了多元化的需求。
“志愿者网络体系的好处是人多有优势。同样干一件事，志愿者的成本要低很多。而且志愿者本身有群众基础，义务做事，群众在心理上更愿意接受，怨言也少一些。”武汉当地一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表示，“红十字会不是不知道志愿者的优势，只是平时衙门作风惯了，缺乏作为。”
公益项目创新动力不够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武汉当地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相对于当地红十字会饱受诟病，湖北省慈善总会系统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相对更好。
该人士透露，“在前几年，当地慈善总会也曾经出现过账面上有钱花不出去的现象，但是这几年，在医疗救助、贫困帮扶等公益项目能力上要远远超过当地红会。”
《中国慈善家》查阅湖北省慈善总会有关资料发现，在该机构“慈善项目”一栏，助医、助残、助学、助困、扶贫、赈灾等板块有“白内障复明”“农村小学音乐教室”等多个捐款救助项目。
而查阅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发现，打开首页“网上救助”一栏，仅有2016年10月挂出的一份“梦想启航爱心助学申请表”。在应急救援、应急救护等“红十字事业”一栏，多项信息仅更新到2016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依法履行开展救援、救灾，应急救护培训，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职责。
有资料显示，湖北省红会近年来在人体器官捐献数量、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数量均居全国第二。但是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公益组织，似乎在其他公益项目建设上缺乏作为。
壹基金湖北联合救灾项目总协调人周文表示，任何一个公益组织，只有在公益项目建设、创新中才能不断赢得公信力，并建立起庞大的志愿者体系。
他以江苏某妇女儿童基金会为例，近年来，该基金会正是通过好的项目设计，然后敞开让各地的志愿者组织参与执行，因此汇聚了全国范围内四五百家大大小小的公益团体。
周文认为，像红会这样规模的公益组织，只有通过平时做项目，才能培养推动基层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健康成长。
一位参加过湖北省红十字会志愿者骨干培训班的当地公益人士表示，当地红会每年也有组织针对自愿者的培训，但是组织频率不高，覆盖面也明显不足。
基层红会改革缓慢
2018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指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要达成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增强红十字会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积极推进总会治理结构、人事制度、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该改革方案还指出，要切实解决红十字会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理顺不彻底、理论研究不深入、基层基础薄弱、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
湖北当地接近红十字会的人士透露，省、市及以下基层的红会力量相当薄弱。虽然从省市开始，惯例都是政府分管红十字会的副省长、副市长和副县长兼任红十字会会长，但实际的负责人更多是专职副会长。到了县一级，基本上都是过去卫健委系统的办公室负责人兼任红会具体负责人，很多县级红会根本没有专职工作人员。而到了乡镇一级，则是由乡镇分管干部兼管。乡镇干部本身就人少事杂，分身乏术，红会的工作更多是穷于应付。他所在的湖北某地市一级的红会是2018年下半年才从政府部门独立出去的。
《中国慈善家》了解到，作为本次湖北黄冈疫情最严重的下属县市之一，红安县在2019年7月才挂牌成立县红十字会。
有当地公益人士认为，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但湖北红十字会系统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相比其他公益组织的发展，红会的改革步伐显然是太慢了。“人员、财务不独立，缺乏专业考核，导致有些领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乏任务意识。基层红会系统急缺的是经验丰富、实战经验多的专职公益人员。”
这位湖北当地公益人士表示，只有具备独立考核和任务意识，红会自身才有纠错功能。疫情暴发期间，一些公益组织难免忙中出错，比如他所在的公益组织，有工作人员将医用护目镜误发给其他政府部门人员，但是发现后第一时间就马上收回了。而相比而言，红会的纠错机制表现得非常低效，过程也特别缓慢。
作为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是其生命线，而维护公信力的前提就是公开透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红亮对《中国慈善家》表示，虽然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慈善组织其信息公开周期做强制性要求，但是在如此大的疫情公共安全事件期间，公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显然被无限放大。“因此，红十字会系统应该比法规要求的更严格地去发布信息，要每日发布收入和支出进展。有条件的基金会应该借鉴国外基金会的成熟做法，主动发布定向的捐赠人报告。”
2月1日晚，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率领红十字总会工作组抵达武汉。目前，工作组指导湖北省和武汉市红十字会依法依规加强捐赠款物接受使用管理，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及时准确公布捐赠款物接受使用信息；推动武汉市红十字会与市指挥部物资保障组建立捐赠物资发放清单每日通报、信息每日发布的公示机制；并充分发挥总会监事会作用，全程介入捐赠款物接受使用管理监督。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还从江苏、四川省红十字会抽调精干力量支援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工作。
《中国慈善家》了解到，2018年5月，湖北省红十字会已成立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到省内各地红十字会、其他群团组织和省外部分兄弟红十字会开展专题调研；2019年7月，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红十字会改革方案。
据了解，直到2020年1月19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一行还前去孝感市开展专题调研，与孝感市政府领导就红十字会改革工作交换意见。
高勤称，要大力推进改革落地，立足自身实际完善好本级改革方案，打通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