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高于平日百倍的价格在外省购买药物；有人自行减量、被迫断药后出现各种症状和问题；有人四处寻药，在多个平台下单，却屡遭退单或快递滞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湖北一些抑郁症患者面临求药无门的困境。
病友群中的患者陆续通过平台和爱心人士寻求到了所需的药物，但是还有一些被管控严格的二类精神药品，眼下难以购买。
断药背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社群里，不少患者不愿暴露自己患有抑郁症、对于疾病有羞愧感，这使得求药难上加难。
断药
“感觉自己好像在切金子一样。”米粒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切药时的场景。
她小心翼翼地拿刀片顺着药片上的横线进行切割，先将药片一分为二，接下来再找到中心轴，将两份切为四份。为了完成“四等份”，米粒会用刀片轻刮稍大的一份药片，将粉末挪到较少的那一份中，直到她认为平衡，才将每一份药存放进空药盒。
切完药，米粒觉得有些好笑，以为只会在电视里出现的戏剧化场景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接受抑郁症治疗已有两年，现在一周仅需服用一颗酞普兰片。年前，她从北京回到荆州老家，计划着过完春节前往泰国旅游，为此她特意带了双倍的药。
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态势日趋严重，米粒隐隐意识到自己的药可能不够了。她开始在网上搜寻买药的途径，看到豆瓣上有病友推荐了一些网上平台。
“我在很多平台都下过单，有些平台一定要出具医生的处方单。我回家前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些事，所以根本没准备好，只能提供挂号证明的话就没法买。”艰难的买药过程加剧了米粒的不安，她不再犹豫，决心自行减少药量。
彼时，同样从外地回荆州过年的淑芬和米粒一样，做出了自行减药的决定。
2019年9月，淑芬确诊患有中度焦虑和轻度抑郁，此后一直服用三种药：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来士普)、富马酸喹硫平片(思瑞康)和劳拉西泮。
疫情发生前，淑芬已经筹备好春节回家休假后前往日本留学，特意备了较多的药，但现在依旧药物“告急”。
“我用的是进口药，荆州的医院不一定卖，而且现在也不方便去医院看病了。”淑芬说，她最开始打算托做医药生意的亲戚找药，却为此和家人产生了争执。
“因为不想让亲戚知道我患有抑郁症，我爸就告诉亲戚是他自己服用的，然后亲戚却劝说这个药有成瘾性，不要老依赖药，自己想开点之类。”父亲也建议淑芬听亲戚的意见，这使她非常烦躁。“控制得住谁会吃药呢？”最终，因为亲戚身在武汉，无法发出快递，淑芬放弃了这个途径。
在网上，她看到许多重症病友也被迫减药或停药，她既同病相怜，也觉得自己“还不算太惨”。经病友推荐，淑芬也在网上下了单，但一直没有收到快递。
“如果一直买不到药，只能减少药量延长时间。”淑芬告诉记者，过年前医生曾建议她加药，当她开始减少药量后，身体迅速产生了戒断反应。
“头晕、手抖、心悸、喘不上气，情绪就像倾泻而出的洪水。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情绪上来了堵在胸口，只能喘粗气。很想哭，也会极度消沉，一整天都爬不起来，会想自虐。”淑芬平静地描述着这些天来自己的感受。
寻药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文章称， 在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12个月患病率为3.6%。抑郁症患者，又被称为“水面下的人群”，对他们来说，“断药比断气更难受”。
米粒、淑芬的情况并非个案，在同样患有心理疾病的张路的病友群中，这样的求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病史接近十年、有人重度抑郁已经发作。2月5日，张路在朋友圈公开发布了求助信息。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她联系过武汉市长热线、红十字会、防控中心、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等部门，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反馈——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类疾病患者的专门措施和政策。信息发布后，有不少平台、个人联系到她，表示可以提供帮助，甚至有外省的抑郁症患者提出把自己多余的药寄到湖北，帮助缺药患者。
病友群中的患者陆续通过平台和爱心人士寻求到了所需的药物，但是还有一些被管控严格的二类精神药品，眼下很难购买到。
小夏所急需的硝西泮片就是其中一种。之前在广州，她一般都是去医院拿药，年前她回到湖北咸宁的县城老家。“我打听过本地县医院和精神病院，都没有我要吃的药。精神类的药不能随意更换，差一个字的那种都不行。”
小夏也联系了广州的医院询问能否寄药，医院告诉她现在不寄湖北地区。如今，小夏只能自我减少药量，身体承受着戒断反应带来的各种不适感。“如果完全买不到药，我可能也会被这场疫情淘汰掉。”
2月5日，公众号“抑郁研究所”联合北京安定医院、上海及浙江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发起远程视频义诊及赠药活动。
“抑郁研究所”创始人任可告诉《中国慈善家》，湖北疫情爆发以来不少患者被迫断药。病友群中弥漫着断药的恐慌，“断药比断气还痛苦”“要是再没有药吃，我宁愿得肺炎” …..
在任可看来，断药背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社群里，不少患者不愿暴露自己患有抑郁症、对于疾病有羞愧感，这使得求药难上加难。甚至还有患者因为想隐瞒病史，从药贩子手中购买替代药物，结果上当受骗。
“疫情期间受断药影响较为严重的两类患者，一类是HIV患者，另一类是精神疾病患者，”任可解释，“这是在中国当下被污名化非常严重的两个群体，作为人群中的‘少数派’，自责、自罪、内疚感非常强烈，很多人不敢就医或是逃避就医，不敢和家人坦言自己患病，导致药物中断。另外，患者身边的家人等对这个病没有认知，反对患者吃药。”
“发现社群存在大量购药需求后，我们也推出购药渠道，进行疾病教育，现在社群里一些患者拿到了药。”任可告诉记者，现在四大类的药物还较为齐全，一些无法在网上购买到的药品则会建议患者寻找替代药物。
针对湖北地区大量慢病群体面临的“买药难”问题，2月10日，京东大药房上线了“湖北地区慢性病患者断药求助登记平台”。
记者从京东健康获悉，平台上线一周后，已累计收到来自湖北地区的用药求助信息超过14000条。据不完全统计，癫痫、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患者，以及重症康复期患者占求助比例的2/3。
京东健康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药品供应较为充足，能满足大部分慢性病患者的需求。“病人登记和提供相关证明信息，就可以直接在网上下单购买。如果在附近药房进行选购，会有专门的快递员马上派送药物，而选购的药物在其他省市的，也会立刻安排出仓发货。”
等药
根据《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二类精神药品一般每张处方不得超过7日常用量；对于慢性病或某些特殊情况的患者，处方用量可以适当延长，但医师应当注明理由。
由于国家对抗抑郁症药物有明确规定，许多患者并不能一次性购买大量药物，只能分批购买。但如今，这些救命的药却停摆在送达的路上，长达一周甚至半个月的快递周期使得患者不得不面临断药的风险，从寻药变为“等药”。
米粒较为幸运，在某平台下单一周后就收到了订购的药物。“当时小区已经封闭，我还担心拿不到药，结果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后，他们帮我把药送到家，拿到药的那一刻真的好开心，整个人才轻松了。”
而她在另一个平台订购的药物超过一周还未送达，“物流的状态每天都在变，发货后过几天又取消，变成重新发货，现在又变成了已经签收。”
淑芬的药还漂流在路途中。她在某互联网医院买到了所需的两种药，下单数日后，物流的状态终于显示为“发货”。
除此之外，湖北一些地区，特别是县、乡等，由于封路、堵路等原因，导致快递无法送达。任可也遇到不少患者存在这种情况，“邻近的患者会选出一个人，派他去快递点取回药物，或是拜托在防疫站工作的朋友，帮忙带药。”
京东健康相关负责人也坦言，由于疫情影响，各地管控政策皆有不同，物流的情况无法把握。“我们平台主要是信息汇总，现在也在平台上招募送药的志愿者，希望尽快可以把药送到患者手上。”
小夏在订购了药品五、六天后，物流显示还卡在南京。“各地尤其是湖北这边的物流都很慢，省内物流管控也很严格。物流的事情，我们永远很被动。”
在等药的过程中，小夏被迫开始减药。2月20日，当她拿到药后颇为开心，立刻在病友群分享了购药成功的过程。
在微信群里，有病友等了近一个月，还是没能拿到药，小夏一边出谋划策，一边安慰对方。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里，小夏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自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米粒、淑芬、张路、小夏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