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不需要通过出台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去驱动单一领域过快的发展
4月18日，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应邀与会观察者网新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圆桌讨论环节，张军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各级政府在经济工作中都讲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将精力过度投入于某一热点领域，很有可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在圆桌讨论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指出，如果我们将精力过度投入于中国经济的某一领域，很有可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一谈消费，大家就要看截面，看我们消费占比怎么样，去跟发达国家比。”然而张军认为，如果了解消费的演变，会发现其结构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有直接联系。
“在消费占比上，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背后反映的是所处阶段的不同。”
他举例说，当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以上，消费增长中最快的是服务性消费，而商品性消费相对比较稳态。如今的中国，可能正处于两个阶段过渡的时期：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努力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逼近。
那么，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面，“中国的消费占比一定会增长，而这种增长又主要由服务性消费所拉动。”
张军强调，“我们还得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我们拔苗助长，它对整个经济的其他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贸易结构同样如此。张军表示，如果我国把主要精力放到高附加值行业，也许能在某些领域有成绩，“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体制会出现大家都向其靠拢的情况，各个地方都去干同样的事情。”
张军补充说，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的状况下，两者会产生冲突。“如果各地都把主要精力拿去追逐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就业压力会更大。”
均衡，是张军这段发言试图强调的核心。他提到，“经济的各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人们普遍认为，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是未来产业格局的大势所趋。张军表示，人们对此“不需要太过焦虑”，政府也“不需要通过出台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去驱动单一领域过快的发展”。
“如果更多的资本都集中到这个领域，实际上会削弱我们整体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
“无论是促消费，还是提升出口附加值，我们最优的政策还是尽量确保连续性，让经济的转变不会因为政策的激进调整，造成一些断裂，欲速则不达。”张军说。
张军最新演讲：关于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中的自主性原则
2024年4月24日，以融促新·以智提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系列讲坛（第七期）在“东方蓝宝石”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作《关于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中的自主性原则》的主题演讲。
张军资料图。他首先分析了2013年来高层治理宏观经济的思路转变，特别指出了高层在治理宏观经济方面形成的基本共识，包括经济可能已进入中高速甚至中低速增长阶段的研判，在此基础上决定不再针对需求侧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主张未来相当长时期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思路。在经历新冠转段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结合起来的平衡与稳健思路。
他认为，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3-2015年间，随着我国经济贸易依存度和外汇占款的持续下降，内需规模快速扩大，高层对我国经济的运行做出了新的研判并重新评估了经济与金融风险，对治理经济的政策基调和范式形成新的共识，对宏观治理政策的选择越来越强调了连续性和稳健性，强调把防范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放在首位，强调把对短期波动的调控尽量收敛到经济的长期最优增长轨道上来。
在谈到宏观政策时，张军教授认为，由于我国坚持的宏观政策的取向与风格发生变化，更多坚持了自主原则，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不同步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张军教授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遵循的货币调控原则除了传统的泰勒法则之外，开始更多参考了Edmund Phelps教授的“黄金规则”（golden rule）和William Brainard教授的“缩减原理”（attenuation principle）。“黄金法则”为政策上如何更好协调经济短期波动与长期最优轨道的一致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缩减原理”则提供了关于不确定条件下如何确保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参考逻辑。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遵循了把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相结合的思路，体现出了货币调控政策背后更多“以我为主”的原则，特别是，在决定利率时，充分考虑经济运行和政策效果等各项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注重跨周期调节和跨区域平衡，在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和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尽量将实际利率保持在约等于潜在经济增速这一黄金法则水平上，由此使利率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要求相匹配，结合创新的结构性货币工具（如MLF、PSL等），总体上保持了正常货币空间和向上收益率曲线。
张军教授的演讲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年我们在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工作中坚持“稳中求进”的基本原则提供了背景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