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新经济学家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删改。仇保兴：“一带一路”贫民窟改造之中国机会——产能过剩与大国使命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一带一路”贫民窟改造之中国机会——产能过剩与大国使命。
一、产能过剩问题与所有制密切相关，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对产能过剩是有不同看法的
民企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不需要政府去帮助解决的。比方说某私人纺织企业多了两台缝纫机备用，很正常。产能过剩就意味着经济学上的沉没成本，而民营企业它可能愿意承担沉没成本，以应对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过剩是经营主体微观上的可负担成本，不需要政府关注与解决。我们要关注的是财政类的投资，这类投资要注重效益分析，如果是投资在过剩的产能上就是浪费，因为这都是民众的税收交给政府使用，应保证高效率。
产能过剩有时候就是产业的冗余，是产业韧性的一种特征。比如华为的“备胎计划”，备胎就是过剩，而且过剩的量很大成本极高，但是如果没有备胎，华为就会倒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产能过剩对全球而言是一种和平冗余，是可以应对全球的应急救助、灾后重建的和平冗余，是全球经济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一带一路”平民窟问题是全球性挑战
我们从国际组织，特别联合国人居署提供的数据来看，全球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贫民窟。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贫民窟人口还在增长，因为人们居住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2005年联合国的年度报告里就提出解决贫民窟是全球四大目标之一，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解决。
不同地区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口比例其实是很高的，特别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非洲地区。高比例的贫民窟成了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市病”，我们去过的那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提到贫民窟问题说100个总统都解决不了。
贫民窟环境恶劣严重到什么程度？建房子根本就没有用任何耐用性的建材，稍微有一点地震或刮大风房子整个就塌了。同时没有足够的居住面积，也缺乏安全用水，更缺乏家庭卫生设施，从而造成疾病蔓延和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
三、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贫民窟改造加基础设施，完全可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首先，贫民窟在全球的分布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理空间几乎是重合的，全球大部分贫民窟都存在于一带一路国家。
其次，与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城镇化阶段吻合。我国在城镇化接近30%的时候开始飞速发展，到了60%之后开始放缓。但我们的建筑业规模在城镇化高峰期是每年要建20亿平方米，相当于世界建筑量的一半。
城镇化到了70%以后，估计每年我国只要建8~10亿平方米的建筑就足够了。因此整个建筑业一半多是过剩产能，这与跟城镇化的阶段有关系，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些过剩的产能完全可以运用在一带一路的贫民窟改造上。
再次，与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港口、铁路、水利这些项目相比，贫民窟改造具有稳定性，因为许多住在房子的人都是老百姓。开展贫民窟改造，不会像电站、港口或铁路项目那样突然被新上台政府中止，因为其惠及到所有的人民，谁反对，谁就会失去支持。
此外，贫民窟改造可以带动新城的建设，同时带动高铁、高速公路、电力、水库、新能源、港口的建设抱团出海。
四、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贫民窟改造，拥有巨大的优势
首先，我们有丰富的生态城示范区建设经验。我国与新加坡早在15年前就合作开展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与德国、瑞典和法国也都开展生态城的合作。现在在三十多个国家开展了很多的低碳新城项目，下一步也计划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进行推广。
其次，我国拥有丰富的棚户区的改造经验和较高的装配式建筑水平。涉及到大规模改造时，装配式建筑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很迅速地建造完成整个社区甚至新城。像一些小高层新建筑，原本需要两年建设周期，用装配式实际上二、三个月就能建好。
同时，我国的绿色建筑规模在世界上已经处在第一位。绿色建筑是节能节水和室内环境友好的建筑，我们在这方面也拥有很大的优势。我国还有很强的微循环水处理设备，可以在节水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还擅长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海绵城市的建造。这一整套的经验和技术规范都可以在一带一路推行，可以大幅度地节省能源的消耗以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在一带一路推行贫民窟改造也存在一些挑战，我们需要面对当地法律文化、土地所有制、工程标准的差异、合同设计与执行和新城的运行机制等问题。我国参与了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新城的建设，包括埃及首都的建设，在这些方面我们做的应该还是非常成功的。
总而言之，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推动贫民窟改造加“XX”工程，XX工程就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库、港口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要捆绑在贫民窟改造上。而参加一带一路的贫民窟改造，可以拉动上百个产业和产品的需求。
大规模的基建能力既是“过剩”也是我国能对全球输出的和平力量，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共享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经验，绿色建造技术、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的手段。
提问：贫民窟改造、新城建设与“新三样”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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