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桂山抗日游击大队“白马队”队长谭生：献身革……_

珠海香洲区前山东坑村，普陀寺大门的左侧有一道夯土墙。人们或许很难想到这方梵音净土此前竟是浴血厮杀的战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凤凰山地区抗日的发源地。

1943年，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派遣谭生等8名武装队员进驻东坑村，组成五桂山抗日游击大队“白马队”，谭生任队长，冯培正任中队长。他们训练新兵，四打前山，夜袭翠微、南屏、唐家和香洲，打通澳门至五桂山的地下交通线，为大部队的补给和筹建抗日民主政权作出了贡献，也成就了谭生“白马队长”的赫赫威名。

白马队组建旧址东坑村唐家湾乡思馆供图

顽强正直的少年

谭生（1916-1992），原名谭文佳，香山县那洲乡人（今属珠海市唐家湾镇那洲社区）。村里人喜欢亲切地叫他“谭星”。

《白马队长》（冯锡銮著）一书中提到，谭生的父亲在上海一家洋行里当小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结婚，生下二男一女，谭生居长，取名谭文佳，“七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靠帮人做针线，有时往那洲附近的山上砍柴卖钱，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贫困的生活使得幼年的谭生颇懂世事，他白天上学，晚上帮母亲做家务，后来靠捕蟋蟀卖钱来帮助母亲维持生计。《白马队长》中记载，“一个晚上能捕捉十来只，到那洲圩廊去摆个小摊档，有时可卖得一元、八角……那时候，一角钱可买一餐丰盛的饭菜。”

平淡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谭生由于捕蟋蟀遭受乡长儿子不断上门侵扰，他被迫离开家乡到澳门寻求生计。到达澳门后，谭生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工作，他的任务是站在门口，一有顾客进门，就向顾客行个鞠躬礼，然后伸手推门，让顾客舒舒服服走进去。那个时候，谭生一天工作时间足足有14个小时，得来的报酬只有两顿饭，工资则是一分钱都没有。

一日，餐馆老板喝得醉醺醺，对一名侍应生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谭生见老板欺人太甚，一个跨步走到柜台边，拿起一瓶白兰地向老板掷去。随后，谭生一路向着关闸的方向飞奔，走到那洲家中的时候，已经半夜三更。次日，谭生母亲向邻居借来四角钱，让谭生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在香港，谭生在合众皮革厂跟随一名陈姓师傅学造皮箱。陈师傅参加过省港大罢工，那时他是个纠察队员，后来才到厂里做工人。陈师傅很受工人欢迎，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工人围着他，让他讲林则徐虎门销烟、筑炮台打红毛鬼等故事。相处近一年，陈师傅发现谭生讲话直来直去，凡事都站在工人一边，于是经常带谭生去逛工人夜校，在这里，谭生了解了“巴黎公社的战斗”“五卅惨案”“广州起义”等，还学会了唱《国际歌》。

1933年5月，合众皮革厂倒闭，谭生由陈师傅介绍到香港中华书局做杂工。它是上海中华书局的分局，中华书局工会委员会于1937年8月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第三特别支部设在中华书局，进行隐蔽的地下活动，谭生是工会委员会执行委员，曾任党支部代理书记。

上海沦陷后，1938年10月，广州也沦陷。不少人来香港避难或谋生，香港中华书局的人员变得臃肿，董事会召开秘密会议，定出解雇工人的黑名单，将参加过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委员、小组长以上的活动积极分子，凡是粤籍的工人，统统列在名单上，共计1230多人。

谭生得知此消息后，带领工人将董事长的别墅团团围住，后被夏国君劝回。夏国君是香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印刷工人出身，在工人队伍中威信很高。不久后，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大门口被警察包围，他们与工人对峙。这时，谭生带领百余名纠察队员，跑到工厂大门口将多名警卫人员制服，随后，各个车间都有一人举着红旗，指引着员工冲向大街。同时，各行业的罢工人员也一起汇聚。示威游行进行了一整天，10万人的队伍声势浩大。

当晚，中华书局大楼附近搭起了一座8层高的竹棚，用电灯泡组成“事关大众，死亦光荣”八个大字。

罢工运动愈演愈烈，其间，谭生还前往澳门，发动澳门各界人士声援中华书局工人罢工。经过多方交涉，罢工第五天，中华书局方面答应工会提出的要求，罢工自此结束。

1939年3月，一个春光明媚的中午，谭生等十几名中华书局的工人，在一间储纸的仓库里，向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入党。

那洲村风景宜人刘智鹏摄

白马长啸凤凰山

1940年3月，日军占领中山县境，同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对珠江三角洲武装斗争的领导，决定在敌后大力发展党组织和抗日武装。1941年初，党组织调谭生到中山县九区参加抗日游击队，历任珠江三角洲抗日第一支队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在此期间，谭生将原名谭文佳改为谭生。

1942年4月，谭生接受了“建立新那洲”的任务，回到离别多年的故乡。在这里，谭生着手发展民兵，建立地下乡政权，培养选拔了容渭滨为那洲乡乡长。同年，五桂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成立，谭生等人先后三次进入凤凰山区的东坑村，筹建凤凰山区革命根据地，但因敌强我弱而退回五桂山。

1943年初，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派遣谭生等8名武装人员进驻东坑村，8个人、7条枪、35斤大米，他们与该村坚持抗日活动的22名民兵会合，正式成立五桂山大队麾下的白马队，谭生任政治指导员兼队长，冯培正任中队长。

《白马队长》记载，自珠江三角洲等地沦陷后，凤凰山区周围的唐家、香洲、翠微乃至南屏、北山等地，都有日军、伪军等驻扎，如香洲一带就被敌伪军搞得乌烟瘴气，当地居民称之为“狗反之地”。谭生率领的白马队，就是在2000多名敌伪军的包围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他们以凤凰山为据点，白天练兵，晚上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打击汉奸，队伍很快发展为100多人。其间他们还举办了军政训练班，为五桂山游击大队输送了200多名同志。白马队采取东游西击、夜战近战，把敌伪军打得坐立不宁、闻风丧胆，立下赫赫战功。谭生的诗中写道“白马长啸凤凰山”，确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在谭生和战友们的努力下，凤凰山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开拓了新局面。

“父亲的枪法很好，是个神枪手，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悬赏重金缉拿他。”谭生之子谭援朝说，“有一次执行任务，父亲被特务一路尾随，危急时刻他急中生智，进入街角理发店，涂上泡沫，假装剃须，面对特务的盘查，他镇定自若，最终化险为夷，这样惊险的场面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屡见不鲜。”

1944年12月，谭生率部成功袭击驻前山的伪军、伪密侦队和伪警所。但是翌日清晨，他们遭到驻拱北日军的跟踪包袭，激战中，冯培正等十余名队员英勇牺牲。“冯培正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说，我父亲每次提起他就哭。”谭援朝回忆说，“冯培正本来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他又返回继续战斗，牺牲时就坐在一块石头上，拿着枪指着日本人的制高点。”谭生率领30余名队员从东坑转移到会同正坑村，是夜，因叛徒出卖，又遭到日伪军的包围袭击，白马队遭受严重损失，十余名游击队员血洒疆场。为摆脱驻唐家日军的跟踪追击，白马队撤回五桂山区与长城队合编，改代号为“马城队”，谭生担任指导员。1945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正式成立，司令部就设在五桂山。

1990年，谭生赋诗一首，怀念当年的峥嵘岁月：“东坑旧事梦魂牵，四十年前战火燃。珠海丹心青史在，高歌此日送前贤。”

五桂山抗日游击大队“白马队”抗日活动遗址香洲区供图

金戈白马立奇功

1945年初，党组织在澳门找到一部电台，让珠江纵队派人去取，司令员林锵云将这个重任交给了谭生。不过林锵云交代谭生，取电台之前，要先活捉“老鼠精”，一则为合作的见面礼，二则为澳门、香洲两地除一大害。

彼时，“老鼠精”的真实姓名已经被人忘记，人们称其“像老鼠一样可恶”，他是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的亲信。为此，谭生动员足足百余人侦查“老鼠精”的动向。在得知“老鼠精”在榕树头附近一家银行时，谭生带领5人短枪组，自己还揣着一颗手榴弹，来到榕树头附近，在银行二楼将“老鼠精”擒获。1988年的秋天，谭生再次来到香洲榕树头，随口吟诗一首：“酣战当年榕树头，生擒恶虎在香洲。鸿来燕去流光转，屈指如今四二秋。”

谭生活捉“老鼠精”的消息传开，变成了一则“爆炸新闻”，引起街谈巷议。而澳门警方人士对谭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白马队长》中记载，“澳葡政府的侦探长慕拉士竖起大拇指说：‘谭生他真是了不起，我一定要请他来澳门见见面，跟他交个朋友’。”

谭生在澳门的盛名为他执行取电台的任务打下非常有利的基础。谭生伪装成商人掩人耳目，拿到电台后，12名日本特务包围了酒店，但借助澳门相关势力，谭生得以离开澳门。在从凤凰山回到那洲的路上，谭生不断遭到日本人的追杀，在群众的掩护下，谭生最终安全地把电台送到五桂山。

在电台的帮助下，无形的电波联通了四面八方的抗日部队。谭生和他的战友们粉碎了敌人“清乡”“扫荡”和“十路围攻”等，清除了海上交通的路障，从此珠江口一带，东至蛇口、南至澳门、西至番禺的海上交通航线，畅通无阻。对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和东江纵队的联系乃至澳门的统战联系等，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5年9月2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随后，谭生也接到了新的任命，在去支队政治处报到的途中，谭生路经冯培正等十几位烈士的坟前，把预备好的香烛插上坟头，向着坟墓三鞠躬。

谭生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供图

鞠躬尽瘁为人民

离开凤凰山区后，谭生与妻子容耀华到达宝安县大鹏半岛葵涌集中，1946年6月30日，参加“北撤”，启程前往山东烟台。不久，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校学习，被编入华东野战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谭援朝回忆，谭生还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父亲说当时挑选营级干部，要求枪法好、对党忠诚；顺利入选后，他负责天安门附近的安保工作。”谭援朝表示，“父亲每次提起来，都很自豪。”

1952年6月，谭生转业到重庆市，先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业管理局副科长、重庆机器技工学校副校长等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长时间蒙受不白之冤。“父亲那时正值壮年，他又是宁折不弯的性格，但他很乐观，经常教导我们要相信党。”谭援朝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还是一心为群众服务。”

谭生一家在重庆留影谭援朝供图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饭堂时发现，一个饭堂要供几百人吃饭，工人们洗番薯是个辛苦活，尤其是冬天更加难熬。他发明了一台自动洗番薯的机器，他画好图，就找木工师傅去做，帮工人们解决了大难题。后来我去饭堂吃饭，父亲还指着机器跟我说是他发明的。”谭援朝回忆，“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动，在他最低潮的时候，还想着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