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观鼎
在我们共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迎接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里，新的一批《澳门文学丛书》出版了，这件值得澳门文学界庆贺的事，也为“双庆”增添了不少喜气和喜色，真可谓喜上加喜。
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澳门文学丛书》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22位作者的20部作品，由澳门基金会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合作，于1999年11月出版，是为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献礼。
第五批“澳门文学丛书” 作家出版社 2024年
这部分共分为小说、散文、诗词、评论和青年文学等五卷，较全面地反映了上世纪80、90年代澳门文学蓬勃发展期的面貌，成为澳门现代文学自30年代肇始以来最大规模的制作。
《丛书》第二部分包括68位作者的79部著作，由澳门基金会与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基金会通力合作，分五批先后于2014年8月、2015年6月、2016年11月、2019年6月及2024年11月隆重推出，意在勾勒回归25年来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并展示其丰硕艺术创获，建构之大之精，至为可观。
披阅《澳门文学丛书》，一种浓郁的诗化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
其间充盈着向古典和传统致敬的意味，又不乏对立体感和现代性的思考和追求。老、中、青三代作者在这里集体亮相，展示着澳门写作人“求真、向善、尚美”的艺术倾向。
老一代如何呈现深沉稳重、淡定冷静的风骨，中生代如何致力于创作转型和审美追求的嬗变，新生代如何显示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大胆创新的锐气，整整三代人的创作状态和心理投射，或隐或显，在作品里大致可见。
从某种程度上看，《澳门文学丛书》对澳门30多年文学书写的梳理，既是对小城文学历史的归结，也是对现实和未来的静观；其归结固然带有一种回望的深情，而静观更具有现场感和前瞻意识。
厚重的《澳门文学丛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一个有力的证明。尽管澳门文学还没有产生一流的作家作品，但坚实的基础已经奠定。
只要打开《澳门文学丛书》，看一看内里涌动着的生活激情和书写激情，感觉一下那种急于表达人生幸福与痛苦、理想与挫折、矛盾与困惑的欲望，那种甘愿从事十分艰苦的语言劳作的用心，那种向着精神高度和深度不断进取的追求，那种因长期执着而升华为文化自觉的境界，我们就会对此深信不疑。
在此，我想重点谈谈《丛书》体现的文化自信。
事实胜于雄辩。澳门回归25年来，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生祥和，百业俱兴。
按照中央关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指示精神，澳门已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其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推动城市发展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已成为澳门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特区政府施政的宏伟目标。
所谓“世界”，不仅是一个空间范畴的概念，而且是一个质量、等级的概念。这里“世界”的含义，就是从城市设施到人格素养，全面体现人文关怀的“高品位”“第一流”。
所谓“中心”，就是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占有突出地位的所在，而这个所在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和体现，应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历史穿透力、文明渗透力和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个崇高远大的目标，它连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取得的累累硕果，在小城唤起了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建设澳门的使命感，大大坚定了澳门文学的文化自信。而《澳门文学丛书》的出版，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数百年来，澳门虽曾长期为外族所占，但澳门儿女还是凭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对传统文明的努力传承，保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诸如淳朴善良的民风、平和自觉的心性、孝亲助人的操守、爱国爱乡的情怀等，早已融入人心，并作为深固的文化基因，贯穿于澳门文学发展过程，成为广大作家建立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如是，在为数众多的澳门文学作品中，不论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生活场景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论情感方式和叙事方式多么“个人化”“特殊化”，其间总会闪现出一个中国书写者的笔墨精神，中华文化始终都是其言说依据。
这就是澳门文学的“根性”或“DNA”，故事是澳门的，审美精神底色则是中国的。
澳门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内在结构的多元化以及由此体现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精神。
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在澳门共处一隅而相安无事，真正做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澳门人一向以此为“荣”，以此为“幸”，对中华文化在这里的延伸和扩展充满了自信。
这种历史影响和文化积淀，培育了澳门文学真挚、平和、温婉、包容的品格，虽然所呈现的有许多生活情景“戏”，却也都是由外物回到内心，发自心灵深处的歌吟。
澳门文学的文化自信，让它的生长和发展过程，始终充盈着一种难以遏抑的书写精灵，一种不绝如缕的诗意执着。
让它的书写者在精神家园的守护中，在自我实现的吟哦里，以一种可贵的人文气质和哲性思考，抒写生命体验，同时进行灵魂拷问。一面开放心性，一面自我启蒙；一面深情呼唤，一面真诚倾听。
我一直认为，澳门为数众多的诗人、作家，有两点值得称道。
一是从未因金钱而喑哑了自己的歌吟，糟蹋了手中的笔墨。
他们尊重资本，但不屑于做金钱的奴仆；他们冀望畅销，却不肯为此而媚俗。他们拒绝精神的降解，在精神贬值处张扬精神价值；他们拒绝消费主义怂恿，于物欲喧嚣中坚守文学本真。
二是未曾在五花八门的“浪潮”前花过眼、晕过头。
现代“零度写作”的寒流，冷却不了他们生命探索的热情；后现代“深度消失”的喧嚷，窒息不了他们价值关怀的良心。
女性写作浪潮汹涌之际，澳门女作家却没有“听风就是雨”，跟着表现强烈的“反叛”情绪；也没有陷入写作误区，什么个人隐私的自然主义展示，什么女性屈辱的虚假历史的任意编织，什么玩浪漫、玩语言、玩技巧的低俗套路呈现，等等，均未成为澳门女性文学的创作取向。
在网络文化大发展、大众文化大崛起、大众传媒日益娱乐化，文学被“游戏化”“妖魔化”，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令人无所适从的时候，澳门的批评家却坚持着对文学应有的尊重、中肯的评骘和充分的肯定。
在澳门批评的语境里，没有文学的负面新闻，没有肆意放大的批评声浪，所谓“酷评”流行不起来，“骂评”更难以引起共鸣，市场经济时代的畸形文化心理在这里找不到它的市场。这不是一个文化奇迹么？
经验告诉我们，坚定的文化自信，要处理好共同性和个别性的关系。
就澳门文学而言，其个别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文化特点，如中西文化交融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二是个性化写作从生命与感性出发，凭借个体经验去解构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创造风格和形式。
尽管澳门文学的这些“个性”还不算成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从《丛书》来看，毕竟呈现出一种“求真、向善、尚美”的审美原因。
惟其如此，个中积极成分也就成为小城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而活跃的因子，值得肯定和鼓励。这些年澳门基金会与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就是澳门写作人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鲜明标志。
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一种认同、一种情感、一种担当。
记得王蒙先生曾经这样推介澳门文学，他指出，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这种纯业余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热爱，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
惟其如此，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恳切的，流淌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
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
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在物欲喧嚣、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多媒体面前，学问、智慧、理念、心胸、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并没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
王蒙先生多次莅临澳门，热心传授写作经验，指导文学创作，他对澳门文学的评议可谓知心贴己之语。
澳门文学在坚定的文化自信里，保持了自我，而保持了自我，也就保持了“个人话语”的纯洁性和自由度。
如是，“自我”成为澳门文学言说的起结点：述录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体验，展露自己的良心，抒发自己的性情。
而在说给别人听之前，先要说给自己听，过了“自我”这一关。在文学已经相当普遍地被边缘化的今天，澳门文学走向了自己的中心，守住了文学的本真，这是何其难能可贵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