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释放政策信号网约车或转化为高端出租车
兰州、济南、北京等地或将出台比《暂行办法》更具体且严格的规制内容，比如总量控制、定价政府调节优先等。9月11日举行的网约车政策法律研讨会披露，苏州、上海等地主管部门或将网约车限定为本地牌照，或将网约车驾驶员限定为本地户籍。
随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将自2016年11月1日起实施，网约车进一步正规化、监管化将成为必然。
此前公开报道披露，兰州、济南、北京等地或将出台比《暂行办法》更具体且严格的规制内容，比如总量控制、定价政府调节优先等。9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网约车政策法律研讨会披露，苏州、上海等地主管部门或将网约车限定为本地牌照，或将网约车驾驶员限定为本地户籍。（21世纪经济）
点评：随着各地的政策出台，网约车逐渐被监管政策管的半死不活，成为第二类出租车，甚至成为高档出租车。自由的精神及打破垄断，让利于乘客的时代将成为历史。随后将有更多地方出台类似的政策，挽救出租车行业，打压网约车行业。
资本寒冬市场不再支持烧钱模式e袋洗平台计划搁浅
互联网洗衣公司e袋洗由荣昌集团董事长张荣耀创办，而后，曾在百度O2O部门工作的陆文勇以创始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从2013年开始，这家公司就在尝试用互联网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从开始的O2O互联网洗衣项目，发展到小e管家家庭服务平台，再到后来缩小业务范围专注洗衣服务，e袋洗的发展就像是互联网O2O行业的缩影。小e管家下面最大力投入的私厨共享项目“小e管饭”仅经营了两个多月，就遇上了政策鸿沟。这种邻里共享饭菜的模式不符合食品经营管理办法，导致e袋洗不得不砍掉了私厨共享这块业务。（界面）
点评：E袋洗原来有这么多战略转变。政策打击“厨房共享”的影响力如此大，还是借口？必须专注才可能成功。现在的专注战略应该是对的。资本逐渐进入冬眠状态，尤其在经济发展缓慢阶段。互联网思维的烧钱模式，逐渐受到质疑，且越来越不受资金支持，逐渐降温。突飞猛进后短暂的回落及调整，进入务实阶段，互联网烧钱模式进入大考阶段。
土地增值分配差距拉大农民征地补偿跟不上地价上涨
从1999年至今，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累计已近30万亿元，这里面地方政府拿走了多少，被征地的农民又分到了多少？
这涉及到“土地财政”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土地的增值收益是如何分配的？所谓土地增值收益，就是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或者增加开发强度而新增的纯收益。
一般而言，土地出让总价款在减去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土地开发费和相关业务费等五项费用后，剩余金额就是土地增值收益，它包括支付给农民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也包括政府收取的各类税费和获得的出让金纯收益。
根据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2008年的一项研究，以全国土地出让为例，1995年全国每公顷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为66.1万元，其中政府获得47.2万元，集体和农民获得18.9万元，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为2.5：1。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扩大到9.7：1。（第一财经）
点评：农民失地，但是收益极低，基本以最低价征购，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等。虽然部分土地收益有明确使用范围，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均无使用范围，且大多数在监管之外。各类交易盛行，资源浪费严重，城市古建筑损毁严重，保护基本无从谈起。
四大根源致东北生育率低下
东北三省总和生育率排名在全国排倒数，仅略高于北京和上海；在生育意愿调查中，东北人生育意愿全国最低，而且是最不愿意生二胎的。这样的生育现实，直接导致了东北人口结构更加突出的高龄少子化，并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东北人不愿意生孩子？《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经过实地走访和采访人口研究学者，从生育政策、城镇化、养育成本、宗族意识四方面进行解读。
先来看看东北的生育率有多低。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的生育率仅次于北京市、上海市，列倒数三到五名，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0.74、0.75、0.76。
根据《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华中南地区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08个，西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都在1.94~1.95个，而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仅为1.76个。（第一财经）
点评：东北经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外流及生育率下降引起的经济不景气，而东北已经进入我国生育率极低的地区。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究竟有多大？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热点问题。中国最重要的一项试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就是举世闻名、前无古人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即人均GDP 增长）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必然的关系。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呢？简单地说，随着一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需要抚养的儿童占人口的比例会下降，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上升，这时候，即使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人口的产出）不变，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产出都会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上的好处可以称为“直接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可能会上升，社会上能够用于固定资本投资以及教育投资的钱也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称为“间接的人口红利”。不过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最终会导致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使得抚养比停止下降，转而上升。事实上，中国在2013 年已经到达了抚养比的最低谷，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开始转为所谓的“人口负债”。
在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产生通常归功于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但事实上，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生育率已经开始大幅下降，而很多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同样有显著的下降。
所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现在放开了生育政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不见得就会有显著增加，甚至还可能继续下降。（中国企业家）
点评：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因素，尤其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作为必要条件。计划生育的积极作用被过分夸大，消极作用被无限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