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举贤不避官”，将2022年的花冠授予了包括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三位经济学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为了映射或指引当下的经济现实而颁，却对启发和激励现实世界走出当下困境不无裨益。三位经济学家的学术成果共同奠定了现代银行学的基础，并拓展了市场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央行所扮演作用的认知。他们解释了为什么避免银行破产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也分析并提出了如何通过稳定银行系统、规范金融市场从而应对金融危机。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当下的重要启发在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史诗级的金融市场变化，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有所作为，唯有有效引导市场预期、避免流行性黑洞、时刻保有政策行动的勇气，才能在复杂环境中，避免经济金融风险失控，进而爬坡过坎、行稳致远。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共奠现代银行学基础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授予了本·伯南克（BenS.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及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H.Dybvig）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银行系统和金融危机领域作出的杰出研究贡献。伯南克是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代表，曾任美联储主席，主要研究领域是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及经济史。道格拉斯·戴蒙德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戴蒙德·迪布维格模型（Diamond–Dybvigmodel）的提出者之一，他专门从事金融中介、金融危机和流动性的研究。菲利普·迪布维格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资产定价、投资组合和公司治理（银行业为主）。三位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贡献是帮助人们广泛理解了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私人金融机构）在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现代银行学的基础是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迪布维格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共同奠定的。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且共同的发现是解释了为什么避免银行破产对金融系统和经济运转至关重要。具体来说，三位经济学家以现代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作为出发点，通过探究现代银行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影响（比如银行破产将加剧金融危机），分析并提出如何通过规范金融市场和完善银行中介制度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各类风险。
围绕金融危机的具体研究发现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一个均衡利率水平，使得储蓄刚好等于投资。在经济运转的过程中，储蓄必须投入到投资当中。但储蓄和投资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冲突：储户通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偏好，因此希望可以更快更便利地获取流动性（资金），而投资方（主要指企业部门）则需要随时清楚他们何时需要对债权人进行偿贷。道格拉斯·戴蒙德及菲利普·迪布维格在1983年最早提出了解决方案，他们认为银行可以充当储户存款的中介。通过银行信用背书，一方面储户可以及时提取资金，而借款人则可以通过银行获取长期稳定的贷款。不仅如此，道格拉斯·戴蒙德认为银行及其相关部门可以设立评级系统来评估借贷人双方的信誉，这将降低因资金来源不明或贷款无法偿还带来的信用及债务风险。在给出解决方案的同时，他们指出了银行可能因为对资产与负债管理不善导致大量储户涌入银行形成挤兑。一旦银行出现系统性风险，政府可以以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与戴蒙德及迪布维格不同，伯南克从一个更加宏观和历史观的层面出发，通过探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形成的动因，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如何最终造成了人类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伯南克在1983年发现1930—1933年的金融动荡会降低资金在配置过程的效率。具体来说，金融动荡会导致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中介功能显著降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隔阂将大幅提高，这将导致市场无法根据价格对信贷进行有效配置。信贷配置有效性较低和信息隔阂直接导致更高的资金成本，从而抑制总需求。尤其是当面临温和衰退时，银行会提前削减贷款和调整风险投资。这将有可能将温和衰退转变为严重的萧条。通过吸取“大萧条”时期的历史教训，伯南克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应该遵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而是应当向市场提供合理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在流动性紧缩的背后，伯南克进一步发现货币紧缩带来的冲击会通过本国的金本位制度向其他国家进行传导。因此，金本位制度是导致大萧条的根源。相比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伯南克跳出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框架，试图从金融学和管理学角度观察金融危机的发生。伯南克指出企业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现金流和高资产净值是影响企业融资的两条重要渠道。一旦企业现金流和高资产净值受损，这将传导影响企业内外部融资的成本，最终造成金融市场波动。当一国的金融体系愈发不完善时，中介代理成本越高，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效应就越大。在1999年，伯克南进一步将该发现总结为“金融加速器”（TheFinancialAccelerator）理论并对其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数学验证，最终将该理论纳入了新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下，这便是著名的“BGG模型”（Bernanke[1]Gertler-Gilchrist）。可以说，“BGG模型”进一步在理论层面支持了大央行主义对经济和金融干预的必要性。“BGG模型”指出央行不仅仅通过利率对经济部门的收入产生影响，而且也将通过金融加速器影响企业的净值和现金流，这也是为什么当今欧美央行普遍将金融稳定性纳入其货币政策框架中。
对全球与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给予当今社会的启发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创新及对微观世界的具体认知上，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则更多地从实际贡献出发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首先，现代银行学的基本框架亟待重新构建和完善。通过研究“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的背后逻辑，伯南克发现了近几十年来全球市场因结构性因素的显著变化导致传统经济周期波动性正在出现显著下滑，这使得传统货币及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下降。正如伯南克所言，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劳动力结构失衡、资本边际效用下滑、贫富差距拉大及创新时滞等诸多结构性因素的显著影响。叠加疫情及地缘动荡的持续冲击，旧的银行体系和传统宏观政策框架亟待变革。后疫情时代下，如何重新定义银行在市场中的角色，如何通过银行中介创新和建立更有效的信息交互系统及如何制定新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框架以提高银行的信贷配置效用，这将是避免全球可能再度陷入长期萧条的关键所在。
其次，站在历史的对立面，需要重新反思低利率政策的深刻影响。基于伯南克的经济思想，全球大部分央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普遍采取了零（或负）利率政策（量化宽松）以对抗长期低迷的通胀和劳动生产率。伯南克本人也曾为其“直升机”撒钱的方式进行辩护：“人们知道通货膨胀会侵蚀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因此，制造一些通货膨胀符合政府的利益。”然而，今天的情况似乎正在跟历史开起了玩笑。在疫情和地缘冲击后，全球央行正在竭尽所能地与高通胀进行“斗争”。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前通胀不仅仅与供给端所产生的问题息息相关，同样的，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推升通胀的核心原因。长期超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欧美债务扩张及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这对当今全球地缘矛盾和社会内部分裂埋下了导火索。面对历史的交错，我们不仅仅需要在新的环境下思索新的制度框架创新，也需要通过回顾历史以便从过去的政策积弊中寻求新的反思。
最后，学会打破思维定式。宏观经济学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越走越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长期被禁锢于固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很多学者在宏观研究领域中往往过于追求完美数学模型下的最优解，而忽视了更大的视野和更小的细节。我们认为，打破束缚突破思维定式不仅仅可以从方法论的创新入手，也可以主动从不同学科领域寻求灵感。正如伯南克一样，经济学家不仅仅需要学会以历史观的思维洞察现象背后的逻辑，也需要结合新知（例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从不一样的角度和层面丰富自身的逻辑认知，而这恰好是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的摇篮，也是现实世界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理论希望。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