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未来城市金融文化的地标 ——访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打造未来城市金融文化的地标 ——访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2020年06月15日 16:35 中国金融

文 | 《中国金融记者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专访,记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您开始在天津创办金融博物馆,到前不久新开办了湖北线上金融博物馆已经十年多,是什么动力促使您办馆不止的?再过十年,您的金融博物馆群会是怎样的一番图景呢?

王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访问了美国金融博物馆。从这个侧面可发现美国的强反思力。博物馆可以按每天,每时每刻地来再现危机全过程,有点儿“痛定思痛,危机兴邦”的意味。我觉得,它们这些手法是我们传统博物馆所不具备的,我们一般是展出几件远古物件,其传达出来的意思很单一。而它们通过声光电影的方式展现了复杂的金融现象和历史,可极大地丰富其理念和知识。我决心在中国创建这样一个面向大众的公益博物馆。我们学习了国内外相关博物馆经验,设计了诸多独特的金融场景和主题。2010年,博物馆开业后得到了业界积极反馈,许多城市都来邀请我们去建馆。

今年是中国金融博物馆创建十周年。十年来,我们陆续在天津、苏州、北京、上海、沈阳、香港、宁波、井冈山、成都和郑州建立了不同主题的11个实体博物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又建立了线上武汉金融博物馆。

严格来说,所有的博物馆都不是事先计划设计出来的。一开始,只是个人愿望,希望能够建一个,后来,大部分博物馆都是根据不同行业的需要落成的。期间,我向“80后”“90后”学习了很多。他们喜欢什么、关注什么,他们提出了什么新要求,我就跟着做出来,并非我来主导。必须承认的是,每建一个博物馆,都是一场战役,需要诸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和付出。

博物馆能走到今天,首先,与观众的热情分不开。武汉金融线上博物馆3月18号开业,正处于疫情关键期。当天武汉金融线上博物馆700万人上线。这样的热情无法不激励着我热血沸腾地去办馆。其次,与金融家和金融圈朋友的支持分不开,创设初期,吴晓灵和刘明康等金融界领导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再次,与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第一个博物馆在天津落成,当时天津副市长崔津渡和金融办主任陈宗胜等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北京建互联网金融博物馆时就获得了北京金融局书记霍学文自始至终的支持。地方政府还给予了很多具体支持,比如提供免费空间、开展各种活动等,帮助我们建立起品牌,才有了后来很多机构的加入。就这样,一步一步,我们从零走到了今天全国12个博物馆的布局。

未来十年,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金融博物馆”能够落地。目前的12家博物馆都是在当地注册的,就是说都是属地的,比如天津金融博物馆、上海科技金融博物馆、北京金融科技博物馆等。现在,我们才做了十年,希望有一天,“中国金融博物馆”能够落地。

记者:请您谈谈这些金融博物馆与传统的博物馆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王巍:与传统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的创新之处至少有以下五点。一是突破单一,调度一切科技手段。从博物馆1.0到博物馆2.0,在中国传统的等级体系下,金融被排到最后,因此,除了一些票证和钱币外,很少有遗存文物。多数传统博物馆以相关藏品的收藏与展示为核心,我们则以声光电影和场景设计并提供公共活动功能为定位,来展示相关的金融知识。二是摆事实,不空讲大道理。博物馆是平等地与观众对话讨论。将好的金融观念、人物和事件条分缕析,按时间逻辑客观展示,还原一个历史坐标和场景,启发观众的兴趣和思考。三是立足当下,参与未来。历史总是在不断被重新发现,博物馆应该能准确地定位当下坐标,同时,更重要的是参与未来。厘清观念、发掘人物,再现事件,这样一个动态的博物馆需要始终把握时代脉搏,贴近前沿。四是跨越时空、多维度展示。金钱、历史、未来、艺术,纵横交错、自由穿梭,这样才能有穿透对金融生态的理解。我们每年要举办百次以上的相关论坛、讲座、下午茶和艺术沙龙,让大众理解,金融是我们的朋友,是现代文明的要素。五是坚持免票,公益运营。博物馆运营是市场化的。我们从不收取门票或者其他费用,这大幅提升了流量。超过400万人莅临博物馆,超过5000万人了解金融博物馆的品牌。博物馆在金融界、企业界和教育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商业赞助和支持参与我们的公益事业,使之成为国内少有的不依赖门票和财政经费而发展壮大的博物馆。

记者:我们最早关注的金融科技、区块链、大数据等还真是从金融博物馆开始的, 这也是博物馆立足当下、参与未来的功能拓展吧?

王巍:近十年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疾风暴雨般地进入金融领域,不断扩展金融职能,也不断颠覆金融结构。以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改变了金融业专属提供服务的传统,赋能大众生活与企业产业链。2014年,我们创建了金融科技博物馆,2015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这个中心非常活跃,在全国有七八个研究点,至少一两千人通过博物馆进入这个行业。比如,我提议并参与创建了拥有50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全球区块链商业委员会(GBBC),带领中国区块链代表团四次远赴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通过向年轻人学习,理解未来金融的场景。这不仅是金融制度与市场的改革与演进,更是金融观念的再启蒙。

亲历中国金融的市场化、全球化、科技化和人性化的四次启蒙,我深切体验到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相依存和成长,也真正理解了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与坚定的文明进步取向。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也是启蒙的真谛和价值观所在。我们这代人求学期间接受的金融教育往往只站在监管角度用审视的眼光,经历了市场化历练之后,我更强调现代个人与家庭的“财务安全、经济自由和享受快乐”三个要素,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环境下,不忘初心,回归当代金融文明的本质。

金融启蒙、金融创新和丰富价值观,这三件事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也依然带给我未来不断学习和思考的动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机遇,如何应对挑战和转变,这是每一代人必须面对的题目。不断演化与丰富的视野、格局和人生态度将左右自己的行为,因此,保持警醒和持续学习就是人生的意义。当然,价值观不能简单移植和悬空,要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应用场景。在坚定全球一体化大趋势下,拥抱社会与科技的创新,积极理解并接受下一代人自由选择,保持活力与兴趣,在工作之余,大量读书、旅游越野和广泛交友等都是人生的重要内容。

记者:金融博物馆也是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交流的场所,在这里召开了很多国内外著名金融家的对话论坛,请您谈谈金融博物馆保持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王巍:我们成长在改革与开放的时代,对内改革传统体制,释放市场能量;对外全面开放,与多级市场对接实现资源流动。现在似乎习以为常的金融的便捷服务却贯穿了一代人的奋斗与拼搏。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坚定地看好未来的改革开放。每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都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会暂时放慢脚步,调整方向,这都有可能,但是全球化大方向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文明和科技的进步不可逆转。相信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这批人,享受科技进步、享受全球化的这些人一定会去继续往全球化这个方向走,不会倒退,不会闭关自守。另外,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已与全球密不可分。

金融博物馆在国际化的视野中诞生,又成为金融开放的推动者。我们这个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在学习美国金融博物馆基础上诞生的,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和几十家全球相关的博物馆都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视野和格局。这个格局不会改变,我们今天无论做哪一个博物馆的展览、每一个项目都是要符合全球化和开放精神的,这才能够推进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博物馆必须有全球化视野。成功借鉴各地一整套先进手法,博物馆功能被大大提升,增强了人们对金融的认知深度。前面谈到,中外博物馆最大的区别是“观念性”上的区别,观念性博物馆主要是通过事件、活动、培训,通过一系列的金融仪式感,制造一些新的场景,来使得金融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发达经济体的博物馆基本上都按这个方向,“理山造水,制造事件”在馆内小空间里再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大事件。经过十年的努力,金融博物馆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因此,国际同行对我们的评价很高。总之,把金融文明推得更高是全球金融博物馆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记者:金融博物馆在培育市场参与者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以及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巍:没错,我们一方面要提升警示类风险,保护老百姓的金融安全,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这是所有博物馆都要做的一件事。另一方面,博物馆还要支持创新,因为金融不创新就不能发展。所以创新和风险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个平衡很难在概念上来讨论,是在一个个案例展示的动态中把握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主要是对社会普及金融,说明金融是把“双刃剑”,让大家知道这两面性。人们了解这些信息之后自己做出判断。防范金融风险不仅仅是监管部门的工作。我们和全国各地监管部门都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做了大量打击非法集资债的展览,收效甚好。另外,我们也与一大批金融创新者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通过大量活动帮助他们推动金融创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博物馆应该承担的使命:建立一个公众平台,让大家有一个平等学习和对话的机会。

比如,2014年,我们就在博物馆里面讨论比特币, 2015年我们就开始创建了区块链中心,举办了各种系列的讨论,凝聚了一大批思想活跃的人在博物馆的平台上研讨,当比特币、IC0空气币诈骗时,我们在人民银行等机构发文之前就提出了警示,动员业界不要发空气币,不要搞非法集资。为此,北京金融局对博物馆进行了肯定,这就是一个博物馆的作用。

记者:开设在各地的博物馆契合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定位,融入并推动了当地金融业的发展,请您谈谈主题选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巍:我们的每一个博物馆都是主题博物馆,主题的形成也是一个应需而生的过程。比如,苏州为什么叫基金博物馆,因为我们在苏州的活动主要是推动基金业的落地,我们连续召开了六年中国基金年会,一呼百应,聚集起非常高的人气,进而就建立了一座基金小镇。这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好评。

在不同的地方就适应当地的需求,一地也可以有两个主题。比如在北京,西边是金融科技博物馆,东边朝阳区建立了国际金融俱乐部,把外资金融机构中国区代表邀请到俱乐部里来定期讨论怎么让朝阳区成为更具全球化的聚集地。

有时候,主题也会因时而变。比如,四年前我们在上海建立了并购博物馆,因为当时上海普陀区定位是并购集聚区,还把博物馆周边变成了并购广场,希望能吸收并购人士,后来果然凝聚了一大批并购机构,对并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19年,因为定位转型,普陀区配合上海进博会重点要搞科技金融,这样我们也跟进转型,在区政府的支持下,我们转成了科技金融博物馆。这一变,普陀区担当了上海金融下一步开放的排头兵重任。至于并购博物馆挪到哪里,或许会挪到成都,因为那里是西部经济开发中心。

最后,再呼应你关于下一个十年目标的问题。做了十年,我们的境况应该说是能够维持发展。一旦有需求,我们应变扩张很快,当然也有收缩的可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金融博物馆市场存在一天,我们就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一天,至少这十年我们填补了一个民间办金融博物馆的空白。下一个十年,我们希望继续把博物馆打造成当地金融文化的地标,这也是我们不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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