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献给曾宪勇连续组织7年的媒体人京郊聚会
1. 写之前，问自己：这值得写吗？我配写吗？我知道啥？我不知道啥？读者想看啥？到1999 年，我已写出《知识英雄》，也写了很多关于联想的故事，联想董事会由此做出一个决议，让我来写《联想传》。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此前，《联想为什么》一书卖得非常好，联想公关部告诉我：你写《联想传》，会比《联想为什么》卖得更好，联想也会动用很多资源推广这本书。
都谈好后，我就开始做采访了。那些平时不接受采访的，像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也接受了采访。后来，突然出了一件事情，《计算机世界》刊登蒋胜蓝长文，爆出柳传志和倪光南的矛盾，掀起轩然大波……1999 年底，联想停了《计算机世界》所有的广告，几千万规模。我们去和联想沟通，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那时，我跟联想的关系很融洽，《联想传》继续进行，我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干这个事。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了一下，决定放弃写这本书。匪夷所思吧？当时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眼看要写出来了。我为什么放弃呢？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我要写的、该写的、有价值的，我已经写完并发表了了，那还写啥？我骗不了自己。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联想提了一个需求，在书中把联想拔高到代表中国民族企业的高度。这不是写一个事实，而是要写一个观点，这事我不会，也不愿意。
写任何一篇文章，我都会扪心自问：我有没有新的东西要告诉读者？我能不能讲的更简单或更有趣？若纯粹为了赚钱而写，我觉得还是不写为好，因为写作一直不是很好的赚钱方式。
2. 标明文本类型：新闻事实、观点评论、小说虚构。不写夹叙夹议的综述。我最讨厌“夹叙夹议”的综述，一边写事实，一边讲作者的观点，读者有可能分不清楚哪是事实，哪个是作者观点，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有可能会隐藏或夸大事实，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华尔街日报》报社有两个门，是因为新闻版和评论版的两拨人不能从一个门进，他们之间也不能沟通。评论版和新闻版的文章要在版面上要严格分开。这就给读者一个鲜明的第一个印象：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可以争论；但事实是事实，不是观点。而我在大学时，新闻写作老师教我们：最高级的文体是综述！这样，新闻就很有可能变成了一个议论文，先有观点，再围绕观点再去找事实。
3.整理录音是还原事实，唤醒灵感的过程：我做采访必录音，我的写作特别简单，第一步是整理录音，我需要一天到一天半整理录音，当年我用坏了五个录音机，我要听三五遍才能逐字逐句打出文字。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事实有了更深入理解，能听出当时未留意的弦外之音。此时，灵感就会产生，这个灵感其实就是文章切入点和由头。接着，我会拼劲全力写开头，只要写到500字左右，这篇文章就有魂了，这个魂会带着我自然地往下写。
写作是作者带着读者对未知进行的探索，不必完全想好再下笔。当你长时间地诚实地面对事实后，你就会有灵感，文章就会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会自己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状态，你抓住这个状态的时候会写得很顺。在很顺的时候，我大概一两天就能写完七、八千字的文章。
4、删除不含信息量的句子。写完文章之后，我会删掉那些废话。文章并不是字越多越好，而是字越少越好。删掉没有信息量的句子。 能用三句话讲清楚的用了三段，我觉得这是不诚实的表现。日本的新闻媒体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很多新闻就一个标题，没有正文，讲清楚了，就到此为止。
有一些哲学书我读不懂，我会去看日本人写的对原作介绍的书，日本人有本事，将枯燥复杂长理论用简单的小册子讲清楚，每句话都尽可能包含更多的信息量。我要学一个感觉特别难的东西，我一般都用日本的教材，写得简单。
5. 规范的中性平衡＞你的客观。客观是不存在的。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我写完后，会故意找跟我的观点相反的事实。这一点是我跟维基百科学的，维基百科把中性作为编辑任何词条重要的规则之一，甚至是没有之一。比如编辑一个比较敏感的词，若不坚持中性，观点相左的双方会不停地打架，是没办法编辑的。
6.及时订正错误。新闻作品的及时性决定了记者们要在最短的时间赶出文章，记者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检查，尽管要拼命地检查，但有时难免出错。写错了就赶快订正是诚实的表现。像《彭博社》《华尔街日报》都非常重视订正错误，编辑会在文后郑重地标明我在第几版、第几行做了订正。
作为一个媒体，亦或一个作者，赶快认错是一件自然的事，也是一件自豪的事。千万不要企图去维护错误观点的正确性。我在 2000 年左右写《柳传志心中的痛》，我的倾向很明显，后来我反思，做了非常多的订正，我去见倪光南，当时其实我也很害怕沟通，但我认为直面偏颇和错误并不丢人。面子不是自己要，就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