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局特别支持创新，但要看创新程度，从患者获益的角度而言，改良型创新算一般创新，而绝大部分药品就是无创新。”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原司长熊先军在2024西派会上的发言，直指现阶段国内医药创新含金量有限的问题。
近年来，对解决临床需求有重大价值的创新药，企业自主定价的呼声不断。一些企业、专家不断呼吁，医保部门应建立以临床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基础和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真正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不对创新药价格进行干预限制，允许企业自主定价。
“企业自主定价能够反映、形成一个公平的市场价格吗？我认为不能。现在很多专家都在提，市场定价就是要让企业自主定药价。但无论是政府定价还是药企自主定价，都不能反映患者对价格的意愿，所以都不是市场定价。”
到底以什么角度来确定药品价值？以怎样的标准进行价值衡量？在熊先军看来，市场定价中，高价值的创新药不一定能获得高价格，但药企要想真正发挥市场作用，就要先努力打破创新门槛。
01
高价值不一定获得高价格
创新是维持药品价格生态的关键
一直以来，药物的价值判断和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不相同。创新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但一些“很有创新价值”的说法，本身具有主观性，将高价值等同于高价格的做法也值得商榷。
在国家医保局制定的谈判规则中，主要将患者获益程度作为药品价值判定的立场，将药物经济学作为判定的标准。此外，对于创新的标准，药监局和医保局的角度也不同。熊先军提到，医保局是把能否提高疗效、降低副作用等认定为价值判定的角度。
判定价值的角度固定后，如何衡量价格？在没有参照药的情况下，医疗保障的价格意愿分为4类：一般创新的情况下，药物的年度费用在0.5-1个人均GDP，改良型创新的年度费用在1-1.5个人均GDP，创新药的年度费用则在1.5-2个人均GDP，罕见病创新药的年度费用可以达到4个人均GDP。
此外，熊先军还指出，在药品具体价格中，医保局既不代表供方利益，也不代表需方利益，不定药品价格。最终的药品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具体的药品价格要通过供需双方的谈判形成。
“比如，高血压药品的原有价格就放在那，再加上高血压药市场量非常大，高血压药能卖得很贵吗？”他认为，必须充分反映买卖双方的意愿，既要加入买方意愿，也要加入卖方意愿，最终才能实现一种比较公平的生态。而创新则是维持这种药品价格生态平衡的关键因素之一。
02
“参照国际市场定价”尚不明朗
今年2月，国家医保局曾下发《关于建立新上市化学药品首发价格形成机制鼓励高质量创新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主旨是坚持药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整体提高新药挂网效率，支持高质量创新药品获得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收益回报。
该文件在强调临床价值、鼓励高质量创新方面的信号非常明显。近年来，无节制吃仿制药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重庆药友母公司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曾在一次业绩交流会上表示，集采确实给行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复星医药的几个大品种也受到影响，但不可能指望总躺在仿制药不正常的红利上面“睡觉”，创新是必然选择。
如今“参照国际市场定价”已成为创新药定价改革的一个焦点。《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在新药定价方面敞开了一道口子，允许生物医药新产品参照国际同类药品定价。但适用范围是否包含浦东新区之外的创新药企、国际比价范围多大，尚不明朗。
2月份，国家医保局对于化药首发定价机制征求行业意见中提到，首发价格与境外价格比较。境外价格指该药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同口径销售价格。但事实上，这一具体操作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如境外价格与我国自费价格和参考市场的报销价格不能直接比较等。
03
仿制药集采为创新药支付释放空间
近年来，国家一直鼓励医药创新。从2015年发改委放开国家最高零售价管理开始，药品的价格形成回归市场，由企业自主定价的基调。但较为可惜的是，受制于商保长期缺位，国内创新药最终的商业化路径基本只有谈判降价，进入医保这一条明路，并没有发挥出自由市场的优势。
作为一个超级支付方，医保支付对创新药实现市场回报而言尤为重要。创新药定价、创新药行业的发展方向，最终话语权其实都会由支付端能有多大比例流向新药领域决定。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压缩传统仿制药物的价格，才能更大限度的激活创新。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时间中，仿制药进行了一轮又一轮集采，这实则都是在为创新药支付释放空间。
纵观全球，中国创新药定价并不算高，尤其是进入医保目录的品种更是近乎全球“洼地”。在创新药研发“反摩尔定律”面前，如今一款新药的研发成本已经由此前的10亿美元飙升至20多亿美元，较低的药价与持续攀升的研发成本显然是矛盾的。因此，我国创新药产业是较为脆弱的，也是尤其需要扶持的，过度降价只会透支创新药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