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张文宏将中国创新药对外合作交易比作“卖青苗”的生动比喻，在医药圈持续刷屏。
“卖青苗”，本指农户为解燃眉之急，在庄稼成熟前将幼苗贱卖。这一比喻，恰如当前部分中国创新药企的选择：在药品研发尚未完成商业化闭环前，便将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这既是现实压力下的突围之举，也折射出产业深层生态的挑战。然而，现象背后是资本、市场、政策交织的复杂博弈。
“青苗”何以急于卖出？
当前，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了“卖青苗”这波授权潮。
自2022年港股18A、科创板IPO破发潮后，仅凭“管线故事”融资的时代已然终结。人民币与美元基金募集双双遇冷，对外授权（BD）交易的首付款，对许多Biotech而言，已成为比股权融资更可靠、可控的“融资”方式。
与此同时，中国医保“保基本”的定位，使创新药定价长期对标全球最低价。以PD-1抑制剂为例，国内年治疗费用已降至约3万元人民币，而欧美市场仍高达10-15万美元。部分药品在中美市场的价差可达十几甚至三十倍。当创新回报无法匹配研发投入时，将权益授权给支付能力更强的海外市场，成为企业最直接的经济理性选择。
此外，创新药通过了医保谈判，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但在实际进入医院、到达患者手中的环节仍面临重重障碍。新药进入医院需要经过药事会等一系列复杂的内部审批流程，被业内称为“七大关”。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医药创新正在加速国际化，开展全球多中心临床、应对国际药品监管机构（如FDA）的复杂审查，需要雄厚资金与深厚经验。与跨国药企（MNC）合作，可将后期研发的高成本和高风险部分转移，加速产品上市进程。
不止如此，有业内观点指出，跨国药企正处于专利到期的高峰期，它们手握现金，急需引进中后期项目填补管线空缺。这为中国药企提供了短暂的溢价交易窗口。一旦错过，买方议价能力将增强。
放眼国际，大多数Biotech公司，并不会成长为Biopharma公司。“卖青苗”并非中国独有，它是全球生物科技行业的常见合作模式，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创新药已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青苗”如何留下来？
对外授权带来了即时现金流和国际认可，但其并非终局，而是手段。需要探讨或者行业关注的是中国创新药的下一步。
市场方面，先行的头部企业已经给出了初步的解决办法。如恒瑞港股IPO募资99亿港元，加强海外临床与注册能力，为自主商业化铺路；百利天恒在对外授权时保留大中华区权益，并自建产能，谋划全球供应；康诺亚通过“NewCo”模式，将一次性授权收入转化为长期股权收益。
这些案例的共同思路是：以BD反哺研发，积累数据与能力，最终打通从研发，到全球商业化，再到现金流再投入的闭环。
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成功率不足10%，是创新药的“三个10”。相较于成熟的国际市场，更现实的问题是，国内本土的资本环境和政策土壤，如何支撑起创新研发的自循环。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表述，释放出关键信号。“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的表述，意味着“三医协同”将从政策协调升级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体系，旨在从根本上打破部门壁垒。
同时，“优化价格治理”的提法，意味着政策视野拓宽，在控制费用的同时，为具有显著临床价值的创新药探索更合理的定价机制。此外，2025年底发布的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就是一个重要尝试，旨在为高值创新药开辟新的支付渠道，推动“医保+商保”多元支付体系的建设。
张文宏关于“三医协同”的发言，也指向这一核心：创新药要在中国茁壮成长，必须破除医疗、医保、医药之间的壁垒。当前，正是试图构建“研发-支付-准入-使用-回报”的良性循环的时机，让创新价值得以兑现。
所以在支付、临床、资本等多重落差尚未根本改变之际，对外授权是中国创新药企获取现金流、分散风险、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理性选择，也为本土企业下一轮高投入争取了时间。
相较于“卖青苗”，更重要的是卖出后，如何能有效获取资源，完成能力跃迁和全球布局。这既需要企业家的战略远见，也亟待一个更加协同、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系统作为支撑。
参考资料：网络公开信息，包括新闻资讯、企业官网、政府文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