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肿瘤医院院长 谭蔚泓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就坐落在中国医药港，这里面有2000多家生物医药的企业，那么我们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机构，大家知道中国科学院有108个研究所，唯独没有医学的研究机构。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今天生活在“健康中国”时代。2019年5月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当时是袁家军省长、书记，与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就一起决定在杭州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个医学研究机构，命名为“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这是我们这个所的由来。
为什么落在钱塘？因为钱塘这边有一个原来叫杭州医药港，现在叫中国医药港，中国医药港是由我们现在的省长刘捷亲自定名的，所以一个中国医药港有好多企业。没有学术高峰，就没有产业高地，所以钱塘区一定要支持中国科学院的医学研究机构，只有将学术高峰拿到钱塘，这样才能为钱塘的中国医药港的产业高地做贡献，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医学今天已经不再是看整个人体的病，而是从分子层面上搞清楚你这个人是在哪些方面可能有问题。我们今天讲的是所谓的分子医学，在分子层面上搞清楚这个病是怎么得的，然后在分子层面上去做诊断、治疗，还要在分子层面上去做预防。
整个医学，今天已经在分子层面上做医学，大家知道整个科学技术推动了我们今天医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是83.2岁，这一个伟大的进步，这个伟大的进步靠的是科学技术，靠的是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用科学来武装我们的医疗。当我们有了X光，我们可以照我们的肺结核，当我们有了超声，我们就看看我们这个小孩在母亲的体内是怎么成长的。那今天，我们的科学已经先进到在分子层面上搞清楚疾病，所以这就有了我们所谓的分子医学。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在分子层面去做这些事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医学已经进入到了分子时代。
第三点，生物医药，我们做了先进的分子科学层面的医学，这些成就要将它转化成为我们真正人民生命健康的福祉，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钱塘区在建中国医药港，首先讲一点，是我们杭州市伟大的决心，从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去年的“六小龙”“八小龙”到数字经济，杭州市已经决心将今天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经济上的这么一个利益，转变成为明天在生物医药这个领域的领先。
去年两会期间，大家都知道谈人工智能，杭州的“六小龙”，杭州市的市级领导，我们去跟他们开了一个会，就说今天是人工智能的“六小龙”，明天在杭州一定在生物医药领域中有“八小龙”“六小虎”，所以杭州铆足了干劲，一定要在生物医药领域来做一个全面的推动。
我们在钱塘的医药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例子，今天你看我们钱塘区的各位领导都来了，我们非常重视这么一个生物医药在将来杭州经济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生物医药的投资具有一个不确定性、时间长、风险相对来讲比较大，并且政策性很强，因为我们的生物医药的任何一个药是人命关天的，所以它的政策就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政府的部门做相关的这个检查，所以相对来讲它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们人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要为医药做贡献。
到现在为止中国人使用的大部分药物都是与仿制药相关的，仿制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人实现过去四五十年的这么一个飞跃，但我们应该做自己的创新药，我们不仅为自己的幸福、疾病的诊治做贡献，也要为世界的这个医药领域做贡献，所以我们钱塘区是一定要有创新药。
我说是时代之变，健康中国呼唤医学科技突破；科学之变，分子层面做医学；医学之变，分子医学推动整个精准医学的这么一个发展；未来之变、产业之变是我们今天最关心的，生物医药产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永恒的变是我们要做快乐的人，做健康的人。
尽管我们有伟大的“健康中国”的梦想，但必须说，我们中国人的健康，医疗事业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健康中国”急需医学高峰建设和医学的科技创新，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医疗。
事实上你看整个疾病的诊治已经进入到了分子这么一个时代，无论是疾病的分子分型、靶向药物、疾病机制，我将这三个“分子”写得特别地大，希望能够抓住你们的注意力，同时我也必须说，我自己是一个分子科学家，因为你看6年以前我朋友给我开了一个学术的会议，我最后一个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Molecular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用分子的眼光看世界），就要用分子的眼光看生命，就要用分子的眼光看疾病。
事实上，整个科技推动了我们医疗的发展，那今天的科学技术使我们能够在分子水平上认知人体和疾病，所以看病、治病、保健康，你必须要在分子层面上去进行。
所以，《Nature》这个杂志在2024年1月31号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Forget，就是忘记以器官命名癌症的方式，要强调癌症的分子特征。2024年2月1日，欧洲的肿瘤内科学会主席安德烈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The way we name cancers needs to change》，我们命名癌症的方式要改变。而且像浙江省肿瘤医院，也就是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的副所，它的科室全部是以器官命名的，肺癌、胃癌、乳腺癌、胰腺癌，他说，这种以器官命名癌症的方式要改变，不利于治疗，不利于诊断。原因很简单，同一个癌症尽管发生在不同的器官，但是它的分子机制是一样的，就是用同一个分子机制治疗，而不是只强调癌症的器官。
所以，我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是分子层面做医学，在分子层面，我是用分子的眼光看世界。
给大家讲几个有意义的，炎癌转化，这是在分子层面的。大家可能知道，炎症是癌症发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炎癌转化是癌症最常见的一种发生机制。但是炎癌区分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搞不清楚，就是这个人到底是炎症还是癌症。据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泌尿科的陈海戈主任告诉我，今天被诊断为膀胱癌的，有将近30%左右的病人不是癌症，而是炎症。但是要开的刀也开了，要吃的药也吃了。薛蔚是仁济医院的副院长，他怎么说的？前列腺癌有将近50%的几率可以是炎症，而不是癌症。
所以，怎么样做有效的炎症和癌症的区分，成为医界必须要攻克的难题，很多病人不应该挨这一刀，不应该吃这些药的。我们在分子层面搞清楚炎症的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子特征，癌症的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子特征，从而找到炎癌区分的可能性，为炎症和癌症的区分做贡献。
另外是靶向药，大家知道，很多癌症病人到了开刀或者做放疗、化疗，尤其是靶向药，好多药并不一定有那么好的靶向。怎么样制备靶向药，这也是我们钱塘区医药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在全力推动，怎么样开发靶向药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前沿领域。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是讲这么一件事，我们都是搞仿制药，从加拿大买、从印度买，慢慢到国内来，《我不是药神》就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全力推动靶向药，也就是说，一个药物分子能够杀伤癌细胞，但是它是没有太多目标去杀伤，遇到什么样的组织就杀伤什么样的组织。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药前面加上一个导向分子，使得这个药能够靶向治疗肺癌或者是胃癌。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美国FDA首个在炎科领域的一个药。
另外，我们疾病都要进行分子分型分治，乳腺癌是现在癌症里面治疗最好的，五年生存率是90%，癌症治疗效果是以五年生存率作为一个指标，这个病人今天发现，五年以后他能不能活下来的几率是癌症治疗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对于乳腺癌患者，90%的可能性五年以后还能存活下来。但是有一种特别异质性的乳腺癌亚型，叫三阴性乳腺癌，就是三个蛋白表达很低，它的五年生存率不到10%。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出乳腺癌整体上90%，三阴性乳腺癌不到10%，就是由于我们的治疗方案没有对症下药。我们在分子层面上搞清楚，三阴性乳腺癌各种亚型分子的特征，找到治疗的方案，从而形成全国性的多中心临床试验。
我们在这方面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我们请医科院肿瘤医院的徐兵河院士牵头，做我们的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今天有8家肿瘤医院、2家中心医院在全力推动。最近复旦诊疗给我们的结果非常好，8例病人7例表现非常突出，另外1例还待评估。所以像这种在分子层面上搞清楚，三阴性乳腺癌的亚型具有什么样的分子特征，从而找到真正的对症下药的方法，已经成为了分子医学所推动的。
产兴潮起，生物医药迎来发展机遇。大家都知道，生物医药产业尽管很困难，但是是阳光产业，也是我们政府最支持的，也是我们人类需要的，也是我们中国人必须为世界医药宝库做贡献的一个领域。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花费很高，占整个GDP的18%，我们国家稍微低一点。
健康需求升级推动生物医药产业进入长期的高景气阶段，必须说，美国辉瑞等这些大公司是赚钱的，他们为什么能够把大量的钱投到新药里面？原因是尽管做10个药可能有9个失败，但是成功的这1个药，不仅仅把那9个全部搞回来，还能够赚钱。所以我们人类才有药，使我们生活到不是83岁就打死了，像我和于总，我们目标应该是120岁，其他的年轻人150岁。所以要达到这么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要在分子层面上搞清楚，要能够制创新的药，要能够制真正治病的药。
但是整个产业需要大家的支持，《证券日报》可以多宣传一点，就是怎么样投资生物医药是一个长久的投资、阳光的产业，是我们要能够为人类做贡献的伟大的事业。
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定义为新兴产业。生物技术本身颠覆性成果和应用不断涌现，整个产业正在成熟，尤其是今天的人工智能，能够加快新药的研发。
应该这么讲，多学科交叉、人工智能，整个产业体系，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第一是波士顿，第二是旧金山。旧金山不仅仅催生了硅谷，也在催生今天的生物医药高等企业。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政府重视，第二个是有高端的学府。波士顿有哈佛MIT等，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大学。旧金山也有斯坦福和UCSF，所以这些学校产生了学术高分。
政府支持，有产业的基础，钱塘区要想有好的产业高地，一定要有学术高分。中国科学院把它的一个研究所伸到钱塘区来，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医学领域的学术高分，这个学术高分并不一定5年、10年可以为你产生一个产业高地。从长远来看，15年、20年一定会为钱塘区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做出巨大的贡献。
这就是健康中国，浙江打造医学高峰、产业高地，我们的袁书记在2019年就建了一个中国科学院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机构。2019年是左边的样子。2026年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研究所，今天在座的徐区长、冯宝林，一大批人都为此做了巨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的基础建设全部由钱塘区承担。
我们也不负众望，这么一个年轻的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108个研究所里面，2024年我们排名第55位，2025年排名第49位。在生命健康领域的研究所里面，2024年排名第11位，23个研究所。2025年排名第9。所以要感谢钱塘区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
所以，我希望我们研究所的人都能够帮助钱塘区做生物医药的硅谷，因为我们所里面的人，从进所出所看到的都是和达生物、景杰生物，都是这种药企。所以我觉得他们耳濡目染，尤其是研究生，三年、五年，将来一定会在钱塘开产业。
钱塘区正在全力推动一个核酸药物新兴的产业，核酸药物成为了我们现在新药研发的第三次浪潮。前面的两次浪潮一个是小分子药物，第二个是抗体药物，现在是核酸药物。在上海的张江有一个科技评论，它相当于美国的MIT科技评论，指引我们整个国家的产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在2023年发了第六期，题目是《核酸药物开启新药研发第三次浪潮》。钱塘区不甘落后，这次在刘捷省长的亲自指导下，由金承涛等一批人全力推动，就是在杭州建核酸药谷，核酸药谷有很多。
最后讲一个观点，杭州的核酸药谷刚才冯宝林已经讲了很多，确实在全面地发展。
中国的创新药出海加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千亿美元的规模发展时代。媒体要引导我们国家对这个事物的认知，2块钱生产这个药卖2000块钱，但是这2块钱生产的药的背后有一个998块钱的研发成本。所以，这一块我今天特别向大家分享我的思考。
其他的不讲了，我们都生活在健康中国时代，这也是我们国家进入到新时代，78年脱贫之后解决温饱问题，18年健康中国实现美丽幸福生活，美丽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高端的医疗。所以高端的医疗是健康中国时代的科学，一定是在分子层面上搞清楚我们人类是怎么得病的，怎么诊断、怎么治疗、怎么预防。健康中国时代的医疗一定是临床研究型医院，像在杭州的浙一、浙二、邵逸夫，像在上海交大的瑞金、仁济，复旦的中山、华山等等，这些都是临床研究型医院。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也就是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的附属肿瘤医院，正在向临床研究型医院路上前进。
中国时代的医药一定是创新产业，服务大众。我们一方面要创新，不能够只做仿制药，仿制药仍然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健康重要的保障之一。但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创新，但是创新药一定要服务大众，不能够一个CAR-T治疗，打一针120万美元。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创新，另一方面要服务大众。当然，最好的是身体健康，不得病。那就是增强体质，也就是快乐散步，快乐羽毛球，快乐乒乓球，我自己是快乐网球，在网球里面找到智慧、力量、快乐和健康，这样你就可以活到120岁，活到150岁，但是要活这么长，我们一定要保持乐观，乐观是我们最好的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