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维迎
来源 | 经济学原理
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1819-1892）是19世纪美国一位杰出的企业家、金融家，因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而名垂青史。
菲尔德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靠经营造纸业发了大财，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已腰缠万贯。34岁的时候，因身体原因，他卖掉了自己的企业，休闲在家，过起隐居生活。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长期无所事事未免太空虚了一点。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加拿大来的英国企业家、工程师弗雷德里克·牛顿·吉斯伯恩纳（Frederick Newton Gisborne）。吉斯伯恩纳正在铺设一条从纽约到美洲最东边的纽芬兰的海底电缆，以便能提前数日获得有关船舶到达的信息，但工程做到一半时，资金枯竭，于是只好来纽约寻找金融家的支持。
菲尔德对电一窍不通，也从未见过什么电缆。但他还是被吉斯伯恩纳的项目所吸引，决定投身于这项事业。但他的想法比吉斯伯恩纳大得多。他问吉斯伯恩纳：为什么只铺设到纽芬兰，不继续铺设到爱尔兰，把美洲和欧洲连接起来呢？
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尽管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海底电缆已于1851年11月铺设成功，不几年功夫，英国与它周边的爱尔兰、丹麦和瑞典，科西嘉和欧洲大陆之间，都建立了电报联系，但这些海底电缆长度都不超过数十公里，与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之间的区别如同小平房与摩天大楼的区别。
从纽芬兰到爱尔兰的海域长达两千多海里。大西洋海底有多深？海水的压力有多大？电缆能否承受这样的压力？大洋深处的磁场是否会导致电流失散？这些问题当时都不清楚。虽然“古塔胶”已经发明几年了，但当时还没有绝对可靠的绝缘材料，也没有准确的测量仪器。即使这些技术问题解决了，由铜和铁制成的电缆重达9千多吨，从哪里弄到可以运载电缆的巨型船只？当时，最大船只的载重量只有5千吨。又从哪里弄到这样大功率的发电机，把电流不间断地输送过用轮船横渡也得两三星期的距离？
（大西洋海域：从加拿大纽芬兰到欧洲爱尔兰）
因此，当菲尔德提出他的想法的时候，学者们都反对，认为“这绝对不可能”。甚至电报的发明人莫尔斯也觉得这个计划是不可思议的冒险。西部联盟(Western Union)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电报公司，对菲尔德的计划不屑一顾。他们计划铺设从阿拉斯加经过白令海峡到达西伯利亚的电缆，然后再经陆地电线杠上的电报线把美洲和欧洲连接起来。毕竟，白令海峡最窄处不过53海里，铺设这么短距离海底电缆的技术已经成熟，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菲尔德很为自己的想法着迷，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财产贡献出来，创办了大西洋电报公司（Atlantic Telegraph Company）。他用自己的执着和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美国和英国一些有钱人加盟，他的股东名单里有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姆·萨克雷（《名利场》作者）和著名诗人拜伦的遗孀安妮·拜伦等人。这些人投资于他，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热忱，完全没有赚钱的目的。菲尔德与所有的专家建立了联系，寻求他们技术上的支持。在几年时间里，他横渡大西洋往返于两大洲之间31次。他说服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各租给他一艘战舰，用于运载总重量9千多吨的电缆。这是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大船只。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857年8月5日，菲尔德亲自坐镇，“尼亚加拉号”战舰载满一半的电缆和上百名水手从爱尔兰瓦伦西亚海港出发，开始了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壮举。“阿伽门农号”战舰载着另一半电缆使往大西洋中心，准备接着铺设下一半。出发前，成千上万的人涌到港口，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英国政府派来了代表，致了贺词。一位牧师前来为它祈祷。
最初的几天，一切顺利，到第六天的时候，已经铺设了335海里，电报讯号仍然清晰。但第六天晚上，菲尔德正准备入睡的时候，那熟悉的嘎嘎绞盘声突然停止了。电缆从放缆车上断裂了。要找到那扯断的一头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铺设失败了！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和准备之后，菲尔德准备第二次铺设。1858年6月，两艘战舰计划分别从两岸使往大西洋中部，然后同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铺设。但“阿伽门农号”战舰出发不久，就遭遇到特大暴风雨的袭击，尽管按计划到达了预定地点，但所载电缆已被严重损毁，勉勉强强铺设200海里之后，不得灰溜溜地回家。
第二次铺设也失败了。
两次失败已消耗掉资本金的一半，可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实在令人沮丧。股东们不干了，董事长主张将剩下的电缆卖掉，把损失减少到最低；副董事长附和，并且书面提出辞职，以此表示他不愿再同这件荒唐的事有任何瓜葛。
但菲尔德坚定的信念并没有因此动摇。他解释说，经过这样的考验，证明电缆本身的性能非常好，船上的电缆还足够进行一次新的实验，我们什么也没有损失。他强烈的意志战胜了股东们的犹疑不决。在他的坚持下，第三次铺设启动了。
1858年7月28日，两艘铺设船在大西洋中间预定的地点会合，然后同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到8月5日，向西的“尼亚加拉”号报告说，它在铺完1030海里后，现在已到了纽芬兰的特里尼蒂海湾，并已看到美洲的海岸；向东行使的“阿伽门农”号也报告说，在铺设完一千多海里之后，它看到了爱尔兰海岸。
成功了！8月16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美国总统布坎南互致电报表示祝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把一个信息瞬时飞越大西洋，新世界和旧世界连接起来了！全球轰动了！所有人都兴奋了！8月17日，纽约和伦敦的报纸用特大号的醒目标题欢呼这次胜利。8月31日，纽约全城万人空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菲尔德成为大英雄，坐在游行队伍的第一辆马车上，沉浸在“哥伦布第二”的赞美声中。美国总统也参加了庆典，但只能坐着第三辆马车上。
(纽约百老汇大街庆祝活动，1858年8月31日)
但在游行队伍出发前，菲尔德已经得到消息：电缆突然不工作了。9月1日之后，不再有电报信号传来！后来证明，失败的原因是，维尔德曼·维特豪斯（Wildman Whitehouse），这个菲尔德雇佣的首席工程师，其实是个业余工程师，本职是外科医生，当电流信号弱时，他就不断加大电压，结果把电缆烧坏了。
不几天，这个坏消息不胫而走。骤然之间，舆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菲尔德成了罪人，人们说他是个大骗子，“欺骗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骗了全世界。”有传言说，越过大西洋的电报从来就没有传来过，什么英国女王的电报！完全是菲尔德自己捏造的。还有人说他早就知道电报失灵，但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隐瞒事实，并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股票高价脱手。
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这个昨天还被当作民族英雄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一样躲避自己昔日的朋友和崇拜者。
但菲尔德不是一个容易被失败击垮的人。在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沉寂了六年之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再次献身于自己的梦想。
当时美国处于内战期，不可能筹集到资金，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菲尔德来到英国，在曼彻斯特、伦敦、利物浦筹集到了60万英镑，获得原来的经营权，两天之内就买下了当时最大的船---“大东方号”（the Great Eastern），并且为远航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大东方号是英国杰出的工程师伊桑巴德·布鲁内尔建造的，耗资25万英镑，于1858年下水，原来计划用于伦敦与悉尼之间的直航，但因为货源不足，只在伦敦和纽约之间航行三次，搞破产了三个企业家，此时正闲置待售，让菲尔德捡了个大便宜，只花了区区2万5千英镑，建造成本的十分之一。大东方号吃水两万两千吨，能负载全部电缆。
1865年7月23日，大东方号装载着重达九千多吨新电缆，离开泰晤士河。
没想到，第一次试验又失败了---在铺到目的地以前两天，电缆断裂，损失60万英镑。
菲尔德想重整旗鼓，但融资非常困难，银行不再愿意提供贷款。幸运的是，苏格兰纺织企业家约翰·彭德尔爵士（Sir John Pender）看好这项事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抵押给银行，贷到25万英镑，投资于菲尔德的事业，制造商才愿意制造电缆。
1866年7月13日，大东方人号第二次出航，终获成功！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电报信号十分清晰。1866年7月29日，维多利亚女王和约翰逊总统交换了正式的电报信息。更巧的是，数天后，原先那条失踪的旧电缆也被找到了。这样，两条电缆终于把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成一个世界！电缆运营服务的第一天就赚了1000英镑。菲尔德也洗刷了自己背负的“骗子”名声，再一次成为大英雄！[i]
投资人约翰·彭德尔也发了大财，随后相继创办了32家海底电报公司。这32家公司后来合并成东方电报公司（the Eastern Telegraph Company），铺设了连接欧、亚、非的大部分海底电报电缆，后又改名为帝国和国际通讯公司，1934年更名为Cable & Wireless。
（大东方号轮船在加拿大纽芬兰弗德湾半岛三一港湾，1866年。）
我想用这个故事说明的是：企业家决策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梦想。利润与其说是企业家的追求的目的，不如说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指标。
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这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假设。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任何偏离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都是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导致的不可欲现象，会带来效率损失，因而应该受到遏制。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对我们理解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是有价值的。但这样的假设也误导对我们真实世界的理解。在真实世界里，至少对那些杰出的企业家来说，赚钱并不是他们的惟一目标，更不是终结目标，即便他们是企业惟一的所有者。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特别地，企业家受三个非金钱动机驱使：(1)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2)征服对手，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3)对创造性的享受。[ii]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雄心勃勃，想干大事，想出人头地。在传统社会，雄心勃勃和想出人头地的人只能通过征服别人的领土，掠夺别人的财产，奴役别人的生命，建立自己的王国，最后当上君主。他们使用的是强盗的逻辑。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权利有法律的保护，这样的强盗逻辑不大行得通。雄心勃勃的人要出人头地，最好的方式是当企业家，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通过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战胜竞争对手，把更多的资源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
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阿里巴巴就是他创造的私人王国。看到数亿客户在使用自己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手下有数十万员工，出行前呼后拥，国外访问有总统、总理接见，大小聚会都是中心，不时在各种媒体曝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确实会有一种当国王的感觉。
王石的选择也是一个典型。当初做万科时候，他认识到，在中国的体制下，赚大钱和做大事不可兼得，他更看重做大事，而不是赚大钱，因而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巨额股份，选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但他真正想做的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当房地产业界的领袖。万科是他实现梦想的载体，万科的成功就是他自己的成功。他要向人们证明：我能，你不能！
对创造性的享受也是许多人企业家选择做企业家的重要原因。企业家在不确定性下做事，总是充满了挑战，这种挑战对喜欢创造性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每战胜一个困难，就似赢得一场胜利！
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铺设海底电缆，很难说是由于利润的驱动。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想当“哥伦布第二”，想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这才是他的目的。在铺设海底电缆的过程中，他总是激情澎湃，其乐无穷，所以才能屡败屡战，直至成功。如果不享受这个过程，他不可能坚持到最后。
正因为企业家追求的不止是利润，更多的是事业的成功、梦想的实现，企业家的许多决策没有办法用“预期利润最大化”证成。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如果一个项目投资1千万，成功的概率是10%，那么，只有当成功后的利润达到1亿以上时，企业家才会投资。但在真实世界里，企业家考虑的不仅是金钱报酬，还有非金钱报酬。企业家经常做“亏本”的事，如果这件事足够惊天动地的话。正如熊彼特所说：“即使显然不成比例的个人成功也有其作用，因为取得这些成就的可能性发挥着一种更大的激励作用，比能够按照理性计算证明的成功概率乘以利润量之积来标志的那个激励要大。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这种前景的企业家来说，这种前景也似乎是具有吸引力的‘报酬’。”[iii]
一项对照性研究表明，职业经理人比企业家更在乎金钱报酬。他们选择当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自己创业，是因为他们认为，做职业经理人的报酬更高。[iv]
还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家收入的中位数要低于员工收入的中位数。只是由于极少数企业家获得极高的收入，才使企业家群体统计平均值上升到收入中位数以上。[v]
我并不否认利润在企业家决策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利润这个制度性指标，保证了企业家的个人目标与社会利益的兼容。一方面，市场经济中，利润是企业家成功的标志，企业家如果不赚钱，就很难证明自己成功，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王国。因此，即使不被利润驱使，企业家也必须把赚钱当做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普通人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他已经赚了那些多钱，够几辈子花了，为什么还要赚钱？对此，简单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对普通人来说，赚钱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对企业家而言，赚钱是实现事业成功的手段。
另一方面，对社会而言，企业的收入如果不能大于成本，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企业家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没有为社会创造增加值，应该被淘汰。因此，利润就像整个社会抽打企业家的鞭子，驱赶其不断努力；利润也像一个笼子，把企业家的行为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
传统社会不乏像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这样雄心勃勃的人。但平均而言，他们干的坏事远多于好事，有些人甚至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受利润的约束，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继续通过暴力获得资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比之下，市场经济下，由于受利润的约束，企业家不可能持续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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