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商韬略斯钦
猪芯片，是刘永好对种猪的形象比喻。他不是在蹭华为热度，而是在描述中国种猪严重依赖国外进口的客观事实。
“我们（中国）现在的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改变，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奔走疾呼。
今年1-2月，我国进口了四千多头法国种猪；今年5月，2250头丹麦种猪分乘三架包机，运抵贵阳；今年9月，四川地区引进两千多头丹麦种猪……
中国虽是世界上第一养猪大国、第一大猪肉消费国（占全球50%）,也是猪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但在“洋猪”大举入侵后，本土种猪却日渐衰落，十多年间，本土猪市场占有率从98%。
一份2014年的研究显示，中国85%左右的地方猪群体数量呈下降趋势,有些品种甚至比大熊猫还少，我国9成以上的猪肉消费靠“洋猪”。
对外国种猪的依赖，已触及我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一旦国外断供，后果不堪设想。但这类情况不仅仅出现在种猪身上，在禽类、种子等其他方面，也都存在 “进口依赖症”。
白羽鸡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到了2019年，华裕农业科技董事长王连增仍对行业警示道：目前我国的白羽鸡种源全部依赖进口。
起初我国引进白羽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口创汇，但随着后来肯德基、麦当劳等炸鸡类洋快餐在国内的流行，中国本土开始出现对肉鸡的巨大需求。白羽鸡就从出口创汇，转变为供给内需为主。
白羽鸡的经济优势很明显：长得快，省饲料，养殖工业化程度高，45天就可出栏。这样的品种优势再加上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对活禽交易的限制，产业链条更完备的白羽鸡，便成为了中国市场主要的肉鸡品种。
肯德基在2013年的视频广告就曾说：
“我们养的鸡和农村养的鸡还真不一样，我们养的白羽鸡，羽毛白，长得快，一般40天左右就能出栏……”
当时，吃惯了草鸡的国人不太相信白羽鸡竟然有如此神速的成长能力，一度荒诞地认为白羽鸡长了六个翅膀。
但可惜虽然国内白羽鸡发展史历经二十年，却少量突破，至今仍没有改变我国白羽鸡种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这种授人以柄的市场地位让我们在进口白羽鸡上吃了不少亏：明明进口的是祖代鸡，可人家发来的是父母代鸡；有一些本土没有的鸡病，也随着进口白羽鸡种进入了国内。
2014年，农业部引发《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2014-2025）》通知，其中点名“白羽鸡育种滞后”，提到“无论从产业稳定发展，还是国家长远战略考虑，都迫切需要重新启动白羽鸡育种工作”。
如果说国内对种猪和白羽鸡种的依赖，是因为国外品种本身的竞争优势。那么樱桃谷鸭战胜北京鸭，则是英国育种技术对中国育种技术的一次“降维打击”。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北京鸭的鸭种就被带到国外，并几经辗转来到英国。
1958年，为了解决北京鸭太肥腻的问题，英国一些育种专家在伦敦东北两百公里开外，一个名叫樱桃谷的地方，开始针对北京鸭，进行育种改良。前后历时30多年时间，终于成功推出了改良后的新品种：樱桃谷鸭，很快畅销全球。
为了表彰樱桃谷鸭对英国进出口贸易所做的贡献，樱桃谷鸭先后在1984年、1994年两次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出口成就奖”。
现如今，“国菜”北京烤鸭的原料主要就是英国樱桃谷鸭。凭借樱桃谷鸭的知识产权专利，英国此前每年都要从中国赚取数亿元人民币的专利费用。
北京鸭500年的传承历史却为他人做了嫁衣，从情感上来说，这不能接受。
2017年，中信农业和首农股份联合收购了英国樱桃谷农场100%的股权，获得了樱桃谷鸭的相关育种专利。对此，有很多媒体用“樱桃谷鸭，百年回归”作为标题关键词，进行报道。
诚然，樱桃谷鸭的回归是一件好事，但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没有英国专家几十年的育种改良，吃老本的北京鸭恐怕很难成为世界级的肉鸭品种。
正如华为芯片被卡脖子，是因为国内半导体技术相对落后一样。我们对国外种猪、种鸡等资源的严重依赖，其本质也是国内生物科技与国外的巨大差距，且这种落后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要义。但可惜国内的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专业曾一度在麦克斯研究院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被划为就业黄牌专业。黄牌专业的意思是就业率、薪资水平都相对较低的高失业风险性专业。
但其实这个行业极具发展潜力，猪界富豪也不在少数，出身北大后来因养猪而成为亿万富翁的陆步轩曾呼吁大学设立“屠夫专业”。2013年，宰了十几年猪的陆步轩站上了母校——北京大学的讲台；2017年北大现代农学院成立，陈生回校演讲，他告诉学弟学妹，中国农业正在迎来一个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风口。
但能否抓住这个风口，摆脱对猪芯片、鸡芯片的依赖，仍是任重道远。
【参考资料】
[1]中新网《贵州省单次引进2250头丹麦种猪 为2020年中国单次引进种猪数量最大》
[2]叙州传媒网《四川近年来最大规模种猪进境 首批1040头丹麦种猪落户叙州区》
[3]中国网《樱桃谷鸭 百年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