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商韬略 木木
疫情未完，战事又起。
随着多国收紧农业出口，饭碗问题，成了2022年大众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中国的芯片多年来一直被国外“卡脖子”，但可能很少有人清楚，农业的“芯片”——种子面临同样的困境。
14亿人的饭碗安全，为何会系在进口种子上？
中国是农业大国，但除小麦和水稻我们基本实现了自主育种外，“准主粮”玉米和马铃薯依然要严重依赖进口，蔬菜的情况就更糟，番茄、洋葱、茄子、胡萝卜、辣椒、西蓝花等等这些百姓餐桌上常见的品类，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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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018年，中国就从50多个国家进口了超过7200万公斤种子产品，进口额为4.75亿美元，其中蔬菜种子进口额达2.28亿美元。这些种子的价格要比国产高几倍甚至十几倍，除了物流运输成本，关税也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支出，以葵花籽和油菜籽为例，2021年从俄罗斯进口的关税高达30%。
进口种子价格令人咋舌，一旦出现瘟疫、战争或其他灾害，供应都会成问题。然而从封建社会时期开始引进外来作物直到今天过去了几百年，中国为什么还在依赖进口？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种子和种业强国存在巨大的质量差异。
比如国内玉米的主产地东北，很多都在使用从德国进口的品种，这种玉米具有早熟、脱水快、抗倒伏等特点，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农民耕种的风险。再比如南方常见的尖椒，本土的种子一年只能长成两茬，但如果用国外进口的种子，不仅结出的尖椒色彩、大小、形状都更加优质，还能采三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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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后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现在不少科技成果也比肩世界强国，为什么自己育种就这么难？
在育种领域，中国起步非常晚。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种企早已开始全球布局，很快就全面渗透到中国。比如前文提到的德国玉米，大面积抢占了东北市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国内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既然国外种子好用，为什么不买现成的，何必要费力自己培育？
当人们意识到依靠进口存在的巨大问题后，才发现我们与育种强国的差距不是一时半日能够赶上的。
育种是一个周期长、科技含量高、见效益难的行业，在初期需要投入巨额的研发成本。就以玉米育种为例，仅仅杂交种组配与试验阶段就需要6-7年，育种企业要面对高难度的前期科研，同时资金投入大利润回收周期又很长。因此，只有企业达到规模化才能担负这样的研发成本。
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发达国家已形成了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而我们直到2016年，全国种子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也仅有373家，占比8.6%。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监管的不成熟。
由于起步晚，中国的种业组织结构还不完善，行业内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没有形成健康的组织模式，产能过剩、无序竞争的问题突出。
这些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缺乏全局规划，而种子行业又具有明显的库存周期，无序竞争就会导致供求严重失衡的现象，使得小企业经常面临资金困境，难以健康发展，形成规模化经营。
不达到规模化，企业就无法承担前期研发的巨额成本，因此整个行业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自主育种了。
近年来国家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14年，农业部深化了“放管服”改革，增设了绿色通道、良种攻关、联合试验体、特殊品种试验，扩大试验容量，缩短试验周期，为国内育种企业提供了政策便利。
政策的放宽在四年后见到成效，2018年农业部第65号公告显示，当年国审玉米和国审水稻分别同比增加了201.8%和50.6%。
国内大企业向全球进军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
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耗资430亿美元收购了全球第三大种子农化高科技公司瑞士的先正达。
此外，隆平高科收购了陶氏益农拥有的巴西业务，中粮集团收购了尼德拉农业，这些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将大大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育种差距。
注：图片来自中国化工集团官网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关注了种业与生物育种，将解决自主育种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农业战略提出以来，国内行业监管不断改善，科研机构积极参与，申请审定参加品种试验的农作物品种数量已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中国种子协会2021年的报告中提到，国内一批育种企业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扶持，例如江苏神农大丰种业公司建成近600亩的全国领先的高标准的科研示范基地；宁波微萌种业企业获批14亩建设用地，流转400亩育种基地，用以建设国内一流的蔬菜种业研发中心和育种基地。
小小一粒种子关系到14亿人的口粮，要自己掌控粮油蔬菜的价格，彻底杜绝被他人“停饭碗”的风险，就要做大做强自己的种业。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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