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散部落”问题，聊一聊北魏历史上的这件头等大事_

大家好，今天接续前篇《残酷的“子贵母死”制度确立，仅是拓跋珪个人酷烈习性使然吗？》，我们继续聊一聊北魏历史上的两件头等大事之一，“离散部落”问题。另一件自然就是“子贵母死制度”问题，两者一前一后出于同样的一个历史线索、历史背景。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离散部落是北魏登国年间（386－395）的事，正好是在拓跋与独孤、贺兰诸部落反复搏斗期间。离散部落自然是以部落发育到一定阶段为前提的。但如果是强制实行，势必涉及部落大人利益，必然是一个反复对抗过程，决不是一声号令就可以办到。

但是登国年间却丝毫看不到另外还有什么离散部落之举的痕迹。因此离散部落正确理解应是特指道武帝创建帝业中把原来最贴近拓跋，从而成为拓跋发展和道武帝帝业明显阻力的部落，主要是拓跋外家的一些部族，在击败以后予以分割，并且强制迁徙、定居，取消其部落大人特权。离散部落一举实质就是这样。

跟随此举而被离散的，很可能还有不少驻地邻近，发育水平较高，并不特别强大，本来在部落联盟之内的一些部族部落。但是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它们，而是独孤诸部、贺兰诸部。登国年间史料所载拓跋与它们的反复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强制离散独孤、贺兰诸部落必然带来的对抗过程。稍晚被征服的慕容部也当如此。只是慕容部几次建国，久在中原，发育水平高于拓跋部，已习于定居农耕生活，不再存在血缘部落组织，所以史籍所见迁徙代北的山东徒河，都是直接计口授田，没有提及离散部落，与贺兰、独孤有所不同。

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而且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看来《太祖纪》登国年间记事，正是我们读通离散部落问题的最基本的资料而无须外求。

这样看来，道武帝向明元帝拓跋嗣解释杀其母的两条理由，一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二是不令外家为乱，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终北魏之世，皇位继承比较有序，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乱，一旦出现问题也有制度和手段来加以约束。

二事都是道武帝的野蛮行径，但野蛮行径却产生了文明效果，这就是野蛮孕育文明。

子贵母死制度不是突然出现，也不全是道武帝个人残暴性格造成，而是有拓跋部发展中长期形成的特殊背景。它的出现，首先是符合拓跋部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上升为专制国家皇帝地位的需要，其次是符合拓跋部摆脱君位继承无序状态、巩固长子继承制度的需要；再次是符合进一步消除和防制强大外家干扰拓跋事务的需要。看来这些目的都达到了。

这里面衍生出了两个新问题。衍生的第一个问题是，离散部落之举与子贵母死制看来毫无关系，可是细细推究，却发现共同的历史背景，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离散了强大的外家部落，才得以无大阻碍地推行子贵母死制度。衍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文明冯太后长期擅政，看来与立子贵母死制的初衷相矛盾，但是排比史料之后，却发现冯氏擅政正是刻意利用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子贵母死制度之故。衍生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北魏历史中的头等大事，一在其前，一在其后，二事都出于同样的一个历史线索、历史背景。

下附关于离散部落的史料依据。

贺兰部被离散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次：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登国三年（388年）三月，“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

“显然，慕容麟尽徙代郡民于龙城，当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时期由贺赖头率领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数万贺兰部民在内。”

第二次：登国五年，道武帝与慕容麟合击贺兰、高车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贺兰部请降于拓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

第三次：登国六年，贺讷兄弟内讧，后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慕容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

第四次：皇始三年贺讷之弟贺卢逃奔南燕后说：“至此，道武帝舅贺讷、贺染干、贺卢三人，只剩下贺讷一人，据《贺讷传》，此时贺讷已无所统领，而且后嗣无闻。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