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杨继军，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2. 马野青，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摘要：本文强调人口因素在外贸失衡问题上的重要性。缘于经济体人口转型时序上的先后和速率上的高低，人口年龄结构会在地域上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在一个可求解的四期迭代模型中，劳动适龄人口数量高、人口抚育比低的经济体倾向于高储蓄，而由于人口的储蓄重心一般要晚于投资需求，所以这类国家通常出现结构性的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问题，经常项目顺差自然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数值模拟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高”或“低”，是劳动适龄人口在时间上错置的结果，从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视域考察，人口年龄结构总是处于高低嬗替中。因此，人口因素促成的外贸失衡，虽然是结构性的、长期的，但却不是永久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反转迟早将搅动各国已有的贸易收支地位。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抚育比 人口转型 经常项目余额
JEL： E21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经常账户持续恶化，对外负债不断累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部分能源出口国的外贸顺差却急遽扩张，全球经济失衡日益凸显。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自1994年以来，连续保持双顺差达17年，在国际经济史上实属罕见。而近几年出口相对于进口更是一路攀升，顺差式外部不平衡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对于全球经济的失衡，经济学家早有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Joseph和Steven（2005）将全球失衡的原因概括为七个方面：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私人储蓄的下滑、生产率的提高、全球金融新产品的出现、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亚洲部分国家对汇率的操纵以及全球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扬。
此前，贸易收支的汇率调整论颇为抢眼，并一度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广大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矫正外部失衡的主流思潮和政策工具。本文认为，本轮全球经济的失衡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既有国际的，又有国别的；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更有制度方面的。在全球各种因素发生时序变化的背景下，再完全以既成的分析框架为模板，硬性地将汇率因素套入到长期外部失衡的分析中，难免有脱离现实之嫌。本文主要集中从人口年龄结构方面探讨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促成我们萌发这一构想的原因有三：一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长期性，暗示其致因亦应该是结构性的；二是初步的研究（Kim和Lee，2008；Cooper，2008）表明，各国经常项目余额与人口抚育比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稳态关系；三是世界各国正在历经着一场以人口老年化为基本特征的人口转型。
Higgins和Williamson（1997）应用联立方程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等价于其对国内储蓄和投资影响的净额，考虑到个体的储蓄重心与投资需求并非同步，当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呈“橄榄”形时，将倾向于出口过剩储蓄，形成“代际转移意义上的外贸顺差”；Lane和Ferretti（2001）认为即使是劳动适龄人口，其内部结构对国外净资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对于年轻劳动力人口，老年劳动力人口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动机；Higgins（1998）的研究证实30～64岁人口比重的增加倾向于使经常项目出现顺差，且45～49岁人口比重增加使经常项目变动达到峰值；王仁言（2003）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与Higgins的观点基本相符；Lührmann（2003）认为人口结构是一个很强的时序性变量，直接采用少儿人口抚育比与老年人口抚育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线性，造成模型识别困难；祝丹涛（2008）提醒我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也将是渐进的，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分析贸易收支，应着力于中长期视角，短期内人口年龄结构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本文在Brooks（2003）和Ferrero（2006）模型基础上，楔入个体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滞留期限来考察其对人口抚育比的影响，并利用数值模拟折射其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关于人口转型和经常项目余额的一些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构建了一个四期迭代模型，并利用二国各自的经常项目恒等式得到经常项目余额表达式，以充分反映出外贸失衡的“交互性”；第四部分是一个比较静态分析，在对参数赋值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来观察经常项目余额可能的变化；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给出有助于矫正外部失衡的政策建议。
二、人口年龄结构和经常项目余额：一些典型化事实
割舍经济体间的联系，单一地从A国内部考察其经常项目的失衡是不科学的。因为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封闭的，A国的顺差意味着“余下国家”的逆差（施建淮，2005；Cooper，2008），外贸失衡具有“交互性”；A国顺差的致因同时也是“余下国家”逆差的诱导，外贸失衡的原因具有“交叉性”。因此，要分析中国为什么呈现巨额顺差便不能不同时分析余下国家为什么保持巨额逆差，反之亦复如是。为此，有必要将经常项目失衡的分析由局部转向总体，亦即纳入到全球视域中进行综合考察。本部分内容主要给出人口因素和经常项目余额方面的一些典型化事实。
石油输出国、中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亚洲其它一些小型经济体的顺差；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和部分中欧国家的逆差共同构成了一幅稳定的世界不平衡图景。称其“稳定”的不平衡，依据在于：各经济体的外贸顺差和外贸逆差在近十年既未出现强烈反转，亦没有发生结构突变，基本都是沿着原有轨道、在强大惯性作用下纵深发展。1996～2008年短短的12年中，俄罗斯经常项目余额翻了近8倍，中国则一跃翻了60倍，接近4400亿美元，一度成为西方逆差国诘责的主要对象。作为全球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国，美国将近有一半的赤字生成于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
无独有偶，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之时，亦是世界人口急遽转型之际。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世界人口增速趋缓，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7%，预计到2050年底，世界人口增长率将由目前的1.35%下挫至0.33%，人口增长率的下行趋势似乎已成定局。然而，这种趋势的地区差异愈发引人关注。诸如欧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一些发达地区，在人口生育率上普遍低于亚洲和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国别上看，中国应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共类别科”，约1.6的总和生育率使其较早告别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人口粗放式、甚或是爆炸式增长模式；日本和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人口模式的二重极端，日本1.3的总和生育率尚不足以维持代际更替的平衡，人口出现负增长，后续劳动力不足；美国虽属发达国家，却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生育率水平上，有望在未来劳动力供给上凸显优势。如Becker和Barro（1988）所言，生育行为是个体在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间权衡的结果，世界人口出生率下降只是故事的一半、人均寿命的延长则构成了另一半，二者共同铸塑着当代人口转型的动态性特征。
人口增长趋势的放缓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孕育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人口学家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未来40年中，60岁以上人口将以2.4%的速度增长，80岁以上的人口将以3.4%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世界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2%，高于现有水平9个百分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趋晚，但进程较快；日本现有的高老年人口比重以及不断递增的老年人口有望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非洲地区囿于落后的医疗卫生，人口寿命低迷不起，人口老龄化几无迹象。
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结构，受制于各年龄段人口在基期的初始值、人口出生率、人均寿命等诸多因素。“二战”结束后，累积的生育意愿得到了释放，世界各国曾先后出现过“婴儿潮”，幼儿人口数量急遽扩张，若干年后，这波婴儿进入中年，继而迈入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在时间序列上渐次形成“金字塔形”、“橄榄形”和“倒金字塔形”。目前来看，“二战”以后的这波婴儿仍处于劳动年龄阶段，但很快会触及退休年龄，人口年龄结构也将完成由“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的转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非洲的人口抚育比将继续下降，亚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劳动适龄人口仍将占较高比重；欧洲的非劳动人口会迅速上升，人口抚育比提高。图1是我们根据相关数据对未来全球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的一个估算。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本轮人口抚育比偏低主要发自于三个事实：（1）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资料显示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由1953年的37‰跌至2007年的12.1‰；（2）建国初期的一波“婴儿潮”充实到劳动适龄人口队伍中；（3）我国近十几年来人口跨地区、跨行业的大规模流动形成了事实上的高劳动参与率。与此同时，相反的因素也正在酝酿并促成，建国初期的“婴儿潮”即将走完中年，进入退休阶段；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正成为一个长期性趋势；在劳动力转移选择性机制下，农村滞留人口在“质”和“量”上双重下滑；居民人均寿命的提高延长了个体的被抚育期，加大了未来人口抚育负担。
作为串联生产和消费的人口，其变化必然会对宏观经济施以一定影响。储蓄方面，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为即将发生的退休人口高峰期的到来进行大量准备，陷入“储蓄过剩”（Bernanke，2005；Blanchard，2007）；相形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因后续劳动力充足，未来人口负担轻，消费发力。投资方面，在（1）劳动力增长的缓慢；（2）资本的高度深化；（3）随人口老年化而来的对住房、人力资本投资需求的下降以及对社会创新能力的侵蚀等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下，人口老化严重的国家投资诱导不足。一国储蓄和投资的不匹配，引起了商品和资金的流入流出，搅动着既有经济下的平衡关系。发达国家较高的人口抚育比，决定了其作为整体不得不呈现经常项目上的逆差，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反之。
三、基本模型
（一）典型个体
模型秉承了Brooks（2003）的部分思想，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凸出了个体不同生命阶段间的承续性，并将之刻画为一个可求解的动态过程，通过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滞留期限的引入，将人口年龄结构内生化。我们考察这样一种经济：
使二国的人口抚育比都处于低水平，顺差也只可能出现在更低的一国，而另一国仍然是逆差。一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偏高或偏低是各年龄段人口在时间上错置的结果，从一个完整的周期看，人口年龄结构必定是平衡的，一个时期人口年龄结构的偏高必然对应着以后某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的偏低。这暗示由人口年龄结构而生成的外贸顺差具备自发调整的机制。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强调人口因素在全球经济失衡上的重要地位。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人口转型，人口出生率回落，人均寿命延长，人口老年化接踵而至，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挫。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型要来得晚，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中国虽位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但其人口转型要稍早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晚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理论模型表明，高人口抚育比的国家通常会呈现“低储蓄、低投资”的宏观经济结构，低人口抚育比的经济体一般对应着“高储蓄、高投资”的格局。重要的是，个体储蓄的重心较之于投资需求要来得晚，所以前者具有结构性的国民储蓄小于国内投资的倾向，而后者则相反。作为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的缺口，经常项目余额也随之被锁定。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单一意义上的人口因素不可能促成一国永久性地陷入外部经济的失衡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反转迟早会打破已有的贸易收支格局。既便如此，长期、大量的外贸顺差或逆差在现实中还是难以容忍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受欢迎的。为此，需要在以下方面做些许调整。
一、延长个体的工作年限。中国人均寿命已经大幅度提高，个体的生命活动特征也呈现出鲜明的变化，如果再延续对“老年人口”概念的传统界定，而不变更退休年龄，势必不能反映这种变化，也不能消弭由此带来的压力。由于个体在老年阶段时，器官机能逐渐弱化，医疗需求压力陡增，人均寿命越长，其支出就越大，在劳动适龄阶段对储蓄的需求就越高。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变化了的个体生命活动情况，重新定义人口的各个年龄段，并将这种定义上升到政策层面，这既是人口规律自身的需要，也是现实经济社会的需要；既有利于我们应付人口老年化带来的挑战，也有利于调节储蓄，平衡外贸收支。
二、部分国家可以适当提高生育率，增加劳动供给。以中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属典型的高生育率国家，此后在强制性的人口干预政策和诱导性的市场选择机制下，人口出生率急遽下行，这样一种高低突变，势必会投射在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中，造成外贸失衡。我们认为，在确保不发生大规模人口反弹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生育率，增加少儿人口比重和抚育负担，降低国民储蓄，缓解外贸顺差；同时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可以增加后续劳动力供给，减少未来人口老年化时期所可能出现的贸易逆差，通过对人口出生率的调节，来成功实现人口年龄结构的“软着陆”，达到平衡外部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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