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平 娄 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摘要：本文在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特征基础上，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测算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结果表明，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增长较快的情景中，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5%和5.8%，比历史趋势惯性发展的基准情景中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0.2个和0.3个百分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打破垄断和营造充分而公平竞争的市场发展环境，改善科技创新的机制和环境，以及注重质量和效率，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等。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
JEL分类号：E00，O10，P00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从结构性增速阶段向结构性减速阶段转变，这种转变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国内诸多矛盾和问题（诸如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及国际需求疲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复杂形势下，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战略，这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亦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构建我国“十三五”阶段经济增长的新型发展机制，将显著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并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因此，深入探讨和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
从经典经济学理论角度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阐述了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通过平均利润率理论揭示了资本要素会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进行转移，从而促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而产业升级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要素配置在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亚当·斯密（1776）提出了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这为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三大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比重的关系及其变化趋势，使人们对经济中结构性问题的认识更加明晰。
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放松管制、释放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增长质量和产品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在微观层面，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在市场竞争中适应需求多样化、高端化和服务化趋势，把有限资源更合理地配置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领域，改变过去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更健康、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增长；在宏观层面，推进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管理方式，科学合理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组和优化现有的存量资源，打造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创新能力、充分发挥自身发展潜力的良好环境，从而持续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国民福利水平，以及国内产品的国际核心竞争力。从内涵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和供需有效匹配。通过促进生产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系列结构性问题化解，进一步释放错配资源的内在价值，有效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改革现有制度。通过简政放权、供给侧管理和制度建设促进或倒逼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对原来束缚资源要素供给、市场配置功能以及结构优化调整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构建有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保障和高效政府管理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制度构建，形成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对中长期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一方面，由于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不断减少、要素成本逐渐上升、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现实问题导致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过去侧重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调控手段和空间显著受限，其调控效率也在逐渐减弱，而且这种调控方式也会导致越来越严重“供需错位”等结构性问题，这种新形势下，亟待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根据经济学理论，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效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效率改善、结构优化以及制度创新，强调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以及结构优化等方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而稳定的增长动力，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将有效提升我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增长潜力。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中国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的现实要求。2015年我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然而，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目前中国依然存在大面积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依然存在着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的问题，而并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从长期来看，高效的供给能力才是一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根本保证，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只有生产效率进步最快的时期，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离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进步，短暂的繁荣终难逃脱停滞的命运。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时期，重视科技创新，提高实体经济有效供给能力已经成为所有大国的共识。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了“工业4.0”发展新理念，日本在加紧研发新一代智能产业，中国也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标志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下一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能否成功实现供给质量和效率的大幅提升，也将决定各国经济的前途和命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侧管理和需求侧政策的弱化和退出。供给侧和需求侧、生产和消费是市场平衡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应相互配合，互为促进，平衡发展。需求侧管理主要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培育和满足市场新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因此，需求侧和供给侧各要素子系统内部与要素子系统之间以不同的作用力方式、不同的作用力大小以及不同的作用力方向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从而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根据经济学理论，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环境资源禀赋，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这四者构成的生产函数共同决定了供给侧的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尤其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等，但时至今日，支撑原来发展模式的劳动力要素和环境资源等禀赋条件已然发生改变，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维持，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新模式，而这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科技创新能力差、技术进步率偏低，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机制因素不合理，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生产能力利用和管理水平偏低。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着力解决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提高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从作用机理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技术创新驱动。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生产要素投入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生产效率提升的决定因素。而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过剩产能和无效产能，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附加值，不仅可以保持和扩展产品的市场份额，享有创新带来的市场收益，而且可以弥补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减弱的不利影响。另外，供给侧的技术创新对需求侧也具有改善作用，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相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产品出口和消费结构升级。近年来，随着我国R&D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的科技研发、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在一些高端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可能呈现全球“领跑”态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下，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会越来越大。
（2）制度创新驱动。制度因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构成部分，好的制度可以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本质上说，“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要强调释放制度红利，改进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降低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体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提高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空间，使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收益、责任和利益相匹配，切实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着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分析
1. 1979～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分解
鉴于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严重，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快速增长，本文在考虑了产能利用率和不能增加有效产量的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对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的影响下，采用改进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1979～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分解（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如果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过去36年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平均贡献率为61.3%）；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9～1985年的12.9%下降至2011～2015年的1.9%；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9～1985年的34.7%上升至2001～2005年的44.5%，然后逐步下滑到2011～2015年的25.3%，而西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一般超过40%。因此，这也从侧面说明，如果我国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培育和发展新动力，则我国经济未来中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将难以实现。
从表1还可以看出，我国三大生产要素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是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基本上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之上。我国的劳动力增长率逐步下降，这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相关。技术进步被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可以看到，我国的TFP增长率在1979～1985年总体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在2001～2005年TFP增长率达到最高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4.4个百分点；2006年以后TFP增长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以来，TFP增长率有加速下滑的趋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产能过剩加剧，与国际技术前沿面的差距正在缩小，利用外资势头趋缓，通过吸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正在不断降低。
为明确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内部驱动要素，本文依据相关理论，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六个子要素：
（1）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由于中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城镇化比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会不断转移到城镇，从第一产业转向于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这样，总的劳动生产率将趋向于继续提高。从表2可以看出，1995～2015年，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度平均高达1.23个百分点，在六个子要素中贡献度最大。
（2）国外技术溢出效应。一般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给东道国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会从管理和技术两个途径对东道国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越大，这种正向溢出效应往往越强。本文用该变量来反映国外资本技术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1995～2015年，国外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度为0.9个百分点，在六个子要素中贡献度居第二位。从不同阶段看，国外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其中加入世贸组织效应显著的2001～2005年，其贡献度达到1.35个百分点的最高峰。但由于我国与国际技术前沿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通过学习、模仿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正在逐步降低。2011～2015年国外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0.49个百分点，比2001～2005年大幅下降了0.86个百分点。
（3）人力资本提高。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往往可以衡量该国人力资本的强弱，而人力资本是影响生产率的显著因素，但由于中国缺乏家庭教育经费的可靠数据，因此，本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2显示，人力资本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贡献度有所加大。这与我国近几年大幅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有关，1995～2015年，人力资本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平均为0.58个百分点。
（4）科技进步。该变量用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进行衡量，根据经济学理论，研发投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因素。表2显示，科技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最近几年上升幅度有所增加，这可能与我国近几年来加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财税政策激励有关。1995～2015年，科技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平均为0.5个百分点。
（5）市场化进程。根据经济学理论，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市场竞争，从而加快提高技术进步和企业管理水平，这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本报告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数据，并估算得到全国市场化总指数。其指标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5个子指数，用于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的深度和广度，基本概括了市场化进程的各个主要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1995～2015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红利的逐渐减弱，市场化进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逐渐走低，平均贡献度为0.31个百分点。
（6）其他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是除了上述五个子要素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比如规模经济效应、管理经营能力、国外专利使用和技术购买、资源约束等因素。表2显示，其他影响因素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时正时负，1995～2015年平均贡献度为～0.5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其他影响因素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负向影响较大，这可能与我国产能过剩严重导致规模经济效应下降、生产要素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经营盈利能力减弱、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等因素有关。
2. “十三五”时期及2025年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情景预测
在基准情景下，2016～2020年和2021～2025年两个时期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3%和5.5%。在增长较快情景中，如果中国顺利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化，促进制造业转型与升级，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并且进一步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那么中国在2016～2020年和2021～2025年两个五年规划时期，也可能保持年均6.5%和5.8%的较快增长率，从而可以确保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预定目标。对比基准情景和增长较快情景可以看出，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增长较快情景中，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5%和5.8%，比历史趋势惯性发展的基准情景中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0.2个和0.3个百分点。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经济增长机制优化及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已经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即使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到5%～7%左右的水平。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该增长率区间将是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凸显期和危机爆发期。为此，“十三五”期间需要未雨绸缪，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控制好财政收支节奏，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着力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要实施稳健和审慎的货币政策，防止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防止政府和企业债务率大幅攀升。具体建议如下：
1.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活市场和激励企业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传统生产要素供给（如资本和劳动力）已经呈现规模收益递减效应，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新要素（信息、技术、创新、管理等），而这些新生产要素的培育、发展和成长需要宽松而自由的市场环境。因此，新一届政府应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涉，同时完善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开放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市场能动性和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主导下建立价格形成机制、成本传导机制和投资回报机制，使要素投入、成本约束和投资回报相匹配，由市场主导行业、产品、项目的组织和技术路线及方向，让市场自主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私人资本市场化运营激发市场发展动力和社会消费市场，严防“把市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2. 打破垄断，改革国有企业体制，营造充分而公平竞争的市场发展环境
无论是世界史还是经济学理论都证明了：垄断不仅会激化市场矛盾，阻碍产业转型升级和转型，而且也会遏制技术与管理水平的创新，并且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资源配置效率和影响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目前，严重阻碍我国企业研发积极性的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企业的短期行为；第二是企业的垄断行为。由于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长期投入，而且收益很难即刻显现，因此，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基本没有动力进行研发。此外，当企业利益大量来自于政府所给予的特殊垄断地位时，企业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进行研发。而追求短期利益和过分依靠政府所给予垄断和补贴的恰恰是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通病。与此同时，由于我国还存在一些垄断性产业政策，加之电信等服务业等领域对民间资本放开程度不高，民间资本很难进入这些竞争性领域，这不仅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也不利于发挥民间资本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公平的发展制度严重阻碍着技术创新和生产者激励机制。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消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改变国有企业干部任免制度和考核机制，消除国有企业短期行为，进一步放开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等是建设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转向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经济，关键之一在于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主要职责之一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政府应努力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保障机制，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从而更好地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3.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善科技创新的机制和环境
现代企业的竞争核心实质上是技术的竞争，企业唯有重视科研和科技创新，才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在各种顺逆环境下长期生存和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时期，出口面临的环境也日益严峻，这种环境下迫切要求加强和依靠科技创新。一方面，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契机，制定和完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意愿的相关规划和产业政策，建立健全创新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风险投资机构发展，优化财税改革和企业科技研发管理法律，出台真正能够鼓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和自主创新意愿的科技政策，切实解决目前困扰企业研发投入的后顾之忧；同时，完善投融资政策，通过对知识产权质押担保，技术、科学和科技保险，高新区债券，风险投资基金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支持体系、技术服务体系、技术产权交易体系，真正在我国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外部环境，使企业自主创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充分保障。让科技人员富起来，是激发企业和人才投身科研、积极创新直接而有效的手段。
4. 质量和效率替代数量，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在加大科技创新和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需要着力提升传统生产资源要素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一方面，基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改变的事实，以及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求，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推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抵消基于人力资源意义上“人口红利”之后的负效应。同时通过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优化劳动力配置，降低劳动力自由流动成本，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有序流动，适当延长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退休年龄，鼓励老龄人口继续发挥余热，挖掘社会劳动力供给潜力，将控制人口增长战略向优化提升人口素质、提高人口质量战略转变，强化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劳动者素质。建议“十三五”时期推广实施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平稳有效转换。另一方面，加快实施金融领域改革，提升资本利用效率，改变金融企业垄断暴利行为；加快构建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多样化组织体系、立体化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各种金融资源，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切实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
参考文献
[1]迟福林. “十三五”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2]邓磊，杜爽.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力与新挑战[J].价格理论及实践，2015(12).
[3]龚刚.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4]肖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逻辑[J].科学发展，2016(3).
[5]王展祥，杨扬，魏琳.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稳健增长的供给侧结构动力探析[J].求索，2016(1).
[6]亚当·斯密.国富论[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7]张为杰，李少林.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现实与政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