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前的入土，
是蒙冤受屈！
二千年间的等待，
是反思自省……
二千年后的现身，
是迎接相遇！
谁能想象到：一位古代重要的法律人物在时隔两千年后，竟然与一座现代化的政法大学“相牵手”，续上了前世今缘……
那是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在建设西安城南长安校区时，西汉御史大夫张汤的墓葬被发现。为纪念此事，西北政法大学在墓葬遗址上建造了遗址陈列馆等建筑。当初到和数次途经校区内的“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陈列馆”时，均免不了引发我无限的遐思……
张汤，是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臣——位列“三公”中的御史大夫，城南杜陵人，曾一度实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对其“初识”始于年少时的教科书，书中介绍他是执法严苛、刑讯逼供的“酷吏”。在当时狭隘评人观“非好即坏”的尺度下，对张汤的印象自然是不好的。
张汤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从“三岁看大，五岁看老”视角看，少年时便显露出日后所谓“酷吏”之本色。司马迁将其列入《史记 酷吏列传》：“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就是张汤少年审鼠断案的鲜活情节，长期的家学熏陶和实务历练，对张汤以后的法律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张汤历任长安吏、内史掾、茂陵尉、侍御史、御史大夫等职，逐渐成为汉代立法司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
西汉武帝后期，当时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地方豪强势力坐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使用“酷吏政治”，成为当时集权体制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时势造英雄，张汤被历史大潮推到峰尖，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忠君唯上、唯命是从、配合默契、处事果敢、用法严苛，深得武帝刘彻的赏识。他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不惜运用任何严厉手段打击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处处维护皇家集权制度。他一生中遵旨办案，依律断案,曾审理过陈皇后巫蛊案，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等重大谋反案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言“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而对地方豪强“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对贫民百姓则“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显示出对豪强的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对弱势百姓富有同情、宽以待之。协助武帝实施币制改革、盐铁官营、告缗算缗等经济改革，打击富商大贾，增加国库资金，为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平定匈奴之患，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于“忠君遵旨”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张汤也逃不脱此桎梏，否则就不是张汤了。
张汤对中国法治的另一贡献，就是修订政律，行经断狱，与另一大臣赵禹酌定律令。《晋书 刑法志》曾载，张汤撰《越宫律》27篇，赵禹撰《朝律》6篇，与汉初萧何撰《九章律》9篇，叔孙通撰《傍章律》18篇，合称“汉律60篇”，汉代律典之基本风貌至此成型。在司法审判中为适应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理主张，引证儒家经典附会汉律，通过“原心论罪”的方法观察行为人主观动机，开创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资治通鉴考异》书影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御史大夫张汤遭同僚陷害获罪，自杀前上书武帝：“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然后自杀身亡。因张汤死后被查明是冤案，汉武帝就诛杀了诬陷张汤的三个长史，即朱买臣、王朝、边通，幕后唆使诬陷的丞相庄青自杀。这位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其职能要大于现今的最高司法长官，但他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均是皇上所赐。《史记》记述有“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下葬于荒郊贫民墓区，也是薄葬，“载以牛车，有棺无椁”，这被后来张汤墓考古发掘报告所证实，其廉吏风范足为后世仪表。
2000年“西部大学城”在长安兴建，西安城内的高校先后涌入当时的长安县的樊川古道建新校区，当时这里是阡陌纵横、炊烟袅袅的田园和村落，而今的西北政法大学选址并不在此，此地最初是西安邮电大学的选址。而后又因西安邮电大学需要南北长的校址，故将此东西长的地界调换给西北政法大学。
历史是否有冥冥之间的安排，对张汤有所眷顾，让蒙冤而死的这位西汉时期重要而有争议政治法律人物，重见天日时，竟是一座现代化政法大学的建设“唤醒”了他！所以说是先有政法大学入驻，在基建过程中才发现张汤墓，而不是社会上流传的“先发现张汤墓，后政法大学才来此”的说法。
就在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基建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进行了考古发掘，张汤墓遂见天日，张汤亦再次进入了当代人的视野。据考古报告称：其墓葬位于该校体育办公楼基槽西北部，是斜坡墓道土洞墓，坐东朝西，略偏东北向。平面呈甲字型，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件，不见汉墓中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
最为珍贵的是两枚极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张君信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印面直径为1.8厘米，为汉人所说的“方寸之印”。墓中发掘结果印证了《史记》《汉书》中关于张汤的多项记载。
张汤及其墓葬这个宝贵的历史资源也得到了西北政法大学的高度重视。2008年元月，在校园内建造了具有汉代风格的“张汤墓考古发掘纪念碑”“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和纪念亭——“廉亭”，这是对历史的纪念、对古人的尊重、对文脉的传承。学校的莘莘学子也因此为豪，自发组织了志愿者队伍，为每周定期开放的陈列馆服务，为那些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在一所现代化的政法大学校园里发现古代廉吏墓葬并建“廉亭”，弘扬廉洁文化，意义极为深远。政事兴亡，惟廉弥珍！
二千年前的张汤也未曾想到，自己的葬身之地竟在二千年后一座具有“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育人理念的现代化政法大学校址内。这是历史的“安排”，这是穿越千年时空的“衔接“，这是中国法律在不同时期的状态，这是逐渐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注脚。张汤行法一味严酷，重刑轻民，现代法治的灵魂和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即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张汤之墓地也昭示了中国法律走过的漫长道路……
置身于张汤墓遗址建筑前，面对的是古人、是历史、是镜子。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无不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看待历史人物，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人治时代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官吏，不能简单的、不理性的以褒贬而论，也不能苛求历史和古人，而应理性的、客观的、辩证地看待它。历史的价值不仅仅是后人如何评价逝去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后人从中读懂了什么，感悟了什么，启示了什么，又该继承什么、扬弃什么、汲取什么？不同的人当会有不同的思想吧……
唯有如此，也惟愿一代代的后人有如此思维，注定会潜移默化地优化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