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盟之前的文章《没想到，我们也走上了这条路……》说过，搞野生动物保护的组织往往会走上“农业”的道路。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讨论生态保护自然也离不开农业。
豹乡田的油菜田 ©红后
但“农业”和“生态”这两个话题出现交集的时候，许多人的刻板印象都是，支持生态保护的人，在否定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推进作用。甚至会出言嘲讽，所谓的生态农业，不过是“小清新”穷极无聊的游戏，“饿几顿就好了”。
实际上，农业科技和生态并不是对立的南北极，而生态保护和农业的联系，也不是什么无聊的空想，而是未来农业的发展大势所趋。
红山动物园与猫盟共建豹乡田，为我们绘制了动物科普展牌 ©红后
现代化农业尾大不掉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样的农业，才是所谓“高科技”的农业？科技成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要追溯到上世纪二战后的绿色革命。这是一场以推广优良品种为主的农业技术改革，旨在解决人口与粮食的重大矛盾。绿色革命研发并推广了高产的粮食品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大大提高了产量。
在让人类吃上饭这件事上，绿色革命当然居功甚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但是，荷兰农学家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指出，当人们认为科学无所不能，照本宣科地用科学定律去指挥农业实践，无视客观条件时，农业科学就成了一种“帝国霸权”。
任何工作都不能削足适履，让实践去适应理论，农业也是如此。首先，农业发展要考虑当地的特殊环境。说到现代化农业，很多人的脑中首先浮现出的，都是美国的大农场。一望无际的大豆玉米，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高度机械化作业，在1988年，美国的一个农民就可以耕种0.6平方公里的土地。
用现代化的方法耕作大规模田地，是很多人心目中农业的“理想形态”，但正如生物进化一样，农田其实没有一种唯一的完美形态 图片来源：pixabay
这个情景确实是很“高科技”，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美国的条件都不可复制。美国是靠殖民主义立国的国家，他们人少地多，是建立在对原住民的排挤甚至屠杀上的。即使不考虑人口问题，许多地方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比如山地、低洼地、高原，本身根本不适合建成大规模农场。
多山的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耕种 ©肖师白
其次，一些农业科技的成果，如果大规模应用，不仅成本很高，生态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农机和农用化学品都要依赖大量的化石能源投入。美国每年生产3亿吨粮食，需要消耗6千至7千万吨石油，发展中国家要0.05~0.1卡热量来生产1卡热量的食物，但美国要0.2~0.5卡。因此美国的农业模式又被称为石油农业。
在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举化肥做例子：50年代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平均是8斤每公顷，到2015年已上升到868斤每公顷，其中有效利用率仅40%，而世界公认的化肥施用量警戒线是450斤每公顷。过多的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化，进一步产生重金属元素活化、土壤微生物群破坏、影响作物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增加病虫害、饮用水硝酸盐污染等不利结果。
豹乡田的电线上落着斑鸠 ©大猫
范•德•普勒格指出，目前的农业科技过于偏好“最优条件”，比如又好又大的土地，大量金钱和化石能源的投入。在农业研究所里这些条件可以用钱砸出来，但真正去种地就另当别论了。常有人嘲讽对现代化农业持批评态度的人是“娇生惯养，不识疾苦”，殊不知，“现代化”农业本身就是娇贵的。
孟山都做错了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认为代表“现代化农业”的科技成果，虽然它们具有提高产量或保护生态的潜力，但它们投入市场时，带来的也未必是正面的结果。因为那些掌握农业科技的大企业卖产品——大到拖拉机，小到种子——给农民，目的不是做慈善，而是盈利。
上世纪末，世界上最大的种子销售公司孟山都（Monsanto），在美国大规模推广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种子，同时出售草甘膦（商品名“农达”）。一开始一切都很美妙。草甘膦在地里一喷，除了庄稼，一切植物都消灭得干干净净，1996到2003年，美国的除草剂使用量降了15%，还节省了农民大量的劳动。但到了本世纪初，人们就开始发现，过量使用草甘膦的选择压力，让杂草产生了抗药性。到了2006年，除草剂的使用量相比1996年，增加了20%。
猫盟在和顺清理垃圾时，从河里找到的农药瓶 ©红后
2015年，美国种的棉花、大豆和玉米已有90%是抗草甘膦的了，孟山都靠种子和农药赚得盆满钵满，但农民在和杂草的“内卷”里并没有占到上风，同时大量施用除草剂造成了严重的生态负面影响。因为抗草甘膦的杂草越来越厉害，农民不得不启用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获批的除草剂“麦草畏”，问题是麦草畏是有挥发性的，不仅会杀灭周围的野生植物，也会危及他人的庄稼。当然，孟山都没有忘记在2015年推出抗麦草畏的种子。
我承认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潜力很大，我也认为它可以成为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科学无倾向，掌握科学的人却是逐利的。
在豹乡田吃高粱的斑鸠 ©大猫
技术可以造福人类和生态，也可以损害人类和生态。转基因是如此，更加“古老”的科技产物化肥也是如此。范•德•普勒格认为，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业发展新方案（注意，它是以美国的“企业式农业”为标准的），有一个特点是取消了“土壤生物学”，取而代之的是“土壤化学”。换言之，种植不再依靠土壤生态系统本身的地力，而是依靠外来的化肥。
实际上，早在化肥应用之前，英国的农民已经在用各种方式保持土壤肥力，比如绿肥、粪肥、粮食和豆科牧草轮作等，但是化肥大批量使用之后，这些方法很容易被排挤掉，牲口粪都成了没用的垃圾。
被野生动物弄倒的玉米，被啃过的玉米穗和动物粪便 ©红后
传统的施肥方法过于千变万化，难以控制和标准化，最重要的是它根本不是一种商品，所以对出售化肥的公司来说，粪肥毫无价值。化肥使用太多，不仅会造成土壤生态失衡和水污染，也会让农民过分依附于市场，失去自我选择权。而公司是不关心这些的——它们只想让你买的越多越好。
人勤地不懒，则未来可期
最后，我们来讨论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样的农业才能让人吃饱饭呢？我们知道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但不靠科技，我们是不是都得回到古代社会吃糠咽菜？
这就要纠正一个偏见了，“古”和“今”并非是对立的！我们常听到，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1%的人口。但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在绿色革命之前，中国的小农经济，就是一种产值相当高的生产方式。
豹乡田的玉米 ©红后
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Franklin Hiram King）在1909年的中国山东做农业调查，他发现一个12口之家，耕种2.5英亩（约1万平方米或15亩）的土地，养着一头牛、一头驴和两头猪，这相当于一平方英里（约2.59平方公里）的土地能养活3072人、256头驴、256头牛和512头猪。相比之下，1900年的美国农村，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供养了61人，30匹马、骡。金对中国的农耕方式给出了大大的好评，认为它对于改造美国仰仗“化学”的农业，解决现代的粮食和环境问题，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经营，农民必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出，也能保持土地的再生产能力，不然中华民族不能延续至今。很多传统的农业方法今天仍在使用，比如桑基鱼塘等农林牧复合系统，堆肥等循环利用资源的方式，深耕去除虫害和杂草等。传统农业并不排斥科技，这些传统经验也可以和现代科技相辅相成，帮助我们保护生态，节约资源。
玉米和扁豆种在一起，豆科植物可以增加土壤里的氮含量 ©红后
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早已不是把环境问题抛之脑后，一味往前冲。2012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十八大”报告，2015年，“绿色发展”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提出。可见追求生产和生态的平衡，不是“小清新”的游戏，而是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农业也是生产的一种，它自然也要遵守这一规律。更重要的是，农业是自然与人关联最为紧密的生产方式，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
农田里的雉鸡 ©大猫
最后我还想用范•德•普勒格的话作为结尾。他在研究中发现，不管是哪里的农民——意大利、安第斯山区还是中国——他们都把生产资料（土地、牲口等）当成活生生的生命甚至伙伴，他们相信，付出辛勤的劳动，它们就会慷慨地回报你。这是一种充满情感和温度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关系，正如中国农民所说，“人勤地不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