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博丹的不宽容——近代欧洲的灵性失序与政治失序_

编者按：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第9辑）：卢梭对现代道德的批判》（刘小枫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张云天同学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为方便阅读，此次推送删去注释，有兴趣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可查阅原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

博丹的不宽容

近代欧洲的灵性失序与政治失序

张云天

在《政治观念史稿》第五卷《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中，沃格林极不寻常地为博丹（Jean Bodin）安排了第六章的全部篇幅；相比之下，波焦（Piggio）、哥白尼、第谷（Tycho）、布鲁诺等14至16世纪的诸多重要人物全都挤在第五章中。如此对比鲜明的篇幅安排无疑是沃格林有意为之，他显然是在借此向读者强调博丹的重要性；沃格林还曾说：“16世纪的政治学尤其缺乏具有独特智识的著作——但博丹是个例外，我们将专辟一章论述他的著作。”可为什么沃格林如此推崇博丹？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把握博丹的思想。沃格林认为，“博丹思想的活力中心就在于他的宗教性”；看来，理解博丹思想中的宗教性是一条进入博丹的捷径，本文将以博丹的宗教态度作为把握博丹思想的切入点。

沃格林（Eric Voeglin，1901-1985）

一、博丹“矛盾”的宗教态度

1530年，博丹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商人之家，13岁时进入天主教的加尔默罗修会做见习修士；20岁时进入图卢兹大学攻读法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9岁离开大学到巴黎的高等法院当律师；40岁时被查理九世任命为皇室专员，负责改革诺曼底的皇室森林经济；41岁担任阿朗松公爵（查理九世的弟弟）的御前大臣，直至阿朗松公爵去世；46岁作为法国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韦芒杜瓦（Vermandois）三级会议；57岁担任拉昂主审法院的皇家检察官；66岁于拉昂逝世。

博丹本人是一名基督徒，更确切地说，博丹早年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他后来曾作为一名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即16-17世纪法国的加尔文教教徒）遭到囚禁，晚年则再次改为支持天主教，且临终前要求教堂为他举办天主教葬礼。从天主教转向新教，最后又回归天主教，博丹真实的宗教态度令人费解。但不论如何，这些经历足以证明博丹的一生与欧洲的宗教分裂密切相关。

博丹（Jean Bodin，1530-1596）

最能体现博丹宗教思想的两本书——《七贤对话录》（Colloquium Heptaplomeres de Rerum Sublimium Arcanis Abditis）和《巫师的魔鬼术》（De la Démonomanie des Sorciers）——中并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内容，但却令不少读者感到困惑，因为这两本书似乎体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宗教态度。

《七贤对话录》写于1593年，也是博丹晚年的最后两本著作之一。该书分为六卷，前三卷中讨论了恶魔、天使和人类灵魂的本质，后三卷则描述了一场发生在七个有着不同宗教信念的人之间的对话。

在参与对话的七个人中，除了一位信仰“相当自由和破坏性的理性主义”的无神论者之外，其余六人分别信仰天主教、茨温利（加尔文）新教、路德新教、穆斯林教、犹太教和自然宗教。虽然这场对话最终没能给出一种解决持有不同宗教信念的人之间的分歧的最佳方法，但七位对话者在对话的过程中认识并承认了彼此在宗教问题上共有的虔敬和真诚，因而达成了一种互相理解、和平共处的结局。由于涉及较为敏感的宗教话题，这本书的抄本虽然在私下场合里流传广泛，但迟迟未能付梓，直到三个世纪后的1857年才终于出版。

通过《七贤对话录》的情节和对话的内容，我们看到博丹试图弥合不同宗教信念之间的裂隙，似乎展现出了一种宗教宽容的态度。然而，在另外一本被认为带有博丹自传色彩的《巫师的魔鬼术》中，博丹却展现了“宗教不宽容”的一面。

《巫师的魔鬼术》写于1580年，十一年前（1569年），博丹曾因被视为胡格诺派教徒而被免去公职并遭到监禁；八年前（1572年），博丹亲身经历了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所幸并无性命之忧。该书叙述了一个人从37岁开始与一个精灵相伴度过一生的故事。在被精灵附身之前，此人不断祈祷上帝派天使来指引他，并时常思考当时互相争论和冲突的不同宗教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宗教。

《巫师的魔鬼术》1580版扉页

有一天晚上，此人在梦中听到上帝向他保证会拯救他，随后他就感觉到了一个精灵的存在。这个精灵出现之后，它会通过触碰他的左耳和右耳来传递信号，向他揭示正确与错误、高尚与邪恶，并以此指引他成为一名好人：

从那以后，它总是伴随着他，给他一个可察觉的信号。例如，如果他在做不好的事情，就触碰他的右耳；如果他在做好事则触碰左边。如果有人来拜访他并给他一个惊喜，他会突然感到右耳边的信号；如果是某个好人为了他的利益而来，他也能感到左耳边的信号。当他想饮酒或吃不好的东西时，他感到了信号。此外，如果他不确定是否要做或承担某件事，他也会感到同样的信号。如果他在想什么邪恶的事，他会立即感到要求他停止这样做的信号，因此他就不会去做。

在这个看起来颇有迷信色彩的故事里，《七贤对话录》中的那个主张宗教宽容的博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对巫师等魔鬼附身者（demonomaniacs）——尤其是对其中的文人、哲人和启蒙智识人——绝不宽容的博丹。沃格林认为，《七贤对话录》中区分了不同层次的魔鬼附身者：

作恶者也区分了不同层次，最底层是一般的乡村巫师，他们践行留存下来的异教仪式；接着是所有社会阶层的民众，他们用护身符和圣像来制造奇迹和治愈疾病；然后是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他们由于崇拜各种中介性力量而亵渎了上帝……再进一层，我们看到了意大利风格的宫廷社会，其中为了追求政治目标而盛行着各种魔法活动；然后是文人和哲人，他们复兴了玄奥的科学；最后也是最坏的，便是经过启蒙之后的智识人，他们否认魔鬼力量的存在。

如果说《七贤对话录》体现出的“宗教宽容”是启蒙智识人欣赏和支持的宗教态度，那么他们所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倡导宗教宽容的博丹会写出《巫师的魔鬼术》这样一本反对宗教宽容的书呢？《巫师的魔鬼术》中频繁出现的“精灵”、“天使”、“巫师”、“魔鬼”，令博丹的立场变得“可疑”起来。

《国是六书》插画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偏见，所以博丹在现代遭到学者的忽视甚至是敌意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沃格林对博丹格外看重；而他将博丹置于《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这一卷的最后一章，并不是说博丹是一位具有“现代性”的哲人。因为事实正好相反，博丹可能是欧洲现代性兴起的阶段中，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背后隐藏的危机，并以其杰出的智识能力对现代性予以抵制的哲人。

二、宗教不宽容，或有区分的宗教宽容

想要理解博丹的宗教态度究竟是“宗教宽容”还是“宗教不宽容”，必须首先理解博丹对于宗教以及人的类型的区分。

以博丹信仰的基督教为例。若按启蒙智识人的区分，基督教当然应分为宗教分裂（他们称其为“宗教改革”）前的旧教（天主教）和分裂后的新教。而新教中的代表加尔文教派更是鼓吹“预定论”，以唯一正统自居，颇有一种将民众从旧教中“解救”出来的使命感。“在法国、英国与荷兰，加尔文派——在16世纪中期以后，它被称为改革宗/归正派——发展得很快并且成为重大的政治力量。这个教会比路德宗/信义宗更有使命感，也更积极，它真正是一个‘奋斗的教会’。”

新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然而在博丹看来，正确区分宗教的方法不是“新”和“旧”，而是真宗教（真正的宗教）和历史宗教。

不论是启蒙智识人眼中的新教还是旧教，在博丹眼中它们都属于历史宗教，即从古至今诞生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甚至可以说，博丹的历史宗教当然也包括启蒙智识人非常推崇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沉湎于某一种学说并无视甚至敌视其他学说，这与自居正统、将其他教派都定为异端的新教加尔文主义有何不同？

而与历史宗教不同，博丹提出的真宗教是超越互相冲突的历史宗教之上的宗教，是一种高尚的灵魂独处时所表现出的状态。因此，博丹虽然是一名基督徒，但他早就超越了作为一种历史宗教的基督教，通过自己的灵性直接与上帝建立了联系。在《给让·巴图的信》中，博丹更是将包括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在内的希腊、罗马的灵性主义者都视为与耶稣相提并论的真宗教的“教徒”。

正是借助对真宗教和历史宗教的区分，博丹又将人的类型划分为四类：第一种人是什么也不关心的灵性泯灭的猪猡；第二种人是将其思想用于作恶直到其灵魂变得与魔鬼相联系的人；第三种人是将其思想用于为善直到其灵魂变得与天使相联系的人。“有些人与天使相联系，有些人与魔鬼相联系；一个人也会发现，有些人对任何人都不关心。”

而在这三种类型的人之外，博丹指出还有第四种例外类型的人，这种人凭借对善的奉献和对美德的实践，最终能与上帝的天使（如《巫师的魔鬼术》中的精灵）直接沟通，甚至他们不仅能感受到天使的存在，还能得到天使的指引和守护。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善，并提升其灵魂到上帝、善、美德的程度，那么在他的灵魂被神圣的恩典净化之后，如果他实践道德美德，然后实践智慧美德，那么他可能会发现他与上帝的天使有这样的交流——他必将感觉到它的同在，不仅会被它守护，而且将知道它所指引他和禁止他做的事情。

显然，博丹对于人的类型的划分方式与历史宗教的教诲大相径庭。与其说博丹的划分受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响，毋宁说这种划分正体现了博丹所倡导的那种超越历史宗教的真宗教。只有充分理解这种区分方式——不妨将这四种人分别称为“猪猡”、“魔鬼”、“信徒”和“先知”——我们才能理解博丹的宗教不宽容，或有区分的宗教宽容。

在《七贤对话录》中，博丹展现出的“宗教宽容”是“信徒”之间的宽容。这七位对话者都不是普通的教徒，“他们都打破了自己教义的边界限，没有一个人严肃地生活在完全排他的信仰中；他们都广泛地具有关于不同宗教的比较知识；他们都意识到各种宗教的历史条件，也愿意从这个视角出发讨论宗教。”

博丹在书中虚拟的七位对话者，与灵性丧失的“猪猡”和灵性堕落的“魔鬼”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们对不同宗教的信仰实际上都服务于一种灵性生活的需要，即在人与神之间建立的一种灵性秩序的需要。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共识下，七位对话者之间才实现了和平对话与彼此理解，正如对话中的路德主义者引用了犹太教的文献、加尔文主义者引用了天主教的文献、信仰亚伯纳罕原初宗教的人则引用了新教人物的言论……这种仅仅在“信徒”之间才能产生的宗教宽容，不仅与现实中激烈的宗教冲突、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也证明并非所有类别的人与人之间都适用宗教宽容。

《愚人船》扉页

此外，尽管《七贤对话录》中的确有一位无宗教人士，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一本反宗教的启蒙著作，正如马尔库姆（Malcolm）所言：

《七贤对话录》实际上存在于一个与“放荡主义学者”（libertins érudits）的精神世界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中，这些老于世故的思想家吹嘘自己是从愚蠢的偏见中解放出来的“否认者”(déniaisés)并认为宗教的大多数内容都可以用人类心理学来解释，[宗教]仅仅是无知和恐惧的产物……总的来说，《七贤对话录》清楚地表达了对上帝的存在、对祂积极干预世界、对祂的启示的无可置疑的有效性(《希伯来圣经》)，以及对人类灵魂转向祂的必然需要的热枕信仰。

那么博丹本人对于历史宗教是否持“宗教宽容”的态度呢？作为“人类中的一个天使般的使者和先知”（沃格林语），博丹的宗教宽容至多只能算是一名具有灵性的“先知”对大多数教徒的宽容。

对于迷失在各种历史宗教中的人们，博丹的态度并不是仇恨和愤怒，而是悲哀和怜悯。因为博丹非常清楚，广大教徒对于历史宗教的信仰更多出于习俗或受到历史文化环境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博丹的立场实际上类似于晚年的柏拉图。对博丹来说，历史宗教已经成为‘民众神话’，即将让位于柏拉图的新的神秘主义宗教；博丹对历史宗教的宽容，实质上是柏拉图对于民众神话所包含的真理的尊重”。沃格林在这里所说的“宽容”和“尊重”，当然是也只能是一位“先知”对信仰各种历史宗教的民众的宽容和尊重。

除了“信徒”之间的宗教宽容以及“先知”对大多数教徒的宗教宽容以外，对于从不沉思、只满足于口腹之欲的灵性死亡之人，以及灵魂变得如同魔鬼一般的灵性堕落之人，博丹的宗教态度是彻底的、决然的“宗教不宽容”——如果说《七贤对话录》面向的是博丹所欣赏和认可的“信徒”，那么《巫师的魔鬼术》面向的就是博丹最痛恨的“猪猡”和“魔鬼”，博丹的怒火和攻击毫不留情地倾泻在后两种人的身上。

更进一步地说，博丹所信仰和推崇的真宗教，必然要求他对“猪猡”和“魔鬼”的不宽容，因为这两者的灵性漠然最终将让整个人类为之付出代价。

先知博丹有责任保存和揭示真宗教的核心，并且引导共同体走向皈信。但是，这项使命的履行陷入了危险，不仅因为诸历史宗教的战争，甚至更多是因为那些对人类灵性秩序漠不关心的人，以及那些灵性敏感却倾向于恶灵的人，后两者就是“猪猡”和“魔鬼附身者”。主张宽容的博丹，对这两类人毫不宽容。对于灵性理解的真正宽容，难免伴随着一种对于同样得到良好理解的灵性背叛之罪的狂热不宽容。

博丹身上之所以会有着对“灵性背叛之罪的狂热不宽容”，原因在于作为一个灵性整体的人类可以通过皈信真宗教而走向良善和秩序，而“猪猡”与“魔鬼”却背叛了这一过程。这种背叛彻底破坏了智识秩序、灵性秩序乃至政治秩序，不仅“猪猡”与“魔鬼”要为此承担罪责，甚至会连累所有其他的人。

为了避免人类最终走到这一步，沃格林指出，人类中的思想家理应认识到自己共同体的责任，并通过引导和唤起民众灵性的方式履行这份责任。

三十年宗教战争

博丹说，他从研究法律开始就受到一种欲望的激发，即尽一切可能把能归还政治体的东西全都归还政治体，“在不朽的上帝之后，我们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政治体”……沉思的思想家使全体公民都能得他的劳作果实，以此履行了他对政治体的责任；因此，他将充当一名向导，引导那些无法主动做到的普通公民去沉思人事，沉思自然，最后是沉思上帝。通过这种引导，思想家的沉思就能发挥实效，成为秩序社会中的一个来源。

那么，博丹是如何肩负沃格林赋予人类思想家的这份责任的呢？不妨联系他的另外两本著作：《国家六论》和《认识历史的简易方法》。

在这两本书中，德性、正义这些古典哲人不断探究的概念总是反复出现。

在《国家六书》全书的最后一节，博丹试图以关于正义观念的讨论作为他宏大构思的终点。其中，他指出，迄今为止有两种主要的正义观，即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这一对概念显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而他自己则引入了第三种正义观，即在博丹研究中名声显赫的所谓“和谐正义”（harmonic justice）观念。

而在另外一本书《认识历史的简易方法》中，“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论史’或‘论政治教育’(含5章)，此后(第六章‘论政体’)博丹开始谈他思考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最佳政体。这意味着，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来谈论这个问题：必须经过前面的心性品质磨炼，才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不论是研究政治上的主权、民权、最佳政体，亦或是讨论如何对民众施以史学教育，博丹都从来没有忘记古典哲人的教诲，甚至会提前检验和磨炼读者的心性品质，以免“猪猡”和“魔鬼”也有资格加入研究、讨论——清晰而有力地论述对不同类型的人的区分以及对“猪猡”和“魔鬼”的宗教不宽容，并向公民阐明这些洞见，这正是博丹履行他对共同体的责任的方式。

然而，启蒙智识人是如何履行这份责任的呢？——他们完全与博丹背道而驰，将“猪猡”和“魔鬼”也当作一种正常人的类型，不仅纵容这两类人的言辞和行动，而且还专门设计一种让 “猪猡”、“魔鬼”与正常人一起生活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博丹早已预见，这种不加区分的宗教宽容，注定将为人类带来灾难。

《认识历史的简易方法》1650版首页

三、欧洲近代的灵性失序与政治失序

启蒙智识人倡导不加区分的宗教宽容，尤其反对天主教对新教的打压和抵制，甚至专门为新教所引发的宗教分裂起名为“宗教改革”。

可是，发动“宗教改革”的新教最终到底为欧洲带来了什么呢？“至少在政治实践上，新兴的教派既不主张政教分离，更不认同宗教宽容……由于新教的出现，整个欧洲失去了统一的教会和统一的信仰，迅速分裂成有着各自宗教认同的民族国家，并且因为宗教的原因而不断发生国内国外的流血冲突。新教为欧洲基督教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宽容，而是战争和冲突。”

为了说明新教——尤其是其中作为现代政治基础的加尔文主义——所引起的灵性失序与政治失序，不妨将时间回溯到1517年10月31日，彼时莱比锡大学的神学教授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在维腾贝格宫城教堂门上张贴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公开挑战罗马教会的权威。

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绝对想不到，他的宗教改革呼召、他被开除教籍，以及他建立的与西方原有教会匹敌的基督教，最终不仅造成基督教国度的分裂，甚至连基督教神学也因此四分五裂。”自此路德宗诞生以后，加尔文宗、安立甘宗、再洗礼宗、卫理会等新教宗派粉墨登场，英国、瑞典、丹麦、荷兰、瑞士等国先后加入新教阵营，宗教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欧洲大陆上的各个角落。

1562 年，法国宗教内战（史称“胡格诺战争”）爆发，不久后西班牙、英国和德国也卷入其中。“总共有八次胡格诺战争，这个可怕的冲突断断续续维持了30多年（1562-1598年）。双方都采取恐怖的手段和残暴行为，双方毫不犹豫地使用谎言、诡计和暗杀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17世纪初，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在欧洲大陆上形成南北对立之势，宗教矛盾极为尖锐。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波西米亚王国的新教徒发动起义并宣告独立，“三十年战争”正式爆发。当战争打到1638年时，以神圣罗马帝国为首的天主教同盟越战越强，新教国家先后败下阵来。1640年，法国不再维持中立，转而加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阵营，更大规模的战争打响。1648年，神圣罗马帝国在处斯马斯豪森会战及兰斯会战中被法瑞两国联军击溃，哈布斯堡王室无力再战，于同年10月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场持续三十年之久的宗教战争终于结束。

1642年，英国的清教徒为了反抗英国国教，肃清天主教残余，联合资产阶级新贵族发动了英国内战（史称“清教徒革命”）。1649年，清教徒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建立清教共和国。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年，为防止天主教徒承袭詹姆斯二世的王位，清教徒又与英国国教徒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帮助荷兰的威廉三世夺取英国王位，后者则在北苏格兰和南爱尔兰这两个天主教地区实行了血腥的镇压，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伦科大屠杀”。

上述历史证明，自新教诞生后，欧洲的宗教分裂愈演愈烈，伴随宗教分裂而来的是几百年的宗教战争和政局动荡，包括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619-164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40-1688年的英国内战等等。由新教徒以反抗宗教迫害、宣扬信仰自由为名挑起的宗教改革，不仅在许多国家中掀起了叛乱和内战，而且还引发了欧洲各国间的大规模混战，至少超过一千万欧洲人因此牺牲。

更可骇的是，宗教战争的余波仍未平息，宗教分裂带来的毒害甚至至今仍未结束——“内战自古就有，意识形态化的内战（宗教内战）却是西方基督教分裂给世界历史带来的毒株。”战争后欧陆各国的积怨以及各国之间的宗教、军事、领地矛盾，间接引发了后来的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无数战争；而建立在新教伦理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由清教徒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打造的现代国际秩序，时至今日还在继续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

当加尔文开创了颠覆、破坏基督教统一秩序的先例之后，他的徒子徒孙也就依样画葫芦，将分裂和反叛视为改革和进步。而与新教徒同根同源的启蒙智识人自然也不可能跳出这个怪圈，更不可能看到加尔文主义如何引发灵性失序，并进一步造成政治失序。

在灵性上从政治的失序撤退到自然的秩序并不是终点；这种撤退有一种政治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不止一个政治目的。法国内战是宗教战争；政治失序源于灵性失序，后者体现为人们对同一启示的真理有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在自然的编录里寻求上帝的启示，对[博丹]来说有助于建立于一种宗教来超越于各种对启示基督教的失序性解释。

启蒙智识人不仅看不见加尔文主义对灵性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破坏，而且选择性地忽视那段旷日持久且极为惨烈的欧洲宗教战争史，甚至也无法理解不加区分的宗教宽容究竟如何引出了20世纪极权主义的“魔鬼教会”，以至他们今日仍然在纵容那些博丹决不可能宽容的“猪猡”和“魔鬼”。

加尔文（Jean Calvin, 1509-1564）

难怪沃格林在《政治观念史稿》中对此郑重其事，甚至向读者发出了直白而严厉的警告：

我们时代已经迎来了它的最后阶段，这种漠然的宗教宽容让各种魔鬼力量掌握了政治体，把它改造成了极权主义的魔鬼教会（ecclesia）的屠宰场——不幸的是，遭到屠宰的并不只是“猪猡”。

反观身处新教和现代性兴起时期的博丹，他是否已经根据自己卓越的智识从加尔文主义的一点火星中预见了后世的焚天大火？如若不然，博丹为何会从新教重新回归天主教，并在晚年要求为他举办天主教葬礼？为何会在《七贤对话录》的前三卷中集中论述恶魔、天使和人类灵魂的本质？又为何会在《巫师的魔鬼术》中阐述魔鬼的邪恶力量对正常人的影响，并要求对那些魔鬼附身者进行严厉的监视、审判和惩罚？

在与加尔文的历史对决中，博丹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加尔文主义彻底重塑了现代社会。但我们不禁猜想，如果17、18世纪的启蒙智识人选择的是博丹而非加尔文的道路，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何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四、博丹对现代性的警惕和抵制

博丹身处于新教诞生和现代性兴起的16世纪，在博丹成长的过程中，传统的智识秩序和灵性秩序正在遭到冲击，信仰加尔文主义的胡格诺派掀起了法国宗教内战，他的祖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宗教分裂和政治动荡。

1559年，在《关于教育国家年轻人向图卢兹议院和人民所作演说》中博丹指出，一个国家应该尽量避免其公民之间存在太大的宗教差异，他呼吁教会和政府一起推动所有公民信仰同一种宗教：“如果说教会领袖的任务是确保真宗教不被迷信或被不虔敬地玷污，那么掌握着国家命脉的官员的任务就是确保年轻人坚信那个唯一不变的宗教，不改而追随其他混乱庞杂的信仰。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顾全国家的面貌。”终其一生，博丹都在致力于维系良好的灵性秩序和政治秩序。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博丹区分了“猪猡”、“魔鬼”、“信徒”和“先知”这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宗教不宽容，或有区分的宗教宽容：“宗教宽容”仅限于“信徒”之间以及“先知”对大多数教徒的态度，而对于“猪猡”和“魔鬼”，正确的宗教态度是彻底的、决然的、毫不留情的“宗教不宽容”。

令人遗憾的是，启蒙智识人至今仍未达到博丹的宗教性的高度——他们倡导的“宗教宽容”既没有区分真宗教与历史宗教，也没有正确地区分不同类型的人，更不用说确定宗教宽容的适用对象与范围，最终为西方的宗教分裂战争乃至后来面临的种种危机留下了祸根。因此，沃格林在博丹与启蒙智识人之间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到目前为止，“现代”读者可能会有点不安，因为我们在天使和魔鬼的陪伴下还如此心安理得；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启蒙了，我们知道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生物。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沃格林如此推崇博丹？联系《政治观念史稿》第五卷卷名《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便有理由认为，沃格林之所以如此推崇博丹并将他安排在该卷的最后一章，是因为他将博丹视为彼时欧洲灵性失序和政治失序背景下的唯一一位“先知”，以及新教诞生和现代性兴起阶段的最后一位强力而睿智的反对者。

对于博丹，沃格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关于宗教宽容的观念，我们几乎不能说它曾被恢复到了博丹《七贤对话录》的那种深度……博丹思想中看似陌异之处，不是因为据说还有中世纪观念的残留，而是因为现代的智识历史分殊成了早期的地中海阶段和后来的阿尔卑斯山以北阶段。我们必须付出一种专门的努力，才能从我们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现代性立场出发，充分地重构博丹的体系性思想；这种思想结合了丰富的材料和问题，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我们当代人构建体系性思想的尝试。

沃格林敏锐地指出，在反对加尔文主义的背后，博丹实际上不自觉地保持了对现代性的警惕，因为加尔文主义的本质就是现代性。“宗教改革，尤其是采取了加尔文主义形式的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现代之开放性奠定基础……”博丹这位16世纪的学者，竟能从加尔文主义中窥见现代性的雏形，甚至预见了现代性兴起后可能在欧洲引发的危机，并极富先见之明地对其予以抵制，无怪乎被沃格林称为“先知”。

作为20世纪反思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巨擘，沃格林从博丹的著作中看见了一位卓越而深刻的思想家和先行者。而对现代读者来说，如果不跳出现代性的视界，不重新审视欧洲近代乃至当下面临的灵性失序与政治失序，就难以认识到博丹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