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与论证新探——来自实验哲学的启示

直觉与论证新探——来自实验哲学的启示
2024年07月04日 06:30 哲学园

直觉与论证新探

来自实验哲学的启示

引言

在哲学研究中,直觉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许多哲学问题的展开都需要借助哲学思想实验,而关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直觉也就成为了哲学学者建构理论的基础。但是,这一传统方法的可靠性在本世纪初遭受到了经验研究的挑战。许多实验指出,人们对于思想实验的直觉并不像哲学学者所默认的那般一致且稳定。因此,单凭扶手椅上的思辨并不足以对这类理论建构的重要依据作出准确的把握。

然而,传统哲学方法论是否因此受到威胁,取决于直觉在哲学中的实际作用。在传统方法论捍卫者看来,相比诉诸直觉,哲学研究更依赖于论证。并且论证的一大作用就在于修正哲学学者从思想实验中获得的直觉判断。因此,即便直觉本身存在多样性与敏感性,如果哲学学者能够通过随后的反思和论证最终建立起站得住脚的哲学判断,那么来自经验研究的挑战就能得到一定的回应。但是,由哲学思想实验产生的直觉是否会受到论证的影响,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而目前的经验数据与这一假设相悖。在2016年发表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中,被试对盖提尔案例(the Gettier case)的判断并没有像传统哲学方法论捍卫者所期待的那样因为论证而产生显著变化。不过,这一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方面,盖提尔案例是极少数哲学学者基本达成共识的案例之一。另一方面,该研究没有对哲学训练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的经验考察。

为改进这两处不足,本研究采用了两个在哲学学者中也仍然存在争议的知识论思想实验:“假谷仓案例”和“特鲁特普案例”(the Truetemp case)。同时收集了被试在哲学教育方面的信息,并基于被试的哲学背景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虽然总体上论证对被试的最终判断没有影响,但在至少学习过一门哲学课程的被试者中,论证在最终判断上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受过哲学教育的被试比没有受过哲学教育的被试对论证更加敏感。

文章将首先对直觉与论证的争论进行简要梳理;随后将引出一项关于直觉和论证的经验研究,并指出该研究在实验设计上的两个明显局限;接着将重点介绍在规避了这两点不足后所展开的新的实验哲学研究,以及得到的不同结论;最后将围绕研究结果,就哲学传统方法论与哲学专家技能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Part.01

直觉与论证之争

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学者的研究通常不需要借助实验仪器或田野调查。

在思考和讨论哲学问题时,思想实验才是他们更为青睐的工具。哲学学者常常通过构造各种各样的思想实验来激发相关的直觉,并将这些直觉作为对自身观点的辩护,或是对竞争理论的反驳。在某种程度上,这类直觉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当于知觉证据在科学中的地位。一些哲学学者甚至认为,直觉不仅仅为哲学理论提供了证据,还是哲学区别于科学的重要特征。

直觉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大量哲学学者的首肯,许多人都曾明确承认直觉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一些观点从描述的角度指出,直觉的使用在哲学研究中是极其普遍的。无论哲学学者自己是否有所察觉,他们在理论的建构,修正和完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直觉。而另一些观点则从规范的层面表示,直觉在哲学中的证据地位是可以得到辩护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对于直觉的诉诸是“标准辩护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取消直觉在哲学中的应用。

21世纪初,一种主张借助实验调查的方法为探讨传统哲学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素材的“实验哲学”逐渐兴起,为传统哲学方法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大量实验哲学研究发现,大众对于哲学思想实验的直觉不仅会受到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还可能敏感于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例如案例的呈现顺序和被试的性格特征等。因此,哲学学者这一具有特殊文化教育背景的群体,通过在扶手椅上的思辨所获得的直觉,恐怕很难为哲学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而诉诸直觉的传统哲学方法论也应当受到批判并进行改良,例如引入更多的经验研究手段。

然而,部分哲学学者并不接受实验哲学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批评。在这些“传统方法论捍卫者”看来,哲学学者的工作实际上并不依赖于直觉。直觉在哲学中的地位被过分高估,而实验哲学不幸地建立在了这个错误的假设上。他们认为,在哲学中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并非直觉,而是论证。直觉并不是哲学理论唯一能够诉诸的依据,哲学理论也鲜少真正把直觉作为理由。哲学学者一般都是通过严谨的论证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辩护,而不是仅仅诉诸直觉的支持。就算有些直觉在哲学讨论中被频繁提及,它们对最终理论建构的贡献也极为有限。

以“盖提尔案例”为例。支持直觉在哲学讨论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哲学学者通常默认这是哲学理论诉诸直觉最典型也最有力的样本。但反对直觉重要性的哲学学者却否认该案例能够体现这一点。一方面,盖提尔本人在原文中并没有提到与“直觉”相关的表述,并且在得出主人公不具有知识的同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作为依据。另一方面,盖提尔案例能够作为传统知识论JTB定义的反例,也不只是因为它直觉上是一个反例,而是因为大量学者通过论证说明了这确实是一个反例,比如说主人公的真信念仅仅是来源于认知运气。

此外,传统方法论捍卫者认为,哲学学者对于思想实验判断的可靠性能够通过论证得到保证。哪些判断最终会在哲学讨论中被接受,取决于哪些判断具有更好的论证作为支持。并且,哲学学者在面对好的论证时,也应当放弃或更改自己原本与论证相悖的直觉。也就是说,好的论证有助于区分可信的直觉,而直觉也应该基于好的论证被取舍。所以,无论直觉存在多少问题,对传统哲学方法论都不会构成威胁,因为哲学判断有更可靠的基石,那就是论证。

Part.02

直觉与论证的经验研究

边缘化直觉在哲学中的作用无疑对实验哲学的挑战提出了质疑。如果哲学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根本不采纳直觉,那么实验哲学选取的显然是一个与哲学无关的研究对象,直觉多样性和敏感性对于哲学方法论的批评更是无从谈起。但是,关于思想实验的判断是否会被论证所影响本身也是一个需要经验研究加以考察的问题。

为此,托马斯·维索茨基(Tomasz Wysocki)以盖提尔案例作为实验材料开展了一项跨文化实验哲学研究。研究将被试随机分为三组。第一组的被试仅需要阅读如下简化版的“盖提尔案例”:

约翰穿过了市集广场,他想知道现在几点了。他看了看市政厅大楼上的钟,发现钟面显示的是下午12点。事实上,现在正是下午12点。然而,约翰没有意识到这面钟刚好在12个小时前停了,这就是为什么它显示的是正确的时间。

阅读后,被试需要判断约翰是“真的知道”还是“只是相信”当时的时间是下午12点。

而另外两组被试在阅读完上述材料后,还需分别再额外阅读一个论证:其中一组阅读的是支持主人公“真的知道”的论证,另一组阅读的是支持主人公“只是相信”的论证。支持“真的知道”的论证强调了主人公的信念是真的,并且能够帮助主人公达成相关的目的;而支持“只是相信”的论证则指出主人公的信念为真纯粹是靠认知运气,如果不是恰好在那个时候看钟情况就会完全不同。随后,被试同样要在“真的知道”还是“只是相信”中做出选择。

实验材料被翻译成了三种语言,在波兰、西班牙、印度以及美国四个地区招募了将近七百名被试。研究发现,无论是支持“真的知道”还是支持“只是相信”的论证,都未能对被试的最终判断产生显著影响。在四个地区的被试中,额外阅读了论证的被试与没有阅读论证的被试,在“主人公是否知道当时的时间是下午十二点”的判断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似乎表明,论证并不如传统方法论捍卫者所预期的那样,能够改变人们对于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如果基于直觉的判断并不会因为论证而得到修正和调整,那么论证也就无法对哲学判断的可靠性提供保证。这也就意味着,实验哲学原本对于直觉的质疑,又重新回到传统方法论捍卫者的面前。而指出哲学学者在诉诸直觉的同时同样依赖论证,并不能使得这些质疑得到缓解。

不过,维索茨基的实验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这使得其结果是否足以证明关于思想实验的判断不会受到论证的影响依旧存疑。首先,实验仅采用了一个思想实验案例,并且是十分特殊的案例。其次,该实验对于哲学训练在相关判断过程中可能的影响没有足够重视,也没有开展经验考察。

其一,维索茨基所考察的盖提尔案例,是哲学中鲜有的存在广泛共识的思想实验。这样的共识会使得两边论证的影响都难以得到体现。一方面,支持“盖提尔直觉”,即主人公“只是相信”的判断可能会存在“天花板效应”。本研究在预实验中也确实发现,有超过九成的中国被试认为盖提尔案例中的主人公不具有知识。因此,支持盖提尔案例的论证很难再有空间去产生非常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这样的共识也使得哲学讨论中缺乏足够有力的,能够促使人们放弃盖提尔直觉的论证。

其二,维索茨基对哲学训练在把握论证上可能产生的差异没有足够重视。有研究指出,哲学学者在反思能力测试(CRT)中的表现显著优于常人,而反思能力测试所评估的,就是抑制直觉,基于理性推理做出判断的能力。实际上,维索茨基在对实验结果的讨论中也提及了这一质疑。但在他看来,实验材料中所涉及的论证都非常简单和直接,不会对没有哲学背景的被试构成任何理解方面的障碍。然而,即便是对于在哲学学者看来非常浅显的论证,哲学训练是否会造成差异依然是需要通过经验方法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Part.03

直觉与论证新探

为进一步考察对思想实验的判断是否会受到论证的影响,本研究在维索茨基的实验基础上进行改进,并展开了一项新的调查。研究选取了两个无明显共识的知识论案例:“假谷仓案例”和“特鲁特普案例”,并且在实验中给出支持不同判断的论证,以考察被试对于无明显共识思想实验的判断是否会因为论证发生变化。

其中假谷仓案例,是一个即便在哲学共同体内部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思想实验。而特鲁特普案例则是知识论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思想实验。因此,针对这两个案例能够更容易找到为不同判断提供辩护的势均力敌的论证,人们的最终判断也更可能被论证所影响。

在哲学背景的区分上,本研究在问卷的个人信息部分对被试是否学习过哲学课程,以及所学哲学课程的类型进行了询问,用以考察哲学学习是否会影响被试对于论证的反应。同时,本研究还在实验中增加了一组考察被试推理能力的题目,以探究更为具体的推理能力是否会在论证对直觉的影响中起到作用。

1.实验设计

(1)被试

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456份,有效问卷率为88.4%。被试年龄范围为17-65岁(M=29.47,SD=7.65),女性被试比例为57.9%。至少学习过一门哲学课程的被试比例为63.6%。每份问卷平均用时为6分钟。实验材料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在问卷星平台发布,研究通过ip地址的限制防止被试重复参与实验。

(2)材料与实验流程

实验采取被试间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地分到10个不同条件的组别中(2*5案例*论证条件)。以假谷仓案例为例,实验所采取的思想实验材料如下:

小明在开车的时候透过车窗看到路边有一个谷仓。于是他相信,路边上是有一个谷仓的。然而,小明并没有意识到,他开车经过的这个村子这段时间有一个剧组在拍电影。道具组在这个村子搭建了许多假的谷仓模型,这些假谷仓看起来就像真谷仓一样。事实上,小明看到的是附近唯一一个真正的谷仓。

采用的论证如下:

“只是相信”论证:

小明不知道路边有一个谷仓,因为他只是碰巧看到了一个真的谷仓。如果小明在相隔五米的地方看到一个假的谷仓模型,他并不会意识到那是一个假的谷仓模型,他一样会相信在那个位置是有一个谷仓的。

“真的知道”论证:

小明知道路边有一个谷仓。因为他的视力没有任何问题,他看到的也确实是一个真的谷仓。如果小明看到路中央站着一头牛,路中央也确实站着一头牛,那么毫无疑问他是知道路中央站了一头牛的。

其中控制组的被试仅需阅读思想实验材料;“只是相信”组需要在阅读思想实验材料后,阅读“只是相信”论证;“真的知道”组需要在阅读思想实验材料后,阅读“真的知道”论证,双论证组1需要在阅读思想实验材料后,先阅读“只是相信”论证,再阅读“真的知道”论证;双论证组2则需要在阅读思想实验材料后,先阅读“真的知道”论证,再阅读“只是相信”论证。被试至少需要花费25秒的时间来思考每一个论证。

阅读完材料后,被试需要判断“小明是‘真的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路边有一个谷仓。”随后,被试需要再回答一道关于思想实验内容的细节题,用以确认被试是否认真参与了实验任务。同样以谷仓案例为例,被试需要回答:

电影剧组在村子里搭了什么模型?

A猪圈模型

B谷仓模型

该题答案错误的问卷被视为无效问卷。

接下来,被试需要完成8道信念负载测试题目,每个题目包含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被试需要判断在假设前提都确定无疑为真的情况下,得出该结论是否符合逻辑。例如:

前提1:如果老人不是年轻人推倒的,那么年轻人就不会去扶老人。

前提2:年轻人扶了老人。

结论:老人是年轻人推倒的。

其中4道题目的结论符合逻辑但不符合直觉,4道题目的结论不符合逻辑但符合直觉。该测试主要用于考察被试是否具有排除日常直觉干扰,辨析命题之间推理关系的能力。

2.结果

实验通过SPSS25对数据进行了卡方分析。两个双论证组的结果经分析没有发现顺序效应,因此在后续的分析将这两组进行了合并。

总体来看,被试对于思想实验的判断没有受到论证的影响(假谷仓:χ2=4.033,p=.258;特鲁特普:χ2=7.637,p=.054)。但是,根据被试的哲学背景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没有学习过任何哲学课程”的被试对思想实验的判断不敏感于论证(假谷仓:χ2=2.295,p=.517;特鲁特普χ2=2.051,p=.583),“学习过至少一门哲学课程”的被试显著受到论证条件的影响(假谷仓:χ2=12.833,p=.005;特鲁特普χ2=7.892,p=.048),且影响方向与论证方向一致:阅读“只是相信”论证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主人公“只是相信”;阅读“真的知道”论证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主人公“真的知道”。“假谷仓”案例各条件下选择“只是相信”的比例如图1所示,具体数据详见表1;特鲁特普”案例各条件下选择“只是相信”的比例如图2所示,具体数据详见表2。

此外,研究发现学习过知识论课程的被试,在假谷仓案例中更容易受到论证的影响(χ2=9.343,p=.022);而学习过逻辑学课程的被试,在特鲁特普案例中更容易受到论证的影响(χ2=11.771,p=.006)。同时,在推理测试中得分较高(正确率大于50%)的被试,在特鲁特普案例中也更容易受到论证的影响(χ2=8.800,p=.040)。

3.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论证是能够对于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产生影响的,不过论证的影响是否发生取决于被试是否参与过哲学课程的学习。在没有学习过任何哲学课程的被试中,论证的引入对于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起不到明显的作用,这与维索茨基先前的实验结果一致。然而实验同时也发现,学习过至少一门哲学课程的被试对于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会因为论证而发生显著变化。

此外,哲学课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是多样的,对于论证的敏感性可能来源于对课程相关内容的熟悉程度,也可能是因为背后涉及的逻辑推理能力。哲学课程能够为理解相关问题提供更加充足的时间和丰富的背景,让被试得以更为准确地理解思想实验,并且更容易在论证提示下意识到各个概念和命题之间的关联。同时,哲学教育中对逻辑能力的培养,也能够使得被试更愿意也更能够关注到论证背后的推理结构,不以结论是否与自己原本观点相符来选择是否接纳论证。

Part.04

从直觉到论证

基于经验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论证的确有可能让被试放弃关于思想实验最初的直觉,但论证的影响需要一定的哲学训练作为基础才能够实现。论证在关于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中起到的作用,为传统哲学方法论的辩护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不同哲学背景的被试在实验中表现出的差异,则为哲学专家技能的讨论带来了新的思路。

从为哲学传统方法论辩护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的结果为哲学学者诉诸思想实验的合理性给出了一些初步的支持证据。传统方法论捍卫者曾指出,实验哲学所获得的大众直觉不过是一些“表面直觉”,即对于某个事物或问题的直接反应。而在哲学讨论中真正被采纳的,是在对话和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健全直觉”。其言下之意便是,哲学学者借助论证的重重检验和扬弃所得到的最终判断才是更好的,或是在哲学上更有价值的。

论证要能为思想实验最终判断的可靠性提供保证,其必要条件就是基于直觉的判断会因为论证而发生变化。但在一些哲学学者看来,论证非但不会让哲学学者放弃最初的直觉,还可能强化哲学学者对哲学直觉的信心,对其可靠性产生错觉。维索茨基此前的经验研究,也对这一必要条件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然而,基于改进过的实验可以发现,论证是有可能对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出产生影响的,尤其是在具有一定哲学背景的被试中。如果论证真的有助于哲学学者对思想实验做出更加稳定和可靠的判断,那么就算直觉存在多样性和敏感性等诸多问题,于传统哲学方法论也无碍。所以,在未来关于哲学传统方法论的辩护中,应当更加关注论证在形成思想实验最终判断的过程中是否能起到这样的正向作用,而非仅仅拘泥于直觉的特征或缺陷。

就哲学专家技能的讨论而言,本研究结果为原本聚焦于直觉的“专家辩护”找到了新的探索方向。基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哲学学者的专家优势或许不体现在直觉本身,而体现在对论证的接纳程度上。并且,哲学专家技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习得,并非简单的实验操纵就可以激发。

之前的一些研究发现,哲学学者在反思能力测试中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人群。也就是说,哲学学者对直觉更为审慎,更不会轻易地直接接受来自直觉的判断。在本研究中,接受过一定哲学教育的被试也更倾向于接受论证所支持的观点,而不是坚持对思想实验最初的判断。这意味着哲学学者对于思想实验的直觉未必更好,但他们更可能抵御由第一反应所产生的直觉判断,基于反思和论证对不准确的直觉进行调整,最终得到更加值得信赖的结论。

其实,过往的研究者也曾尝试在实验中引入各种促进反思的措施,但被试对于思想实验的判断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似乎表明,就算哲学学者更愿意质疑直觉,更善于构造相关论证,这些能力也无益于思想实验的判断。然而本研究发现,有一定哲学背景的被试对于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确实会因为论证发生变化。所以,或许并非是哲学专家技能对于思想实验的判断毫无意义,而是这些临时的激励手段远不足以提供哲学课堂那样丰富的资源,来增进大众在思考哲学问题上的能力。

总结

实验哲学基于直觉的多样性和敏感性对哲学传统方法论提出了质疑,但传统方法论捍卫者却指出,哲学学者对直觉的依赖非常有限,他们真正倚仗的其实是论证。就算是源自直觉的哲学观点,也要通过论证的层层打磨才会最终成为哲学学者所持有的哲学判断。因此,直觉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会对扶手椅哲学构成威胁。

但是,基于直觉的判断可以被论证所修正的前提是它们能够被论证所影响,而这些判断是否会因为论证发生变化显然是一个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考察的问题。之前的实验发现,在盖提尔案例上,大众的判断并不会因为论证的有无而有所不同。但是这一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仅采用了盖提尔案例这一非常特殊的思想实验,二是没有足够重视哲学背景可能造成的差异。

本研究通过采用“假谷仓”和“特鲁特普”两个在直觉上更有争议的思想实验,重新考察了论证对哲学判断的影响,并关注了被试的哲学背景和反思能力。研究表明,论证对于思想实验的最终判断是能够产生影响的,但这一影响可能需要一定的哲学教育作为基础。这一结果为传统哲学方法论的辩护提供了新的角度,也为哲学专家技能的讨论带来了新的思路。在这两个问题上,哲学学者都应该更加关注论证,而非直觉。

当然,本研究自身也存在一些局限。研究虽然拓展了实验材料的范围,但采用的仍然是知识论领域的思想实验。不同哲学领域的思想实验诉诸的可能是不同类型的直觉,因此论证能够产生的影响也可能也存在差异。论证对于思想实验判断的作用是否存在跨领域差异还有待更加全面的经验考察。同时,已有的关于论证与直觉的跨文化研究并没有涉及东亚被试,所以本研究的结果是否存在文化特异性也需要进一步跨文化研究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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