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济学家黄益平：看懂中国经济打破内卷的关键逻辑__财经头条_

202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年份。

“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这一年面临诸多重大政策变化和外部挑战：宏观数据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实现5%的稳健增长，但其增长率下行的压力，消费价格指数、民间投资和市场预期的微妙变化，也释放着中国经济仍需冲风破浪的信号——

从国际来看，特朗普关税政策仍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从国内来看，目前存在“供强需弱”的结构性问题凸显，不少企业走向利润被压缩的内卷式竞争中。

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已然显现。一面，是过去出口、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路径，另一面，则是通往以新消费、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如何破局？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究竟何在？

在此背景下，12月19日举行的“风正千帆起·2025新网商峰会”席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黄益平与天下网商进行了一场对话，对当下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破局之道做了剖析和前瞻。

黄益平深耕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数十年，是政策与企业实践的敏锐观察者和建言者，其学术脉络始终紧扣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命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到近年来对数字金融、平台经济与未来转型方向，他的研究向人们揭示了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变迁背后的深层肌理，也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的应对方式与发展前景。

就在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将“坚持内需为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那么在当前，中国消费还有多少潜力可以挖掘？黄益平给出了乐观的预期：“如果想象在将来10年、20年，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起码还要上涨10个百分点，意味着在将来消费增长仍比GDP增长要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黄益平在访谈中清晰地指出，当前中国依然处于“消费不足”的阶段，消费的GDP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其中就蕴含着巨大潜力，而要释放这一潜力的终极钥匙则在于“收入”与“信心”，一个健康、透明、激励优质品牌的成长环境，正是培育这两者的沃土。

电商平台作为消费的基础设施，无疑是与亿万消费者与企业家息息相关的关键战场。今年在黄益平的牵头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商学院合作，在淘天集团的技术支持下推出了一套覆盖千万品牌、10亿用户的“中国线上消费品指数（CBI）”和“全球品牌中国线上500强（CBI500）”榜单，首次全面整合了线上消费的主动搜索UV、会员、客单价、复购、新品、年轻用户增速等指标维度，旨在聚焦中国线上市场，为品质竞争创造科学的度量衡，强化产品品质信号，让品牌从内卷式的“全网最低价”竞争中跳脱出来，从而引导市场从价格内卷转向品质为王。

“从微观层面来看，低价对个人是有好处的。但在整个经济系统里，生产厂家为此压低成本，进而降低产品质量、无力创新，更重要的是厂家不可能增加投资、不会再雇佣更多员工、不会给员工加工资，进而导致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最终会导致经济萎缩。”黄益平说。

这是中国市场“供强需弱”格局在消费端的微观投射，也是宏观经济陷入“通缩螺旋”的风险信号。在这一背景下，CBI系列消费指数和榜单的推出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是未来破解品质信号弱于价格信号的信息困局，让品牌这一凝聚了品质、创新、信誉与独特价值的综合体，建立起一套可识别、可衡量、可传播的“信号系统”。

这份指数的意义，远不止于让一批“隐形冠军”从细分赛道中脱颖而出，获得应有的市场能见度。更深层地看，它是对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战略的一次创新响应，也是平台经济治理的“反内卷”转向——主动构建鼓励品质、褒奖创新、识别价值的评价生态，为生产企业吹响了向“价值竞争”突围的号角，为消费者提供了穿透价格迷雾、追寻品质生活的指南。

黄益平在访谈中清晰地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要追求质量的发展，“比成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每一个企业要找到最擅长的、能做的事，核心就是比品质、比品牌、比“独一无二”。

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形成，有赖于从政府、平台、企业和生产者等各方的倡导和努力。在中国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真正的增长力量，正蕴藏于从“价格战”的泥潭中抽身，向“品质与品牌”的星辰大海坚定迈出的每一步之中。

以下为天下网商与北大国发院院长黄益平的对话，经编辑整理：

锐评2025年宏观经济：如何破解供强需弱？

天下网商：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您觉得宏观经济发展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意料之外的一些惊喜和困难？

黄益平：今年总体来说开局不错，主要得益于去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的宏观政策力度，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形势开始有所变化，GDP增长为5.2%看起来还不错，到了第三季度，增速又往下走了一个台阶。

与此同时，一些前瞻性指标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变化，例如失业率、民间投资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等，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特朗普的关税，这给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都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在我看来，今年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是没问题的，令人担忧的是，从第一到第四季度，GDP的增长一直在下台阶。从目前来看，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还需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

事实上，2023年和2024年都出现了年初不错、年终疲软的经济状况，今年预料之外的是特朗普全方位的关税战，给国际市场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今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依然很快，但对企业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投资和信心，这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

天下网商：我们知道民营经济和整体经济存在一个“差值”，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变化。我们发现产品价格这几年来在下行，但GDP在增长，我们的“钱”没有跟上，利润被压缩了，这是为什么？

黄益平：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年初的时候，政府一般会定两个目标，一个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一个是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目标。但你会发现，政府对GDP的增长非常重视，对CPI的目标并没有同等的关注度。价格低迷甚至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相当于同样的产品，能卖的价格低了，收入就减少了，对很多企业来说甚至要赔本了，这对经济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大的格局来看，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

过去，我们的经济特征是“易热难冷”，时常面临通胀压力。现在情况则反过来，经济呈现疲软态势，即便政府刺激后暂时企稳，一段时间后下行压力又会重现。总体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较大问题是“供强需弱”。

中国经济当下在供给方面做得比需求方面要好，这个问题过去长期存在，但没有出现过这种价格低迷或者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因为过去我们都能靠出口来消化国内很多供给，最大的变化在于现在国际市场变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也从过去的“小国经济”变成了“大国经济”。过去“小国经济”的时候，出口多少产品到国际市场大家都感受不到，现在你出口多一点，就能把国际市场的价格打下来，进口多一点，国际市场的价格就起来了。这时你还像过去那样大量地出口，通过出口来消化国内多种产品，就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均衡。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扩大内需是经济工作的第一项任务，我觉得很有必要，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让供求平衡。

吹响“反内卷”号角：品牌指数VS价格指数

天下网商：当前国际局势有不确定性，国内供强需弱，那就容易形成“内卷”。过去两年平台上价格竞争很激烈，今年我们看到了大多数平台都开始转向，比如取消仅退款，也取消仅以单量、低价为导向的算法机制来“反内卷”，您觉得这是为什么？消费者觉得价格低是好事，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担心这会导致“通缩螺旋”？

黄益平：如果我们过度追求低价消费，从微观层面来看，消费者感受到买东西便宜了，这对个人固然有好处。但放在整个经济系统里考量，想象一下，如果我有100块钱，现在东西变便宜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在上课时问了很多北大学生，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说，我会延迟购买。

持续的降价，会导致需求延迟，这对经济影响是很大的，更要命的是对于生产厂家、投资者而言，过去的投资成本他们都已经承受了，现在每卖一件产品都要减少利润、甚至于赔钱，这时他们就会压缩投资，甚至他们会裁人、减少工资支出，所以通缩对于经济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经济不景气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价格持续下行。

如果平台过度推崇低价，高价商品便失去市场，生产者将被迫不断压缩成本。然而，效率提升和销量增长的空间终究有限，最终很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这是我们所担忧的。

天下网商：当时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亚马逊有一个“飞轮模型”，就是讲永远有更低的价格，更多的供应商，更好的体验，但我们发现美国这个供应链传导的速度其实没有那么快，它效率优化的空间非常大，但在中国这个效率太极致了，最后大家都变成了“白刃战”。

黄益平：总体来说，中国市场现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成本低、效率高，供强需弱这件事情会进一步加剧，成为一个基本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抢这块有效的市场，最后就是无尽地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最近，我们做的“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初衷就是因为看到在平台上购物，你会发现商品的价格信号是很清晰的，但品质信号并不是那么容易识别。在海量的品牌选择中，消费者对其真实品质是不明确的。我们在金融学里有一个“柠檬市场理论”，这是一个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原本讲的是二手汽车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虽然每辆车的价格很明确，但其中背后的质量差距却并不清晰，这会导致大家都去买最便宜的车，市场车的品质越来越差，消费者买到的都是泡水车。这与电商市场中追求低价的情况类似，所以我们通过推出“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正是希望在平台上也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品牌的信息，大家在看到价格的同时，也能看到品牌的信号。

中央提出“高质量经济发展”，或者说我们要让高质量的消费将来往前走，就要不断地摆脱简单的比成本这个阶段。实际上，将来更多的是比品质、比品牌、比你的独一无二。品质竞争才会给整个供应链留足更多的利润空间，去投入创新和研发，让市场能够向上的螺旋去运转，最终来说，也是为了实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这一重要目标。

天下网商：在“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榜单里，大家看到了很多原来没见过的品牌，但这些品牌其实有很大规模了，是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有不少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亚当·斯密有个理论叫“别针工厂”，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决定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你怎么看待消费行业的这样的一种走向细分的创新？

黄益平：当前中国经济无论是从生产端还是看消费端，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比成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仅靠价格可能有机会，但这个机会是不可持续的，现在要比的是独一无二。这个“独一无二”可以是品质特别好、服务特别好，我们的消费增长将来会有很多机会，怎么能找到这个机会，这是各个企业都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

提振消费的两个关键点：收入+信心

天下网商：国家今年一直在讲要扩大消费，我们看到数据，2024年消费的贡献率增长达到44.5%，2025年前三季度53.5%，您觉得消费是否是目前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怎样促进大家消费？

黄益平：从客观来讲，我们的消费确实存在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消费GDP占比不到60%，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约75%的占比来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称之为“消费不足”。我们过去一直也有这个问题，但没有变成一个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出口到国际市场，经济本身是平衡的。

长期来说，从政策导向上，我们过去一直是比较重视供给方面，需求方面相对比较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价格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增长很快，经济发展很快，但工资在很长时期内上不去，所以居民收入增长跟不上整体经济的增长。这个现象，在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在亚洲“四小龙”中都出现过，所以现在慢慢地要开始要往上提升（居民收入）。因为国际市场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出口来消化产能。这个问题是我们当下比较紧迫的挑战。

这里有两点具体问题。第一，虽然目前有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是我们消费占GDP比重的低点早已过去。最低的点在2010年，总消费占GDP比例只有47%，现在有约57%，所以已经上升了10个百分点，在过去十几年，消费的增长是比GDP的增长要快的，将来还可能会更快。所以，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潜力空间。如果想象在将来10年、20年，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起码还要上涨10个百分点，意味着将来消费增长仍比GDP增长要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第二，真正的挑战在于怎样把消费提振起来。我觉得关键最终落到两个要素，一个是收入，一个是信心。怎么样让老百姓的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甚至比GDP增长更快一些，这是第一件事情。这可能就涉及到比如中央已经提出来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让政府、地方政府在配置很多资源。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同样的重要。也就是说，将来我们有了钱，不只是去投一些实物，我们要去投资于人，比如说投资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等。

从根本上就是两个点，第一，怎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第二，怎么提高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居民存款增加60万亿，为何不敢消费？

天下网商：我们知道中国居民现在的银行存款总量非常大，占家庭资产的比例也非常高。但中国人的钱总要有个去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钱能跑赢通胀，但现在存款利率非常低，房地产市场又迎来了一段不确定性时刻。你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大家除了消费以外，钱到底应该去哪里，才是真正对家庭资产意义上的保值？

黄益平：从宏观格局看，任何国家的居民储蓄，主要投向无非三个方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两个。第一，把钱放在银行，银行的特点就是很安全，但是回报比较低。第二，房地产，它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但流动性差，你钱放进去了之后，想拿出来往往不太容易，而且房地产市场也不太稳定。

在大多数国家，比较成熟的投资的方式其实是在金融市场，包括像保险、股票、债券，它是一个投资的组合。我们中国如果说老百姓存了很多钱，现在没有地方去，我觉得金融市场就是一个主要考虑的方向。但我们这个市场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市场的质量，包括产品的数量和丰富程度，仍需要大力发展。

我最近跟国际专家交流，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把中国的不同家庭的财富分布跟英国、美国不同的财富水平的家庭分布做一个对比，他们发现最贫困的家庭群体，他们的占比在中国和在美国其实没太大差别。最富有的那一波家庭占比差别也不是特别大。真正差别最大的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占比在中国相对来说是明显低于美国、英国相应家庭财富的占比的。

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一个直观的解释是，穷人也没什么财富，所以比例都差不太多，有钱人他确实存了很多钱，他们的财富管理做得也不错。中间阶层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有效的财富管理方式的，很多人要不就买了房子，要不就是存在银行。

客观来说，我们现在缺乏一个有效的财富管理业务，它不一定是追求给你最高的回报，它是在跟风险匹配的情况下，一个比较稳健的、兼顾现金流、安全性与回报率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当然这个体系的缺乏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我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本身不够丰富，不够发达有关，这可能是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天下网商：这两年身边号召大家去理解保险复利、做投资的人越来越多了，但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也有一个市场健全的过程，但现在缺乏特别合适的、稳健的项目，要刺激内需就是让老百姓没有负担地去消费，让他们有更好的钱生钱的途径。

黄益平：其实从2020年开始到2023年，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增加了大概60多万亿，我们折算约合8万多亿美元，这个钱存起来了之后，没有花出来。原因很多，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他感到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不敢随便花。但客观地说，这段时间的存款增加，也跟我们过去传统的投资机会减少有关。

比如说原来大家存了钱去买房地产，现在感觉也不那么确定，还要不要再买。过去有一些理财产品，现在买得少，也可能一部分钱他其实将来是准备投资，但没考虑好如何投资。美国在疫情结束的时候，有专家说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多增加了2万亿美元，这2万亿美元会造成美国很高的通胀，一开始很多人不相信，包括美联储的官员也不相信，但到2022年的时候，CPI达到了将近10%，下一年美联储不得不猛加息，把通胀降下来。

美国居民将2万亿美元储蓄释放出来以后，拉动了消费与经济，也推高了通胀。反观我们，新增了约8万亿美元储蓄，CPI却仍在低位徘徊。这背后反映出一个关键问题，大家还是不敢消费，与整个中间结构的家庭占比不够强大相关。

天下网商：很多人说，现在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4000美元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门槛了，但是大家也会怀疑，中国会不会就因此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觉得这应该怎么去突破？

黄益平：我觉得“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大概率是可以跨过去了，因为14000美元大概已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的门槛，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高收入经济”水平阶段。当我们提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经济水平能不能继续往上，可能是在低收入水平陷入这个陷阱，也可能是在高收入水平遇到这个陷阱。对于我们来讲，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持续提高，创新能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自己对这一点还是有一定的信心。从现在看创新，从杭州到全国，创新活动还是很活跃。而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几乎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同等重要。因为如果新的生产力有突破性进展，需求上不来，最后的结果就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供大于求，卖不出去，变成过剩产能，在国内很难持续发展，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卖到世界各国去，卖完了之后我们将来就没朋友了，要被反补贴、反倾销，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

最近可能你们注意到中国有一个数字，在世界国际舆论当中一直被讨论，就是今年我们头11个月已经有“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虽然我们面对关税战，国内需求不振，国际贸易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平衡，但“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对国际市场来说，大家都很担心，就是不知道它会扔到哪里去，不管往哪扔，对人家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平台经济的“价值导向”

天下网商：在提振消费、激发需求的大目标下，您觉得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平台作为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产业走向细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黄益平：平台能够发挥多方面的功能。作为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枢纽，平台汇聚了别处难以获取的集中信息，能敏锐发现大量尚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所以作为平台，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除了把供需双方连接在一个平台上提高效率以外，他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好地契合供需双方的这种供求关系。

天下网商：很多人会担心，当企业比较大的时候，需要对它进行监管，防止它不断享受过大的资源，让更多竞争者加入进来。您觉得政府对平台的监管，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

黄益平：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平台大了之后，好处就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率可以提升，但是大家天然地担心你一家独大，有垄断的行为。所以怎么样来减少这种垄断行为？有多种做法。

传统的反垄断思维是限制市场份额以维持竞争。例如，在石油、钢铁等行业，判断垄断的主要依据是市场份额。若一家企业占据90%的市场，传统做法往往就是将其分拆。但同样的思路可能不太适用于在平台经济。因为平台本来就是规模经济，把一家平台拆成十家，它的效率也就没有了。但如何保证既有效率，又尽量能限制它的垄断行为？

在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可竞争市场”。“可竞争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进入的门槛足够低，如果是这个平台开始采取对消费者、对商家不利的垄断行为，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如果进入的门槛足够低，其他的平台会进来，竞争压力一直是在的，这就实际上对所有的平台都是一种很重要的纪律约束。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机制如何走？

天下网商：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中“最后的借款人”，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是投资人和保险人，您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在目前经济阶段，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黄益平：从总的格局来说，我们的政策定位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过去我们一直受欧美国家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国际组织到发展中国家去做指导，有一个理论叫“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大市场、小政府”，政府做得越少越好，尽量由市场来做。

从理论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但后来发现，它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效果不太好。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本身并不是成熟有效的，大市场小政府，最后并不能给我们预期的效果，完全让市场放任自流是不行的。第二，即便是有效成熟的市场，也会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你看，在美国小镇蓝领青年失业问题，它实际是美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没解决，现在变成一个大问题，说明政府还是应该发挥一些作用。

我们过去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核心正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动态的，其具体方式因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过去我们早期改革开放、渐进改革、双轨制改革，政府的作用比较大。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GDP选美”，各个市长、省长都是“CEO”的概念，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但目前来看，我觉得可能要再继续往后退一步。

前一段时间我们提到的“内卷”出现在新能源领域，我觉得与地方政府的补贴和支持，造成产业产能的大幅扩张有关，现在中央政府也在整治这些问题。

相比之前的做法，政府的作用可能要慢慢的继续往后退，往后退的原因正如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从杭州的经验也能看出来，跟其他地方相比，杭州为市场企业创造的空间更大，它的支持更加具有服务性，使得创新更活跃，这是我们目前要走的一个方向。

政府更多地退回到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这样的基本的功能。产业政策当然仍然可以做，但是它会有一些界限。如果就是为了追求GDP，扭曲市场，这个是要不得的。

天下网商：正如刚才您所说，产业政策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今天大家最关注的产业——AI，据您观察，AI的发展是否能推动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高？

黄益平：我们最近正好做了一个初步研究。这让我想到经济学中的一个历史概念——“索洛悖论”。它指的是在计算机普及初期，尽管信息技术随处可见，但全要素生产率并未如预期般提升，这背后有多方面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AI的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到底有没有提升，从整个经济来看，还看不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有一些产业获益了，有一些产业没获益，有一些产业还受到影响，综合起来，这个效果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但如果我们只看那些有AI的知识产权，直接在应用的领域来看，对于生产率的提高已经看到一些初步效果，所以它对经济增长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

当然了，AI创新还处于早期，未完全成熟，将来会怎么样现在也还未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风口，就是有点类似于像电力、蒸汽机的发明，它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经济的底层构造，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AI这件事情，但是也不是简单地说一窝蜂都搞AI，得看每个人自己的能力和条件。

2026年经济前瞻：告别比成本，迎接品质消费时代

天下网商：2026年即将到来，2026年如果让您做一些对宏观经济的前瞻，您会觉得是哪几个点？跟我们普通人最相关的，最应该知道的是什么？

黄益平：2026年是我们“十五五”规划的元年，我相信政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会有一些新的布局，实际上列出来了一系列重点发展的产业。所以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这首先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政策的这个重点来说，其实我们下一步经济驱动力量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新质生产力，一个是扩大内需。但从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角度来看，对于扩大内需的重视程度有明显的提升，提及的次数变多了，排序放在第一位了。说明在短期内这个问题变得很突出，预期宏观经济政策还会提升发挥一些力量，预计会对消费提供非常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