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亲情“洗白”不了赃款
【案情简介】
2002年至2019年，A某之兄B某在担任某地国有石化公司物资采购部副经理、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多家公司与该石化公司签订合同中提供帮助，收受贿赂。2004年上半年，B某使用收受贿赂的人民币100万元投资的理财产品到期后，A某使用本人的银行账户接收B某给予的上述本金及收益共计109万元，后A某将此款用于经营活动。2015年8月，B某收受贿赂的8万美元现金后，A某直接接收了B某交予的8万元美元现金，后分16次将上述现金存入本人银行账户并用于投资理财产品。经查明，A某除为B某洗钱外，还与B某共同受贿。
2020年12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A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以洗钱罪判处A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十万元。
【法律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提供资金帐户的；
（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
（四）跨境转移资产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案例警示】
本案洗钱行为人系上游犯罪人的近亲属。洗钱案件中存在不少出于朋友、情感等因素帮助隐瞒、藏匿、转换不法财产的情况，反映出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往往辩称其主观上不明知上游犯罪。对此，法院不仅仅依据行为人的供述，对其身份背景、职业经历、认知能力，与上游犯罪行为的关系、交往情况，涉嫌洗钱的资金数额、去向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评判，依法认定洗钱犯罪行为。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A某主观上认识到涉案款项是刑法规定的上游犯罪及其产生的收益，客观上实施了掩饰、隐瞒B某受贿所得资金来源的行为，故其行为构成洗钱罪。广大群众应充分认识洗钱罪的定义，不替他人过渡资金等，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及支付账号，避免成为“清洗”非法资金的帮凶。
案例二：网络兼职套路深，谨防成为“工具人”
【案情简介】
2020年3月，卢某经朋友介绍开始做“刷流量领红包”兼职，在朋友的指引下，卢某添加了“工作对接人”李某的微信号，并先后注册网易邮箱与支付宝账户提供给李某。李某告知卢某后续将有人向其支付宝转钱，钱进来后卢某需要将钱转入指定银行卡，每1万元可赚20元返利。卢某仅三个月便过账200多万元，共计得到1万余元返利。2020年6月，有朋友告诉卢某这种转账就是“跑分”，是将不合法的钱通过多次转账的方式转出去。卢某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不敢继续转账了。但到了2020年10月，卢某认为平时做兼职赚的钱太少，于是又找到李某表示还想再赚点零花钱。李某便让卢某拉人注册支付宝账号，用这些注册的账号继续转账。卢某由此越陷越深，直至案发。
法院认为，卢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共计提供支付账户110个，转移非法资金上千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依法追缴上诉人卢某某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法律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案例警示】
近年来，“帮信罪”案件数量激增，已成为第三大适用罪名，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学生群体，很容易落入“陷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七条，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下列行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行为：（一）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的；（二）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的。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和各种三方支付、社交媒体账号。请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信息，如发现“两卡”违法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和谐健康四川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