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北平：日常生活与道德焦虑｜袁一丹一席第906位讲者_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不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课题，而是与我们当下的处境和焦虑有关。

沦陷北平

2022.04.23北京

我是袁一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沦陷北平。

所谓沦陷北平，是指1937到1945年间，处于日本军事占领状态下的北京。我关心的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困在沦陷区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

我们今天当然知道抗战八年取得胜利，北平沦陷八年之久。但对于历史当事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抗战什么时候结束，中国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种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中，留在沦陷区的人怎么把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如何化解自己的道德焦虑，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对大多数人来说，沦陷北平是一个遥远的历史时空，为了让大家有一种现场感，我想从一张照片谈起。

这是1937年8月日本军队进驻北平城的景象，照片右下方有一辆人力车。人力车是民国时期北京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日常生活的象征。旁边的日本军队，似乎还没有打乱人力车夫的节奏。

战争拉开序幕，生活也不得不继续，这两条平行的轨道必定要发生交集。假如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7月，你身处即将沦陷的北平，是选择离开，还是留下来，为什么？

1937年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我们先来看《伦敦新闻画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题目叫：“躲在雨伞下的中国军队”。这是当时驻守北平的29路军。他们为什么打着雨伞？除了躲避盛夏的骄阳外，主要是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频繁侦察。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首歌：“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一边是雨伞、大刀，一边是飞机、坦克，这是一场军事实力极不对等的战争。用胡适的话说，一个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准备好的国家，不得不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战争。

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日之间在军事实力、科学技术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越了解国际形势，越了解中国的家底，越容易陷入悲观论中。这会影响他们对战争前景的判断，也会影响他们个人的去留选择。

胡适在抗战爆发以后被任命为驻美大使。1937年9月，他写信给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希望他们能在战争期间埋头著述，完成手上的工作。他说“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学者应该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调整心态，闭门著述。

但闭门著述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至少要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还要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即便满足了这些客观条件，两耳不闻窗外事，真的就能缓解内心的道德焦虑吗？未必如此。

这种道德焦虑从哪里来呢？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是著书立说、传授知识，他们还背负着特殊的道德使命，被看成是一个道德团体；而在士大夫传统的影响下，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明显要高于对普通民众的道德要求。所以知识分子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外界对他们的道德期待，在战争这种非常状况下，就会转化为挥之不去的道德焦虑。

音韵学家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没有马上离开北平，他的想法是，既然不能投笔从戎，上战场杀敌，不如用学术工作来镇压自己的悲愤。到了1937年下半年，罗常培还是选择离开北平，一起南下的有李霁野、郑天挺、魏建功。这是他们在南下途中的一张合影，虽然前途未卜，但每个人脸上还是挂着笑。

魏建功临行前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给留在北平的朋友。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读出他为什么选择离开北平：

敌未受俘俘已献，缁衣墨面等轻尘。边城亘古销忠骨，腹地从来窜懦民。

千里久游鱼在镬，一山新聚鹿相亲。可怜落照红楼影，愁绝沙滩泣马神。

沙滩、红楼、马神庙都是老北大的象征。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边城亘古销忠骨，腹地从来窜懦民”这两句。“边城”是指北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沦陷，北平成为边陲上的危城。魏建功认为，留在北平，要经受更大的道德考验；去大后方，路上虽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轻松的，因为你不必经受沦陷下的道德考验。

离开北平的这些学者如何辗转南下，成立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想讲的是故事的另一面，留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他们是怎么撑过这八年的。

这两张照片，一边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的合影，后面是铁皮屋顶的教室；另一边是伪北大的师生。走在前面的光头老者，是翻译《万叶集》、曾经担任伪北大秘书长的钱稻孙。

西南联大被视为教育史上的奇迹，甚至是战争状态下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如何看待沦陷区的大学教育，怎么评判留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以及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工作，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七七事变以后，在去留问题上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北大教授周作人。因为他在华北文坛地位很高，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和日本文化人关系密切，很有可能被拉下水。周作人作为华北文教界的代表人物，他的去留选择，不仅关乎他个人的生命安危，还关系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荣辱。

这是发表在燕京大学校园刊物上的周作人和胡适的“方外唱和诗”，“方外”的意思是世俗秩序之外。胡适出国后，听说老朋友周作人留在北平，心里很着急，写了一首诗劝他南下。诗写得很含蓄，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周作人放弃苦雨斋中的安逸生活，“飘萧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孰重孰轻呢？胡适以为，此时应当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周作人当然很感激胡适的这番好意。他把自己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表明要在北平“苦住”下去。为什么不南下呢？周作人的理由是，庵里住了好些老小，都要倚靠他过活。他只能关起门来，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行乞。虽然不能离开北平，周作人向胡适承诺，“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这首诗的落款后面盖了一个印：“知惭愧”。这是周作人当时的一种心情。

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给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翻译希腊神话；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当时已经有周作人要出山、担任伪北大校长的传言。周作人在这封信的结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命中注定只能当个普通教员，无福消受“祭酒司业”也就是大学校长这样的职位。

这封信上盖的印是“冷暖自知”。

导致周作人“落水”——接受伪职的直接原因，是1939年元旦的枪击事件。戏剧性的是，子弹没有打进去，被毛线衫的扣子挡住了。两天后，周作人在八道湾家中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上还可以隐约看到长袍上的弹孔。周作人把这张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包括远在美国的胡适，还有翻译他散文的松枝茂夫。

周作人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他将照片分赠友人，是想对外传递怎样的信息？我想大家不妨和照片中的周作人“对视”两秒，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你能读出什么。

元旦枪击事件以后，周作人很快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又接任伪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知道自己会被写进历史当中，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些选择意味着什么。如果1939年元旦周作人死在刺客枪下，他会被写入民国史的文苑传或儒林传，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周作人会大不同，至少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和他的哥哥鲁迅相提并论的。

但周作人躲过了这一枪，幸免于难，随后的一系列行为使他被归入贰臣传的行列，而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当然有不变的价值尺度，但是不是也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就像白居易这首诗所说：“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可能经不起十分严苛的道德考验。在非常年代，有些人之所以没有留下道德污点，除了自身的道义坚持外，多少还有些运气的成分。可能得到某种客观环境或大人物的庇护；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名气还不够大，没有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或经济诱惑。

战争爆发以后，不仅是周作人这样的知识精英要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小人物也有类似的苦恼。这是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出土”的一套日记，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3年。作者董毅当时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是一个不太上进、有些贪玩的学生。

董毅羡慕身边有些朋友去了南方，他留在北平的理由是，家庭经济不允许，父母弟妹没人照顾。小人物给自己找的理由和知识精英的自我辩解，可能没有多大的差别。

七七事变前后北平城里的空气如何呢，我们可以随着日本文化人奥野信太郎来感受一下：

他说事变前一天，古城的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太阳照常升起，货郎摇着拨浪鼓在胡同里叫卖，黄包车夫在树荫下打盹，卖西瓜的摊贩大声吆喝。城里面似乎看不到战争的阴影，只是一个平常的夏日。

当天晚上，奥野信太郎还听到胡琴的演奏声，像清风似的流淌开来，甚至能闻到姑娘胸前佩戴的茉莉花散发着幽香。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从卢沟桥那边传来了枪声，很快从一个局部事变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奥野信太郎是戏迷，在北平城被日军封锁以后，他还去前门外的广和楼听戏，那天听的是富连成社演唱的《牡丹亭》还魂记。剧场外面是沙包筑成的防御工事，是保安队、刺刀；剧场内却还延续着乾隆以来的氛围。兵临城下的现实和《牡丹亭》的梦境完全是割裂的，但这种割裂可能更符合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鸵鸟心态。

所以北平沦陷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我想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危机，生活秩序的动摇，是强烈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被排斥感。

这两张照片的镜头都是对准老北京最基本的生活单位：胡同、四合院。一边是上帝视角，从空中俯瞰，几乎看不到具体的人；一边是普通人的视角，日常生活的视角。日常生活的视角，就是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理解外敌入侵、军事占领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被各种的谣言包围，有过分乐观的谣言，认为事变马上就会结束；也有高度恐慌的谣言。朱自清回忆说，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叫塞严门窗，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和葱，用来防备夜里敌人的飞机来放毒气。

谣言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公众舆论，从中能听到民众的心声。谣言本身是不可信的，但背后的民众心理却是真实可信的。无论多么荒诞的谣言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滋生谣言的环境，比如说战争，已经把这种荒诞合理化了。

战争来了，它剥夺了日常生活中一些细微的快乐，还一下子斩断了很多人的生计来源。夜深人静的时候，北平的胡同里能听到叫卖硬面饽饽的声音。硬面饽饽是老北京人喜欢的一种夜宵，这种凄婉的叫卖声，经常出现民国文人的北京书写中。

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全城戒严，每天晚上八点以后不准出门。硬面饽饽这种夜游神式的小买卖受到的冲击最大。这些从业者昼伏夜出，太平岁月勉强能养家糊口，一旦爆发战争，实行宵禁，生意做不下去，时间一长就沦为乞丐。

在傅仲涛的回忆中，他孤零零地站在西四北大街上，偌大的一个城市，好像只剩下他一个人：朝南一望，无数的电线杆子，好像墓标似的立着，一直矮下去；朝北一望，也是无数的电杆，一直排列下去。

这种荒凉的、像恐怖片里的场景，跟张爱玲亲身经历的香港沦陷十分类似：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是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这辆被遗弃的电车，象征着被突然按下暂停键的城市，在张爱玲看来，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提醒我们，从外部看，战争或者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但对于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人来说，只是一步步接受这种变化。每件事、每条新闻，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是糟一点儿。你已经有了某种心理预期，等着下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幻想到那时候有人会站出来发声，会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但是，这个历史像有自我意志似的，向着大家都不愿意的，都害怕的，而又已经默默接受的深渊滑去。

军事占领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沦陷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却是长时段的。这种非常状态，久而久之会变成一种生活常态，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常态。这是北平沦陷期间的一张照片，琉璃厂过新年逛庙会的景象。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沦陷区的日常生活不太一样。

在得过且过的日常生活中，国家、主权、占领这些概念，跟老婆、孩子、热炕头相比，并不是触手可及的实物。普通人只有当最基本的生活秩序维持不下去了，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才会猛然意识到异族支配的存在，意识到战争与我的关系，进而锁定个人和国家主权的关系。

对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来说，日本兵虽说进了城，只要还能操办自己的八十大寿，不妨碍他一家人过日子，就不会产生亡国的意识。只有无法守住自己的生活底线，发现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竟然不顶用了，中秋节竟然没有兔儿爷，才觉得“绝了根”，一切的人和事都十分不对。“沦陷”的概念才有了切肤之痛。

事实上，抗战时期老舍并不在北平，他写作《四世同堂》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家人的转述，有的细节并不准确。但是老舍始终牵挂着老北京的兔儿爷。如果说没有兔儿爷意味着市民文化绝了根，那么在沦陷时期，中秋节满大街的兔儿爷又意味着什么？是日常生活的惯性，还是敌人用来粉饰太平的道具？

我把知识阶层的道德困境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讨论，是受到日本学者鹤见俊辅的启发。他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这本书中，既处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又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他把民众的日常生活看成精神史的一部分；把日常生活中弱者的抵抗当作一面镜子，反照出知识分子在国家机器面前的软弱和妥协。

鹤见俊辅特别强调家庭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男性奔赴战场以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主妇肩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依赖城乡之间的黑市交易，家庭主妇通过亲友或邻里关系获取信息，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换取生活必需品。

我一直关注战争中女性的命运。以大家熟悉的林徽因为例，她在南下途中给沈从文写信说，考古的事业已经搁置了，自己是女人，一下子变成糟糠之妻，做饭、洗衣服、教育孩子，每天忙得像走马灯似的团团转。再躲几回警报，生活就太充实了。

这个时候她回忆过去的文艺、理想，就像在北海看彩虹一样，是一种偶然的遭遇。而眼前是什么，只有一堆矛盾、一堆麻烦。

一边是战前与佛像对视、充满灵气的才女；一边是被战争、被颠沛流离的生活改造后的林徽因。我更喜欢后者。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首林徽因不太有名的诗，《微光》：

微光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廊上一角挂有一盏；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含糊地，全部交给这黯淡。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窗上，斜角，照着有半盏；

阖家大小朴实的脑袋，

并排儿，熟睡在土炕上。

外边有雪夜，有泥泞；

砂锅里有不够明日的米粮；

小屋，静守住这微光，

缺乏着生活上需要的各样。

缺的是把干柴，是杯水、麦面；

为这吃的喝的，本说不到信仰。

生活已然，固定的，单靠气力。

在肩臂上边，来支撑那生的胆量。

战争中主妇的责任，就是守护生活中的那一点微光，不被时代的飓风吹灭。

从我们前面描述的沦陷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中，能不能提炼出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推导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周作人说，道德固然好，但要以生活做背景。不顾人民的生死，空谈道德，是唱高调、说梦话。先要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吃饱了，穿暖了，他才有工夫关心别人，想到国家。

周作人很欣赏明末的一个思想家李卓吾。李卓吾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世间的种种道理，都包含在吃饭穿衣里面。“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学者能否识得仁义，取决于他能不能在百姓日用的千姿百态当中，辨识出人之为人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仁义作为一个僵硬的客观标准供奉起来。

珍珠港事变后，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这篇文章中说，中国人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也很迫切，他想要活下去。这种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利己，也不可能损己利人。有宗教信仰的国民能为追求永生而赴汤蹈火，中国人没有天国信仰，不肯为了抽象的道德而牺牲。什么时候会赴汤蹈火呢？只有感到没有生存的希望，他才会铤而走险。

这些话是周作人说给日本人听的，当时日本想要把中国拉入所谓“大东亚战争”中。

道德不应该脱离生活、不应该忽视人的基本需求，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我们回到战争的特定背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总体战，是一个国家动员所有的资源来摧毁另一个国家的全面战争。总体战以国家的名义，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它要拆除一个个局部，拆除人和人之间的横向联结，这样才能把人编织到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中。

怎样才能把人变成现代战争的工具呢？首先要他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接管他的精神生活；然后要在最大限度上压抑他的生理需求，把正当的生活需求、精神需求，说成是不必要的，甚至有罪的。因此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强调生存的道德，有它思想史上的反抗性。

此时此刻来讲沦陷北平，我不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课题，而是与我们当下的处境和焦虑有关。因为关于危机时刻的历史记忆，总是会被另一个类似的危机时刻召唤回来。正如本雅明所说，过去的意象如果没有和现在勾连起来，和自己当下的悲欢发生共鸣，就可能永远沉入遗忘的深渊。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沦陷北平，从日常生活出发，思考道德的脆弱性、柔韧性，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现实处境，或许能提供某种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