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公开和产权自主是前提和起点_

财产公开和产权自主是前提和起点

邵旭峰

在古代，虽然实质上公权还是众生的，但由于隔绝和封闭，自主尚不可得（至少得风调雨顺，这需要上天眷顾）、何谈公权？于是大家之权就成了一个人的、一个家族的，他们说归根是天的，他是天子，所以就也是他的——众生也只能这么看、也必然这么看——自存都看天意、何况天下？于是代天巡狩的官员们基本不存在财产公示一说——其只向天子和天负责，有何义务向屁敏公开？

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名义和理论上拥有天下的皇权，也会切身感受到自己能实际掌控的土地税赋以及人力劳役兵役越来越少——自己实际上越来越虚弱——到朝代中期的时候，皇权也力争能搞清楚到底有多少土地和人丁、都在谁手里，日思夜想重新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因为虽然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由于政权层面的专权势力和民间土地财产兼并阶层不可阻逆地坐大疯长、且互相绑定——经常就是一体的，皇权实际能掌控的土地税收和人力抽调越来越少，于是皇权就想一切办法力争打破这越来越庞大的中间阶层，以直接和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关联。但结果基本都事与愿违——历史上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秦孝公和商鞅，所以秦国统一了天下，这是最基本一点。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原因是由于秦国常年战乱，利益集团本身也比较虚弱，也由于常年作战，军权主要在国君手里，加上秦孝公的胸襟似海、坚定如石，商鞅六亲不认、行法如山，两人又莫大信任。
同时，在变法的那些年，外部也无大的战事，魏国图谋称霸中原、楚国在醉生梦死，义渠在内斗。
于是这件看似搞不成的事，被他们奇迹般搞成了。

其他，比如汉代、唐代、宋代，尤其是权力最集中的明清，都没有办成这件最基本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想着剑走偏锋、用商业管理的办法把根须扎到具体的财产和人力之上，但遭到力量大得多的几乎整个官僚阶层和兼并势力的反对阻挠，最终无果而终；明代张居正则想直捣黄龙，直接重新丈量天下土地、同时普查和准确掌握人丁，结果阻力更大。

区别在于，王安石由于没有直接开火，所以其可算善终、去世后也没有被官僚集团过于清算，但张居正在去世后，则被鞭尸·····这里面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在古朝代，专权阶层和兼并势力的坐大，是不可阻逆的，公权一个人掌控、由他人代行，形成结节这是必然的，即便皇帝本人，也经常出错或倦怠；至于民间，一方面由于皇权很难贯通（人都不是圣人，不管品行还是能力），一方面执行的人也都有私心私欲，大多会想办法占有私产、兼并者也想一切办法去叮这些有缝的鸡蛋，于是兼并也不可阻逆。一个，是从理论来讲，皇权比民间更憎恶专权阶层和兼并势力——因为这直接在挖皇权的墙角，但当对方形成远超自己的力量之后，更多就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一边约束、更多被动让其继续坐大，直到彻底解构，周期律就是这么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