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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生的秘密，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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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页
编辑｜月见
以德国“工业4.0”为蓝本的“中国制造2025”，在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下，遇到了阻力。在5G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华为，自家的旗舰手机，却受芯片影响而不能支持5G。
是上游受制于人？麒麟芯片完全是由华为自主设计研发，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地位并不低。
是技术落人一等？在重点方向、尖端领域的项目上，国内团队取得的成果、专利早已甩开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梯队。
华为断“芯”的核心症结，是在于被切断了与中游代工环节的联系，也就是代工全球超过50%芯片产能的台积电。
而台积电所代表的，就是世界一流的精密制造能力。
曹世潮先生在《第一竞争力》中指出，德意志民族讲究秩序，普遍具有精密制造的文化特质。精密制造业的特性又使德国获得了文化这种第一竞争力。
芯片，被称为“工业制造的皇冠”、“电子工业的食粮”，因其设计、制造等各方面的超高难度，属于精密制造的典型代表。
新中国用七十余年的时间，跑步完成了西方两百多年、两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变。改革开放后，享受时代红利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们，又一马当先地游进了深水区。
这当中，李东生所掌舵的TCL华星在精密制造方面，建立了深厚的基础，是一个绝佳的解构、借鉴样本。
在TCL四十年的风雨征程中，如何从终端消费品之王，孕育出华星这颗全球半导体显示行业里的闪耀新星？掌握其中的技术密码，正是接下来如何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
PART.
1
华星的一场技术苦旅
加入WTO后的黄金十年，同样是国内以彩电为代表的家电行业蓬勃发展的十年。到了2010年，国内一年共生产1.18亿台电视机，其中1亿台为平板电视，TCL也是名副其实的彩电之王。
但不为人知的是，显示屏及模组，95%以上依赖进口，每年采购耗费约2600亿元，成为继石油、铁矿石、集成电路板之后的第四大进口材料。
这组统计数据曾让国家工信部部长苗圩感叹：中国显示产业的关键问题是“缺芯少屏”。
为了走出泥淖，政府和行业的努力其实早已展开。作为典型的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科技产业，半导体显示行业需要具备雄厚实力和深厚底蕴的企业，进行逆周期投资。
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窗口，让京东方于2003年，通过收购韩国现代旗下的显示技术公司，在国内建立了第5代线。2008年的次贷危机，让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意识到“天将降大任”的时机再一次来到。
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具有成熟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地区交流考察之后，借着全球产业进入过剩周期、企业兼并重组频繁，李东生张罗了一支汇聚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各方成熟人才的团队，并招募了一批来自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的应届毕业生。
华星的雏形已成，在发展策略上，由于一系列主客观的原因，却走出了一条只属于自己的道路：
高起点，直接上马技术难度比较大的最高世代——第8.5代线；
高自主，在与夏普的谈判破裂后，完全依靠自己的团队学习研发、攻克难关，同时提前回购股权进行独立决策；
高指标，超出预期实现“一年完工、当年达产、当年盈利”，打消了外界行业人士对于华星“亏不亏得起”的疑虑。
奇迹的另一种说法，又叫做苦难辉煌：
回顾TCL四十周年历程的《万物生生》一书中提到，华星投建时间紧任务重，项目负责人就带头早起晚归，扎根工地；
行业特性爬坡期长，华星就两条主线并进，采用租赁厂房、基础设施的形式，进行提前设计、研发、实验、试产，与自家完工的产线投产，做到无缝衔接。
更难能可贵的是，摘取胜利果实后，华星光电没有留出喘息的时间，追赶并跑不是他们的目标，超越领先才是开始的初心。
通过一系列投资扩产、收购合作，在国内投建8条覆盖大、中、小尺寸屏，高、中、低世代线后，华星更注重积极布局下一代显示技术。
显示产业上半场的LCD之争结束后，下半场的OLED、Mini LED、Micro-LED之争才刚刚开始。
华星不仅在上述技术、工艺领域已经走入了创新无人区，同时把触角还伸到更上游的材料方面，子公司华睿光电已经积累上百个关键专利。
同时，建立上下游产业生态，与合作伙伴并肩前行也是华星的重点方向。比如针对Micro-LED技术，华星就在与同为龙头的三安光电一起合作研发。
华星的这场技术苦旅，刚刚行至半途，但也算走出一条贴合中国市场实际的，“效率领先——产品领先——技术领先——生态领先”四个阶段策略，值得制造业的先驱者们借鉴。
也正是以TCL华星在半导体显示领域所铸成的精密制造能力，让中国高科技产业，极有可能实现泛半导体领域精密制造的弯道超车和全球领先。
PART.
2
高科技产业的生生之道
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化的意思。
万物生生，变化无穷，才能具备生生不息、蓬勃向上的动力。
这既是TCL一路从终端消费品市场，不断求新求变，大胆走出国门实现全球化，冲入上游站上产业链顶端的总结，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近百年奋发图强、接连攀上高峰的最好注解。
回顾整个近现代全球制造业发展变迁的历史，从英国蒸汽机发明后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电力革命中德国扮演重要角色，一直到现如今的信息时代，美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条“生生”的主线清晰明了，亦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
科学家的技术发明创造，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的包容开放，企业家的长期投入坚守，三方面的关键因素缺一不可。
蒸汽机倘若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棉纺织业的动力需求，没有新式工厂完善的分工合作组织形式，没有赶上英国成为“海上霸主”，打通全球贸易商路，这场动力革命恐怕就不会发生。
世界经济中心的更迭，同样源于老的“霸主”内在积极因素的丧失。成功的企业家变成贵族，丢掉积极向上的精神，工业化产生的负面结果被社会民众抵触。
一代天选之子的陨落，就成为了时间早晚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地位稳步上升，甚至站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点上。成功的经验，也没有跳出这三个维度。
基础科学的突破需要时间积累，但义务教育的普及让中国高科技产业，拥有了一批潜力空间大的工业化人才。高精尖领域的技术突破，也终于在近几年不断开花结果。
创造性的经济制度改革，既充分调动了市场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又集中力量、不计成本地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渥的发展环境。
最终落地执行的层面上，更少不了大批敢拼敢为的企业家身影。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萌芽的中国实业，曾逃不脱被历史扼杀的命运；但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中国实业又重新在新一代企业家身上，得到传承和光大。
《万物生生》全书中，多次提到TCL决策层在关键节点上的经营管理思维，这不仅可以作为高科技制造业的宝贵经验，同样值得新环境下，各行各业的年轻创业者们学习。
比如终局思维，是指在面对很多选择时，从终点出发考虑问题，来决定当下的选择。
这也是上文所述，华星没有在创造奇迹后停下脚步的原因，因为那个短期的成绩，远远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还有跃变思维，企业的创新发展，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正是来自企业家个人的跃变。
从领头人影响管理层，进而带动整个组织的所有个体，永葆追求，不断变革，大胆试错，才能保证企业的跃变不止。
成功的企业家，绝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是从生生不息的市场浪潮中，历经锤炼打磨，披荆斩棘走出来的。
市场在变化，企业就必须跟着变化。企业想要变化，企业家必须第一个做出变化。
只要企业家迈出变化的第一步，万物生生的循环，就按下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