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乐文
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1年调离屈原一中，14年间，我在毕业班语文教学岗位上，整整坚守了12年。
高考就是命令，备考就是战斗。我与同仁们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与学生的梦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虽备尝艰辛，也收获了喜悦。
东风起 战鼓擂
1978年2月，屈原一中高中部只有21、22两个毕业班。他们基础一般，纪律较松散，但学校仍决心打好备考第一仗。范玉庭老师任组长，他在落实文、理编班后，安排何报霞老师教21（文）班语文兼任班主任，我教22（理）班语文兼任班主任，范玉庭自己教物理，并协同两个班主任抓班风班纪。
开学后，两个班的寄宿生挤住在一间教室内，管理难度大。我查寝后，范老师有时会再次查寝，并增加了半夜查寝。当发现一些较隐蔽的违纪行为后，范老师与我一拍即合，轮流睡进了寝室。通过摸情况、克难点、立新规，终于让寝室纪律彻底改观。
1978年4月，岳阳市恢复高考后第一个现场会在屈原一中召开，这对我们班来说，犹如吹进了一股东风，学习气氛越来越浓厚。随着高考日期的临近，为了学生们能当天问题当天解决，老师们克服自身困难，将每周两天晚下班，改为每天晚下班辅导。每当自习铃响，便可看到数学老师胡正忠、化学老师张友兰、物理老师范玉庭集中在教室隔壁办公，随时为学生答疑解难，我则在教室全程陪同学生自习。
天道酬勤，1978年高考结果出来，全省录取率仅6 %，而我们班上线率达26 % 。
1978届高21、22班毕业合影
新模式 创佳绩
1981年上学期，我到高33班教语文兼任班主任，针对学生具体情况，开启了新的教学模式。
合作学习。通过跟班，我发现学生学得累却收效微。为提高学习效率，我引进“合作学习”理念。如学生甘霖的作文精而巧，易永红的写得快而活，我便让她俩在竞争中实现优势互补。朱湘军数学成绩好，却出现同一试题两次失误的困惑。我便引导他“不放走一个问号”，且将其变为全班同学的应考之策。
和衷共济。1981届高考资料奇缺，考试前夕，黄睦瑞老师从岳阳借到一本《文言文72题》；甘苦老师也从汨罗得到一本《文言文百篇》；我则从《读写月报》上搜寻到瞄准高考的“文言文选段”。三人互通有无，都从中获益。
高考前几天，甘老师已在文科班讲完了《文言文100篇》。应我要求，他从该书中选取20篇，在33班讲了两节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但我仍放心不下，是夜，刚睡下又起了床。趁夜阑人静，对其余80篇细加揣摩，反复比较，选出10篇，最终敲定5篇。第二天，我利用最后一节自习课教完了这5篇文言文，其中就包括《子罕勿受玉》。语文刚考完，就有学生喜滋滋地告诉我：“《子罕勿受玉》考了，而且占了12分。”直到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如果不是大家齐心协力，我和学生怎能有这等好运气。
33班这年有34人参加高考，27人上线，21人被正式录取。
1981届高33班合影
出奇招 开新局
1983年上学期，我和甘苦、朱其伟、钟晓春三位老师，受组织部派遣，到党校为将要参加代干转国干的学员上课。1983年下学期回学校后，我又被安排教补习班语文，并兼任班主任。在何新波老师的协助下，保住了优质生源，迅速打开了开学的局面。
把握学情。基于1983年作文考得不理想，所以第一堂课，我便要求学生将高考写的作文原封不动地搬上作文本。由此，我发现了作文失分的诸多原因。比如学生刘红艳，她语言功夫确实不错，但因未看懂漫画，写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令人惋惜。接下来，我针对问题进行了多次强化训练，包括如何审题立意。
大胆尝试。高考前夕，我从《语文报》上一则信息受到启发，便在班上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讨论。大家围绕“如何才能写好作文”这个话题，对一篇下水作文各抒己见，课堂相当活跃。郑鑫同学还来到我家，说今天这堂课，他收获特别大。郑鑫平时语文一般，而作文的进步为他插上了希望的翅膀，高考语文得了90分（满分120），这使他有缘上了重点大学。陈文和刘红艳的语文，也由上届的四十多分翻了一番。
家访跟进。马兵接连两次成绩滑坡，有人要将其劝退，我却力保。因为马兵进班时成绩好，筛考也不错。为何现在反倒下降了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到了马兵家，与他谈心找原因并开导他：必须先跟紧班上的进度，及时掌握老师复习的内容，然后，才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法与内容进行补充。后来，马兵的成绩追上来了，当年还考取了重点大学。
1985届高41班毕业合影
在后续的一些年里，我又陆续实施了一些新举措：全员演讲、符号标记、月考……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1990年下学期，我被总场党委抽调到场志办负责《屈原农场志》全书的修订工作，后又因身体原因，最终离开了教学一线。
翻阅一张张老照片，回忆起奋战高考十几载的风雨兼程，感慨与欣慰齐上心头。“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头挑着学生的今天，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看着学生们奔赴各自的岗位，在不同的地方闪闪发光，于我而言，也就是教师的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