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然一新的岳阳港工业遗址公园。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岳州正式开埠通商，原有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开始解体，大量货物先经船舶运输，再在岸上装卸。粤汉铁路开通后，又增加了铁路运输和装卸。于是，原分布于洞庭南路的岳阳火车站和岳阳港沿线码头，成为了城市的交通“血管”，演绎了古城百年运输史。
20世纪40年代挑夫上船的情景。
箩筐扁担挑起来的行业
20世纪20年代初，从岳阳县东乡龙湾竹塅刘家屋场通往岳阳城区的崎岖山道上，两位头缠罗布围巾、身穿对襟短衣的青年农民，挑着箩筐向岳阳城方向走去。他们是两兄弟，兄刘恩铭，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弟刘治安，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父亲早亡，家无田地，听说城里码头需要挑箩的劳力，两兄弟便结伴前往城里找活干。
由于城南沿线岸坡逐渐成为外埠货物集散的码头，货物种类和数量增多，装卸搬运也就从零星的自卸自运或临时雇工，逐渐发展成为专门服务于交通运输生产的行业。清末民初，城区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远远不够，加上粤汉铁路通车，改变了岳阳城区沿洞庭湖岸线单一的交通运输格局，水陆联运货物运输量进一步加大。于是，岳阳东乡筻口、潼溪、龙湾、新开、五垸、新墙一带大量家庭贫苦的青壮年农民纷纷进城加入装卸搬运行列，人数过千。因当时的工具主要是箩筐扁担，又全靠脚力行走，因此搬运工被称为“箩脚子”。从东乡来的“箩脚子”大都栖居在洞庭湖边地势比较开阔、搭建窝棚比较简易的韩家湾，这里又靠近除韩家湾码头以外城南沿湖一线的宝剑山、红船厂、游击巷、街河口和南岳坡码头，方便早出晚归。
随着“箩脚子”的增多，码头上成立了一个个“箩行”，地方上一些强势的“地头蛇”把持“箩行”业务，形成一个个敲骨吸髓的箩行“把头”。进入码头从事装卸业务的“箩脚子”必须向把头缴纳3至5银元的“码头费”才能进入码头挑货。有的箩行还在扁担上打上火印做标记，不缴纳码头费或得罪了把头，随时都会被收掉扁担、赶出箩行。除了交码头费，“箩脚子”每天的劳动报酬还要被抽取30%的“卡力”。遇到运输军用物资，“箩脚子”被官府和把头摊差，没有一分钱报酬，等于白干。因此，“箩脚子”大多吃上顿愁下顿，更难养家糊口，造成80%以上的“箩脚子”打单身，娶不上老婆。一名叫易方茂的单身汉饿死在韩家湾芦苇棚里，几天后才被过路人发现草草安葬。
更让“箩脚子”担惊受怕的还是码头上的作业条件。那时的码头没有任何装卸设施，全是自然形成的岸坡。船与岸坡形成落差，船舶不能直接靠岸装卸，必须搭一块或多块木跳板。“箩脚子”挑货、扛包都得从跳板上过。特别是枯水季节搭的“过山跳”，又高又窄又晃，稍有不慎就会连货带人摔下跳板，不是损腰伤背，就是碰头崴脚。“十个箩脚子，九个得痨伤”由此而来。从龙湾进城挑箩的刘恩铭，年仅36岁便在码头上劳累而死。其弟刘治安继续挑箩，终身未娶，以抚养兄长留下的遗孤。
民国16年（1927年）10月至11月间，码头把头刘行风、李晋秋为首成立了挑运业工会，下设箩业工会、上码头会、西门码头会、四兴码头会（负责火车站铁路装卸）、抬轿业会、挑水业会、推砂业会、提驳业会等分会。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仍未改变。仅箩业工会500多“箩脚子”就受大大小小20多个把头剥削。
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数从事挑运业的“箩脚子”出城逃难，少数来不及逃走的人被日寇用枪和皮鞭逼迫装卸军用物资，稍有迟缓即遭监工的日军及汉奸鞭挞，或死或伤。
民国35年（1946年），岳阳县肩运业职业工会在天岳山成立，并在城南范围划定了上下码头装卸和运输范围。上码头范围包括万寿宫、油榨岭、天岳山、金家岭、街河口、下梅溪桥、三教坊、上下观音阁、茶巷子、南正街、洗马池、吊桥、竹荫街。下码头范围为吕仙亭街、塔前街、羊叉街、乾明寺、上梅溪桥、金家岭、天岳山、马家湾、韩家湾等。
1949年7月20日岳阳和平解放后，仅1个多月，岳阳县人民政府接管搬运组织，惩治了码头恶霸，成立了由南下干部解克金负责的岳阳县搬运工会，结束了岳阳装卸搬运由把头分治、盘剥搬运工人的历史。
1935年的岳阳南岳坡泊船码头。
艰苦创业的岁月
1952年4月，岳阳县搬运工会更名为岳阳县搬运公司，共有2000多名搬运工人。1956年2月，有1038名搬运工移交省贮木场。同年3月，又有560
名搬运工移交航运部门（后为岳阳港务局）。剩下504人组建岳阳县搬运社，后更名为装卸搬运公司。20世纪50年代中期，岳阳搬运开始涌现木轮板车、胶轮板车。1958年，工人柳得浆发明制作板车刹，使板车能在斜坡上行驶。一种称作“老虎车”的板车也在这时期出现，车身为长方形，铁制车架，底部后端尾部装置铁轮或胶轮，上部安置两只铁撑脚，两侧车柄向前延伸，由一人牵引前行，节约了人力又减轻了劳动量。
这一年，岳阳搬运史上还涌现了一支以搬运工家属为主体的“三八大队”。她们首先参加了冬修街河口水泥码头的大兵团作战，几百名搬运工家属顶着凛冽的寒风奋战三个月，完成了全长175米、宽14.5米，并架设了牵引索道、溜煤槽、木质起重机和绞车设施的半机械化码头。为了表彰“三八大队”，红船厂码头被命名为“三八码头”。随后，“三八大队”在城南羊叉街中段一处民房安营扎寨，分成若干个“三八排”，像男子汉一样投入了运粮食、运煤炭等货物的装卸搬运工作。时任三排排长的李月英以身作则，表现突出，一天就能完成86吨煤炭的转运任务。一次下班后，码头上又有一批物资急需上船，李月英带领全排妇女连续作战，直到货舱装满、船只开航，大家才回家吃饭。全大队掀起了赶学李月英的热潮。
为了加快货物中转速度，减轻装卸搬运工劳动强度，1959年年初，在“修通韩家湾，搬掉宝塔山，挡住洞庭浪，两边好停船”的口号鼓舞下，一条从三角线、韩家湾、红船厂、游击巷、洞庭庙至街河口的沿湖铁路专用线动工建设。沿线机关单位干部、学校师生、居委会居民纷纷上工地投入义务劳动。工程于1960年2月13日建成通车，使岳阳港口装卸搬运史上首次实现铁水联运。通车当年，港口货物吞吐量比沿湖铁路专用线开通前增长了20.3万吨。
岳阳港工业遗址公园的绿皮火车。
岳阳城区第一位女货车司机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岳阳陆上运输除了人力板车，也有用马作牵引的马车。装卸运输公司曾拥有一支马车队，每台马车由三匹马牵引。98岁的老搬运工陈振兴向笔者介绍，马车队队长姓朱，河西广兴洲人。马车队主要从街河口运送物资到乡下各供销社，又从乡下运粮到城南小港粮库。那时没有货车，马车队很吃香，乡下人进城以能搭上回头马车为荣。马蹄声声，曾经是岳阳城乡的一道风景。但随着运货汽车的出现，马车与板车一样逐渐退出了运输市场。
岳阳城区的第一位货车司机名叫关秀英，1940年出生于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县。后随当铁路工人的丈夫来到岳阳，1959年考进长沙运输公司学开汽车，1962年下放回岳阳。1967年初，岳阳县委机关将一台旧吉普车送给搬运公司改成小货车，关秀英成为这台小货车的司机，每车能拉2吨货。后来又先后开了装3吨的嘎斯车和装4吨的解放牌汽车，直到开东风汽车退休。笔者在城南一隅磨子山铁路宿舍采访85岁的关秀英时，见她身体还很健朗。她说自己开的那台吉普是当时任县委书记的毛致用为支持交通建设批准送给搬运企业的。当时全城仅3517工厂和省贮木场、酒厂等寥寥几家企业各有一台货车，她是岳阳城里第一个开货车而且懂修车的女司机，车在路上坏了就自己趴在地上修。后来公司汽车多了，她前后培养了几十个司机，大女儿和大儿子都跟她学开车，也一直在装卸运输公司干到退休。
岳阳铁路纵横交错的道岔。
历史不会忘记
洞庭南路曾经作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像“血管”一样为岳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输送“血液”的作用。这条“血管”还为城区居民就业、就学等方面发挥了“造血”的作用。
今年82岁的文史专家陈湘源谈道，他父亲因公早故，母亲胡淑珍于20世纪60年代到城南搬管站拉板车挣钱，把几个儿女拉扯成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母亲拉板车时，经常有个女学生放学后帮她推板车，后来居然成了她家小儿子的媳妇。装卸搬运公司“三八大队”的蔡荣华拉板车，和同是搬运工的丈夫一道养育了6个子女，如今身体还很健康，生活可以自理。每年寒暑假，岳阳城里更有一大批中小学生在码头上运货打零工挣学费、补贴家用。还有一些因历史原因加入搬运队伍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到磨砺，并得到搬运师傅的呵护。如20世纪60年代初，广州美院高材生徐克勤因出身等问题离校回乡，在城南搬管站整整拉了七八年板车，得到工人们的照顾，落实政策后成为岳阳市第一任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著名画家，20世纪80年代初调入省博物馆负责全馆美术工作。1983年，他特意回到岳阳红船厂码头，为老一辈搬运工人画了一系列画像。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高速公路的迅猛发展，公路、铁路、航空等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城市布局的变化，2010年曾经活跃在洞庭南路的岳阳港务总公司、岳阳市装卸运输总公司、岳阳市水运总公司和城南搬管站等运输单位先后退出了人们的视野。码头沉寂了，港口沉寂了，沿湖铁路也沉寂了，数以万计的职工和家属也大多离开了他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洞庭南路，另迁新居。2020年，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全面启动岸线复绿，并在沿湖一线打造岳阳港工业遗址公园。除适当保留老港塔吊、码头等部分风貌建筑以外，着力打造景观公园。昔日尘土飞扬的街河口三八码头矗立起一座二层仿古城楼。沿湖道路平整美观，亭台花榭，草绿花红，杨柳依依，风景宜人。每到假日和夜晚，游人如织。早已废置的沿湖铁路线通过改造，增设了绿皮火车观光项目，滚滚的车轮不再是负重的货物，而是满载着游客的欢笑和时光的回忆，隆隆向前……
来源：岳阳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