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非洲各国是受到直接冲击较小的大洲。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各国的确诊个案只有4万多例，与美国126万多病例、欧洲多国20多万病例相比，仍有很大的差别（这很可能与非洲国家缺乏检测能力有关）。不过，如果从经济影响来看，非洲国家并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较低而幸免于经济冲击。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全面而巨大的冲击，由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医疗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当它们面对全球经济冲击时，反而面临着更加致命的经济影响。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4月初时曾估计，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非洲今年的GDP增长可能由3.2%跌至2%，而非洲各主要产油国的损失可能高达650亿美元。非洲联盟估计，非洲各国今年的总海外直接投资跌幅将高达15%，进出口总值更会下跌约35%，有近2000万人将会失业。非洲各国政府的收入是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据非洲联盟预计，受疫情影响，非洲各国政府会失去20%至30%的收入，总额约5000亿美元。其中，产油国受到的影响最大。以非洲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尼日利亚为例，有近80%的政府收入来自出口石油。在制定今年财政预算时，尼日利亚预设的油价为每桶57美元，如今油价跌至只有每桶20美元的水平，将大大削弱该国的财政预算。
为了对抗疫情，非洲各国政府需要额外付出最少1300亿美元，这将会压垮不少本已债台高筑的非洲国家，一些被遗忘的国度更是苦不堪言。在前不久的G20财政部长会议上，各国同意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提供临时债务救济以支持其抗疫，暂停要求偿还达120亿美元的债务及其相关利息，涉及国家达77个，其中40个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造成今日的局面，与非洲多国近年大举向外举债有关。据了解，单就国际债券来说，非洲目前有21个国家参与发行国际债券，比十年前多出11个国家。仅在2018年就发行国际债券筹集271亿美元，是近十年来最多的一年。另外，因为非洲各国积极向外举债，非洲债务占GDP比例中位数已由2013年的33%，上升至2016年的52%，上升速度令人担忧。对外举债过多为非洲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非洲国家的利息及其他发债相关支出由2015年占政府收入约5.9%，上升至2017年的11.8%，再加上部分由非洲国家发行的国际债券为5年至10年期的债务，可以预料，非洲国家的发债及利率支出的经济占比将会继续攀升。
非洲国家能否如过去一样，要求债权机构减免债务呢？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成立《重债穷国减债计划》（the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HIPC），希望能够协助世界最穷困的国家将外债降低至能够承担的水准，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得以正常施政。2005年6月11日，由美、加、英、法、德、意、日、俄组成的八国集团在英国伦敦达成协议，决定免除18个重债贫困国所欠世界银行、IMF和非洲发展银行的所有债务，总计400亿美元。中国也曾大幅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2006年11月5日，中国政府免除了与中国建交的所有非洲国家（39个国家）2005年到期的100亿美元债务。
不过，非洲国家当前的债务结构比过去要复杂，并非IMF、世界银行或国家宣布债务减免就能解决。根据非政府组织Jubilee Debt Campaign于2018年的研究，目前非洲各国债务有32%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借贷（例如中国对肯尼亚的借贷），32%由私人市场借出（例如银行或投资基金购买国家债券），其余约36%债务由IMF、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借出。由于现在私人机构的角色比以往重要，即使G20及IMF等不需要非洲各国短期内偿还债务，私人市场的债主仍有机会追债。
由于私人债务难以减免，将驱使非洲国家更多寻求减免国际发展组织和主权国家的债务。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国家的减免债务压力下，中国很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近年来，中国是非洲国家重要的资金来源。据海外机构的不完全统计，目前非洲各国对中国的债务（包括私人债务）高达1450亿美元，仅在2020年要偿还的利息就高达80亿美元。我们注意到，由于此次疫情最选在中国爆发，有非洲国家提出中国应为此责任而消除它们的债务。在疫情之后，中国是否继续向非洲借出巨款？如何处理已有的1450亿美元债权？中国可能面临两难境地。如果继续借贷，结果很可能是有借无还；如果不借，此前的巨额借款、投资以及地缘政治关系又面临中断，而且还可能影响“一带一路”计划。
考虑到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冲击，以及国际油价长期低迷的可能性，众多的非洲国家恐怕难以从债务陷阱中自拔。如何面对这个债务陷阱中的“无底洞”？在对非借贷和投资中，主要考虑经济利益、资源安全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如何才能更好地兼顾这三者？对中国是一个需要认真权衡、谨慎决策的挑战。
考虑到疫情之后中国与美欧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可能恶化，中国不太可能关闭已经打开的开放窗口。最为现实的做法，可能是从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出发，重新调整“一带一路”中“异化”的做法，改变“大国企+大基金+大融资”的主导模式（详见安邦智库战略报告《“一带一路”的缘起、发展与异化》），更多引入市场化的民间资本参与，使中国对非洲的债权（即非洲国家的对华债务）结构趋于多元化，兼顾市场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说白了，非洲的“债务炸弹”肯定要炸，但中国可以通过调整结构来减少爆炸的冲击。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近年已成为非洲国家国际债务的重要相关方，如何处理非洲的巨额对外债务，对中国是一个重要考验。中国基于地缘利益需要为此“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要控制非洲“债务炸弹”对自己的杀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