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还在继续和深化。与过去的金融危机不同，此次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突然的“系统性打击”，使得经济与社会系统一下子全乱了套——从生产端到消费端、从实体经济到金融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都因为疫情而暂时停摆。经济活动大面积“冻结”，全球失业人数陡增。国际劳工组织（ILO）曾估计，疫情影响将导致全球最多增加2500万失业人口。从经济冲击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当前的危机正在演化为一场大萧条级别的经济危机。
面对疫情冲击，各国纷纷出台紧急措施来挽救经济和就业，避免经济社会体系出现崩溃。如何在极为紧急的形势下，有效制订政策、动员社会资源来应对经济危机，对各国政府和决策层形成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如果政策方向和思路选择出现偏差，将会贻误政策时机，消耗政策资源，不能有效缓解经济冲击。
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追踪的各国应对疫情政策来看，大部分国家还是采取了传统政策——紧急出台大力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抵御危机。在货币政策方面，部分国家采取了降息、降准、量化宽松、逆回购、增加融资工具等措施，核心是向资本市场大量“放水”来托住市场。如美联储两次累计降息150个BP至最低零利率，推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一些国家采取了诸如减税降费、财政补贴、财政拨款、财政采购与支付等措施，来向地方、企业和个人提供财政支持。其中，一部分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老百姓，如向居民家庭直接给支票/现金，或者提供失业补助。
不过，面对一场大萧条级别的经济危机，仅仅有经典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般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而是通过政策中介或经济载体发挥政策效果。比如，降息政策要通过银行和债市来作用于企业、投资机构和个人；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政策，要通过企业或项目载体才能起作用。在经济正常运行时，这些传统政策通过刺激生产和服务环节来发挥作用，但当经济体系——市场、供应链、产业链、企业都遭受大规模系统冲击时，政策中介载体受到严重破坏，传统政策工具的作用将会显著降低。如果社会系统放缓到“基本维持”状态，只扩大复工复产是没有用的；如果企业连订单都没有，生产线被迫关停，让它扩大融资也没有什么用，只能增加企业的负债。
考虑经济萧条带来的全面冲击，这时候就不能按部就班地采取传统政策来应对，而要在政策思路和政策设计上有所突破，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说，这时候的政策应该是救援政策和对冲政策，而不是刺激政策和逆周期调节。在日前的内部政策研判讨论中，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面对此次大萧条，应该尝试用大力度的消费政策来努力熨平经济。面对迫切需要救助的经济困境和失业人群，传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以把部分效果不彰、但占用大量经济资源的政策搁置一边！
从国际上看，部分国家已经意识到消费政策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行动。
以美国为例，在美联储为华尔街而“托市”的同时，美国政府推出了规模2.2万亿美元第三轮经济救助法案，包括向年收入不足一定金额的单身或家庭发放补助支票。4月6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又称，美国将很快推出规模至少达1万亿美元的第四轮刺激计划，包括向个人派发现金、扩大失业保险、小企业贷款以及食品救济等。相比共和党关注大企业利益，美国民主党主张倾向“蓝领工人”、重点维持生计，这样的主张更有利于消费，更切合美国社会当前的实际。在欧洲，德国的救助措施也直达个人——小型企业和自雇工人将在三个月内获得最多15000欧元的直接补助，规模达500亿欧元。西班牙日前也表示，将推出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政策来应对疫情危机，一旦实行，普遍基本收入将成为永久性的制度，疫情过后也会实行。
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着眼点都在家庭和个人，是围绕“人”而设计的消费政策。陈功表示，这些直接面向老百姓的消费政策可能更加有效。要知道，此次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效消费能力不足，加重了产品过剩和生产过剩（实际上占用了更多资本）。如果这时候直接向老百姓派钱，鼓励消费者去买东西，将会产生直接的最终消费活动，通过消费来拉动产业和服务。陈功指出，在危机之下，同样的钱给企业与给消费者的效果有很大不同。如果给企业1万元钱，很可能只是不管用的杯水车薪；但如果给消费者1万元，他可能就会立刻购买不少东西。还要指出的是，增加消费活动不仅能拉动生产环节，还通过把资源引导到真实的消费活动，有助于消耗掉一部分过剩资本。
出台消费政策来恢复经济，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国是生产型大国和基建大国，政策部门和官员对于搞生产、搞基建项目都情有独钟，而且驾轻就熟。但对于如何发展消费却十分陌生。这就是安邦咨询在消费社会研究中多次指出过的现象——中国的政府部门和政策体系对于向消费社会转型很不适应，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不过，当前面对大萧条带来的冲击，面对国内复工复产在订单缺失时遇到的困境，中国的政策部门应该果断、大胆地进行调整，尝试将救助政策的重点转向消费政策！
如果中国决定以强化消费政策来稳定经济，那么消费政策的基本设计思路是什么？陈功的建议是，可以按照“城市-消费券-城市债-交易市场”的思路来设计消费政策。具体来说，（1）消费政策的推动和实施主体是城市政府，各个城市都可以推出本地化的消费政策；（2）消费券是核心的政策工具，由地方政府将当地老百姓发放消费券；（3）消费券的发行基础是当地的城市债（指城市发行的地方债），各地通过发行固定收益的城市债券，来为消费券提供财政资金支持，这样可以解决消费政策钱从何来的问题；（4）城市债进入全国现有的债券市场进行交易，这就与现有的地方发债体系相衔接了。
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消费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扩张，其中的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是政策设计时需要考虑的。
客观来看，通过扩张债务来挽救经济，中国与美国的条件有很大不同。美国掌握美元工具并实际掌控全球金融系统，目前能够敞开了去扩张债务。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从经济规模、财政能力以及防范风险来看，中国会受到债务规模约束。不过，中国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不能敞开了发债，但政府仍有可观的债务扩张空间。如果利用得好，对于出台消费政策应对危机，完全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此外，在消费政策的执行中也要注意风险。因为消费券转化为地方债券，在金融上能够进行控制。只要地方政府不挪用债券资金，真地用债券融资来清偿消费券，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总体来看，面对经济危机，出台消费政策要比推出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重要。对于首先走出疫情紧急状态的中国来说，应该大胆进行以消费政策恢复经济的尝试，这是熨平经济危机的一大探索！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是一场冲击程度远超金融危机的萧条级别的经济危机。应对萧条，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更应该出台大力度的消费政策来尽力熨平经济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