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当前宏观经济
张军扩
2024 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同时也呈现一些新的亮点。但市场需求不足、社会预期信心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等方面入手，关注和解决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回升向好的深层原因—政策的不稳定、改革的迟缓，制约了发展的潜能。巩固经济持续向好基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特别要加大中长期深层问题治理力度。持续优化和加强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增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贯彻落实“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要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要求落到实处；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着力保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着力促进重点领域改革落地见效；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求是
一、关于 2024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与基本特点 ：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基础需要进一步巩固
（一）经济总体呈现持续恢复回升态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4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5.3%，高于2023年四季度及全年5.2%的增长率，也高于 5% 左右的全年预期增长目标。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5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也都呈持续恢复态势。从主要实物量指标增长情况来看，1～4月全社会用电量增长9.0%、工业用电量增长7.5%、服务业用电增长13.5%、货运量增长4.5%、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5.2%，与实物指标与总量增长指标基本上相匹配。
近期，相当多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增长的预期。比如世界银行近期上调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到4.8%，比上期的预测值高出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段时间也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5%，比前期预测值提高0.4个百分点。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的提升。
（二）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呈现一些新的亮点
从产业方面看，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推进，新产业、新产品、新动能继续呈现快速增长。5 月，装备制造业增长 7.5%、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分别比全部制造业增速高1.9和4.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7%。从主要产品来看，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分别增长33.6%、14.8%，工业机器人增长14.1%、集成电路17.3%、太阳能发电量增长29.1%。
从消费需求方面看，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假日消费持续恢复。1～5 月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7.9%，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4个百分点。今年清明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11.5%，游客出游花费比2019年同期增长12.7%。“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出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和12.7%，按可比口径计算，分别比2019年同期高28.2%和13.5%。
投资需求方面，与结构转型、新动能发展相关的新型投资增长相对较快。比如，1～5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4%、14.3%。5G基站、东数西算、光纤通信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地。
出口需求方面，新动能新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5月，中国汽车整车出口同比增长31.3%。其中传统燃料汽车出口同比增长37.4%，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3.7%。
（三）市场需求不足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三大需求当中，出口相对要好一些，而消费、投资需求面临的问题则比较突出。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以美元计，5月出口同比增长7.6%，比4月增速高出6.1个百分点，1～5 月累计出口增长2.7%，比1～4月高出1.2 个百分点，5月份持续增幅显著好于市场预期。当然，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外需增长走势如何，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消费需求方面，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其中 3月、4月、5月当月同比增速仅为3.1%、2.3%、3.7%。投资需求方面，1～5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7%，而房地产投资为下降10.1%。如果扣除房地产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6%，说明投资增速较低，主要还是受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的拖累。
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也突出表现在物价水平上。2024年4月，PPI同比下降2.5%，环比下降0.2%；CPI同比上涨0.3%，环比上涨0.1%。虽然与3月的情况相比都有所好转，但仍然低位运行。价格是供求关系的集中体现，价格回升乏力甚至下滑，集中体现了当前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四）社会预期信心有待进一步增强和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23年10月—2024年2月，制造业PMI连续5个月在荣枯线之下，2024年3月终于升至50.8%的荣枯线之上水平，但4月又回落0.4个百分点，为50.4%；5月又跌至荣枯线水平之下，为49.5%。PMI的跌宕起伏，显示了企业预期、信心的脆弱性，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总体上呈现回升，但态势不稳、基础不牢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另外，从5月PMI五个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处在荣枯线之上，而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则仍处在荣枯线之下。后三个指标与市场需求、企业预期紧密相关，只有需求转旺、预期转强，新订单才会增加，企业才会增加库存、增加用人，这几个指标偏弱，也说明需求不振、预期偏弱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企业预期偏弱的同时，消费者信心也持续偏弱。根据统计局数据，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88.2，比上月下降 1.2 个点，是 202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就业信心指数77，降至近1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依然较多，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所面临的风险依然较大，防控风险任务依然艰巨。
二、更加关注并解决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回升向好的深层原因
前文提到，我国制造业PMI刚升至荣枯线水平之上仅两个月，就又跌入收缩区间。需要我们深思的是，PMI指数的下滑，是在多重利好政策措施密集出台的大背景下出现的。2024年以来，为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诸多支持经济回升的政策。在宏观政策层面，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局面，财政政策不断加力。在产业政策层面，围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想办法、找对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产业园区都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保订单、稳市场。但即使如此，制造业PMI还是跌宕起伏，下滑显著，落入收缩区间。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除了短期市场波动问题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原因，从大的方面讲，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发展阶段和结构原因，二是经济体制与政策环境，三是外部冲击性因素。
（一）发展阶段和结构原因
发展阶段和结构原因主要体现在消费和投资需求方面。
从消费需求来看，当前消费需求不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消费能力不足，二是消费信心不强。而这两个方面的改善，不仅取决于人们当前的收入状况，更取决于人们对就业、收入、房市、股市等的预期。实际上，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报告提出，要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把增加收入放在了促进消费的第一条。但收入的增加、财富效应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又有赖于经济的整体向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消费需求扩张与经济回升之间，实际上是个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消费能力的积累和消费信心的恢复需要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从投资需求来看，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这些举措对于缓解房地产企业资金困境、防止资金链断裂、保障购房者利益、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又密集出台诸多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对于扩大需求、化解矛盾也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既有短期市场问题，也有中长期阶段性、结构性问题。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的关键，是前期积累的结构矛盾的基本化解和新发展模式的基本形成，而矛盾化解和新模式的形成，都很难一蹴而就。2024年1～5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0.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23.6%，而截至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增长15.8%，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24.6%。房价方面，5月，70 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同比降幅略有扩大。这些情况说明，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调整过程当中，“触底”尚需时日。在这种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并为企业化解矛盾、探索创新、模式转型和实现软着陆创造好的环境。
（二）经济体制与政策环境
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原因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环境的不稳定影响了企业预期。包括一个时期以来对民营企业不利的舆论环境，一些领域监管政策（比如针对平台经济、教培行业）的多变突变，以及营商环境方面一些深层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比如隐形壁垒、隐形歧视和不公平竞争问题、新官不理旧账及账款拖欠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问题等。
二是一些重要领域改革的迟缓制约了发展潜力释放，或者导致发展优势大打折扣。比如，如果我们能够在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就不仅会释放出巨大的投资需求，也会为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创造重要资金来源。如果我们能够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垄断行业改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市场公平竞争的水平，也会显著改善国民经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上游产品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水平，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总之，不论从发展阶段、发展基础，还是资源条件、创新能力等方面来看，我国发展潜力都是巨大的，但一些不到位的改革，制约了巨大潜力的释放。改革的滞后和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重要因素。
（三）外部冲击性因素
外部冲击性因素体现在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从而严重影响预期。
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供应链重构，造成中国制造业订单大规模转移，也推动了中国企业成建制的产业链外迁，这对中外企业预期信心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多重因素影响下，近两年我国吸引外资的情况出现了重大转折。在 2022年的FDI达到阶段性的峰值之后，2023年和2024年前4个月，国内实际使用FDI都出现了大幅度下滑，2023年下降8%，2024年1～4月下降27.9%。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却在持续稳定增长。2024 年前4个月，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规模已经接近同期的FDI规模，同比增长18.7%。
三、巩固经济持续向好基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特别要加大中长期深层问题治理力度
由此可见，虽然表面看来制约经济稳定回升的因素主要是有效需求问题，但深层原因是结构问题和信心问题。结构问题需要有个调整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此期间，对于需求和增长的减速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宏观政策的主要任务，主要是防控风险，并为调整过程创造条件。而信心问题，则主要依赖于深层改革和政策调整，这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
首先要持续优化和加强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市场需求。短期来讲，这是提振市场信心最为实际的举措。从前文对2024年增长环境的分析来看，不论是内需还是外需，需求不足的压力短期很难有效缓解。正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都继续强调，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并提出、部署了“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从 2024 年一季度形势发展来看，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各项扩大内外需求、支持经济恢复政策的力度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进一步促进各项举措的落地见效，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回升向好提供更为有利的市场需求环境。
其次，在持续优化与加强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下一步还需要更加突出优化政策和体制环境这个重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着力增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关调查显示，影响企业家预期和信心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不是相关政策的必要调整，而是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或者难以预期。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会使企业家保持长远眼光，进行长期投入。而如果企业家对政策的稳定缺乏信心，对政策的变化难以把握，不知道政策会不会变、什么时候会变、会向哪个方向变，就不可能对长期发展抱有信心，也不可能进行长期投资。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根据形势变化对政策进行适时适度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政策的调整，无疑都会使相关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并对企业盈利能力、竞争格局甚至生死存亡等产生很大影响。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政策要求，往往不仅需要增加新的投资，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适。因此，一方面，政策的调整需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政策的酝酿、颁布与实施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从而给相关企业的调整留下一个必要且合理的过渡期。如果由于特殊原因需要短期改变政策，那么就要考虑对那些合法合规经营而纯粹由于政策变化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样做也是符合法治政府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要求的。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明确各项政策调整的规则、程序、细则，减少调整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增强政策调整的可预期性
二是要切实贯彻落实“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要求。非经济性政策对企业相关经营活动和财产安全的影响，有时可能比经济性政策还要大。一个合法合规正常经营的企业，完全可能因为一项非经济性政策的调整而失去业务基础甚至倾家荡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的确十分重要，但真正落实到位并不容易。经济工作会议刚开完不久，就出现《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导致股市几十分钟蒸发几千亿元的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一项政策发布后，需要尽快明确其相关细则，包括负责或牵头机构、涉及范围、内容、责任等，使其更具可操作性，让相关单位、干部心中有数。同时，政策纳入评估的时机也需要讲究和明确。从实际经验来看，不是政策要出台了才需要评估，在政策的提出和酝酿阶段可能就需要评估。这次出问题的游戏新规，就是征求意见稿，现在市场很敏感，信心很脆弱，政策不成熟时不宜轻易公开征求意见。
三是要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要求落到实处。2023 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从两个方面持续用力。一方面，要把文件提出的各项要求真正落实，让企业真正见到实效。特别是要抓紧出台细化、具体化的政策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可检验性。比如，如何切实解决近年来民营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隐形壁垒隐形歧视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问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新官不理旧账、招商承诺不兑现问题、账款拖欠问题，以及如何及时制止违反中央精神的针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不正确言论、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为积极的社会舆论环境问题等，都需要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另一方面，就是要着力解决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要深入研究民营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在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和夯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思想理论基础，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保障民营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和法制保障。
四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着力保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扩大和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过程。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是有效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增长潜力的根本保障，也是稳定和增强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形势的复杂变化，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政府干预增多而市场化力量减弱的情况。比如，为控制一些重要商品价格的上涨，一些地方、部门不断强化行政干预，甚至直接限价、限购。虽然从短期局部来看，这样的干预有一定必要性，但如果运用过多，客观上导致行政力量增强而市场力量削弱，就会影响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不仅不利于市场活力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市场主体信心的增强，最终也会损害发展的后劲。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处在主导和关键地位，因为只有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才能保障市场的决定性用。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需要紧紧围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边界，努力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该管的要管到位，该提供的服务要充分提供，同时，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要充分放开。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对政府来讲，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市场主体来讲，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真正落实到位，且以法律充分保障。
五是着力促进重点领域改革落地见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既是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影响市场主体信心最大和最根本的因素。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加快包括土地制度、国资国企、金融财税、社会保障、干部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不仅对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十分重要，对于充分挖掘和释放我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也十分重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改革的成功经验，下一步推进改革落地见效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要给基层探索留下更大的空间。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必须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创新。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广大干部强烈的发展积极性。面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必须强化对干部的正向激励和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更加充分地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六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向未来，党中央一直强调，“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将会更加复杂，挑战与困难也会显著增多。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比如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对一些国家公民短期来华单方面免签政策，就是很好的主动开放举措，收到良好效果。2024 年以来，外国人入境数量呈现持续增多态势。今后还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需更加注重处理好释放内部需求潜力与扩大开放、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在内外互动、合作共赢中形成良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四、总结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当前形势下尤其要充分看到我国经济所具有的诸多有利条件和巨大的韧性和潜力。比如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完整的产业体系、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规模、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强有力的政府调控能力等。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这些优势或有利条件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独特甚至独一无二的，我国发展的条件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即使是就劳动力因素来讲，在普通劳动者失去成本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又具有高素质劳动者规模庞大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因此，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长期向好的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开放，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持续优化政策和体制环境，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并为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军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