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大重点任务，而排在九大重点任务之首的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会议提出，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还提出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等等。如此的重视促消费，并且提出这么多举措，标志着中国的财政政策已经着手向民生财政转型。然而，市场更关心的是，财政能拿出多少真金白银来支持提振消费？如何有效运用这些资金才能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发挥最大的效用？
提振消费的战略迫切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总需求不足，既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更多是结构性原因，核心的原因是宏观上的消费压抑，具体而言，是指中国生产了全球30%以上的产品，但只消费了约15%，这种严重的不平衡不但体现为出口和投资过剩，更体现为消费不足，进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总需求不足现象，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从外需方面，未来五到十年，从特朗普到万斯，从美国到欧洲，从光伏、新能源汽车到芯片，从出口到海外投资，中国对外经济环境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外部需求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
从投资方面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低迷，2023年12月以来累计增速连续在1%以下运行，累计出现了10个月以上的负增长，市场化投资信心严重疲软，过去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逆周期政策效应正在递减，甚至出现越扩大投资、越加剧内需不足的严峻情况。
从消费方面，2023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低于美国30个百分点。疫情三年，给中国居民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伤害了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造成2020年、202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两次出现负增长，2024年基本在3%附近的低位运行，10月在政策提振下出现好转迹象，但是仍然处于严重的宏观消费压抑状态。
在这种新的经济背景下，必须放弃之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重点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另外，从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数据来看，16-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从2023年初到2024年终保持在14%左右的高位平台，2024年下半年再度上升至18%左右，情况不容乐观。只有从提振消费入手，让“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才能扩大投资、增加就业。
应尽快推出10万亿级别的消费补贴计划
如何才能大力提振消费呢？“需求不足-企业盈利下滑-员工收入增速下降-消费下降-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需要外力来打破——这个打破恶性循环的外力，除了股市上涨的财富效应之外，最有效的就是尽快推出10万亿级别的消费补贴计划。
为什么必须10万亿级别呢？从以往逆周期政策的实践来看，2008年，中国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相当于当时GDP的10%到15%；2020年，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疫情冲击下出台的大部分刺激计划也达到GDP的15%。考虑到这轮经济增速下行的严峻性，总体消费补贴计划的规模累计应该达到10万亿元以上。
10万亿消费补贴计划的资金从哪里来？
首先，可以在不扩大预算规模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筹措实现。比如，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高投资效益”的要求，从当前每年约25万亿的财政和国有部门主导的投资中，压缩低效和无效投资，每年节省3-4万亿元的资金用于促进消费繁荣，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其次，2023年出口退税已经增长到1.71万亿元，据测算其中约八成为超额退税，其本质是用中国的财政支出补贴全球，用中国资源和劳动补贴国外消费者。应当通过调整相关财政政策，将这一部分资金节省下来，用于补贴国内的消费者。
第三，各地财政中还有不少支出是用于补贴生产、扩大供给的，据测算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GDP的1.15%，金额可能达到数千甚至上万亿元。在供给过剩的的大背景下，继续大规模补贴生产，在宏观层面将会继续加重总需求不足，财政资金也难以支持，同时还将加重国际贸易争端，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因此这类开支也应当严格限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补贴消费。
如果能够把低效无效投资的几万亿财政资金节省下来，把补贴生产的万亿财政资金节省下来，把之前用于补贴出口的万亿资金，每年筹集3-5万亿，三年筹集10到15万亿资金用于消费补贴是可以做到的。
消费补贴的最佳使用方式：通用消费券
2009年以来，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的落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政府部门主导下选择部分企业、产品和平台参与政策实施的模式。2024年9月以来推出的15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各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仍然延续了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在公平、效率和效果上，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
最简单有效的消费补贴方式，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将消费补贴使用权交给家庭。具体而言，首选采用全民发放通用消费补贴（消费券）的方式，也可以只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补贴（消费券），只对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做出规定，对购买哪些产品或服务不加限制。
与传统的行政主导下的补贴特定产品模式（以下简称“补贴产品模式”）相比，直接给家庭发消费券模式（以下简称“补贴消费者模式”），在公平、效率和效果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公平性来看，补贴产品模式对于“政策目录”之外的产品、企业和渠道，以及暂时不需要指定商品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公平，同时也给少数不合格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进“政府目录”寻租，以及个别企业和平台“刷单”套取补贴留下可能的空间。相比而言，不论是全民发放通用消费补贴（消费券），还是只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补贴（消费券），补贴消费者模式对于消费者、企业、产品和渠道而言，都不存在歧视，同时也从根本上杜绝了不合格产品和企业寻租，以及套取财政资金的可能性。
从效率来看，补贴产品模式要求企业通过申报、遴选才有可能享受补贴，增加了企业工作量，抬高了参与门槛，还要求政府商务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形成细化方案，完成选择商品、企业、渠道，培训相关人员等大量工作，加重了基层负担，降低了政策实施效率。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某省不足百亿元的消费补贴，经商务部门反复动员仍未达到预计的推进效果。相比而言，补贴消费者模式只要确保消费补贴能够直达居民账户，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无需再从事繁琐的申报和执行，补贴发放之日，就是消费启动之时，效率大大提高。
从效果来看，微观调研发现，补贴产品模式下很多参加以旧换新的消费者是原本就计划淘汰旧家电，购买新产品——有补贴当然更好，没有也会购买，没有起到激发和撬动新需求的效果。相比而言，直接发通用消费补贴，消费内容完全由居民自主决定，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会极大地激发新增需求。
当然，决策习惯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仍然要延用之前补贴特定产品的促消费方式，也是能够对促消费发挥重要积极作用的。假设10万亿消费补贴计划分三年实施，每年3万亿级别的消费补贴方向，首先可以将每年用于补贴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规模从1500亿提升到1万亿元以上；其次，建议每年不少于1万亿元用于补贴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这些行业的特点是产业链更短，消费补贴显效更快，各地的实践表明，餐饮住宿文化旅游消费补贴的杠杆率可以达到10倍以上；另外，还可以考虑每年不少于1万亿元用于补贴家居装修消费，可以激活10-15万亿的国内住宅装修市场的消费需求，这一领域产业链较长，乘数效应更大。
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把促消费、扩内需作为九大任务之首，是经济决策的巨大进步，但为了把这一决策转型落到实处，最好还是从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开始，具体规模不低于10万亿。这10万亿消费补贴计划，无论是两年还是三年实施，在中国的宏观决策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更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新尝试。如果下定决心，不仅资金来源不成问题，操作简单，而且可以立竿见影地提振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迅速激活市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助力中国经济复苏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