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内卷式竞争是不正常的。
市场经济应该允许合理的竞争，但内卷式竞争是不正常的。比如光伏这样的产业，我们在全球已经几乎是最领先的了，理论上应该享受高额垄断利润。但是我们的企业却在享受着巨大的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以亏损的价格在海外销售，一个企业每年能亏损几十亿、上百亿。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有特定的背景，就是我们宏观总需求不足。中国当前总需求不足，本质上是结构性的总需求不足，也就是说投资是过剩的，居民消费是不足的。
结构性总需求不足，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从简单的两个数据来看，我们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8%，在全球是最低的，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0到30个百分点，加上政府和集团消费也只有54%。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的话，我们生产了全球工业品的31%，但中国人只消费了全球工业品的14%。消费占比太低是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改变内卷式竞争，当前政府能做的，首先是扩大内需。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九大任务之首，抓住了问题的重点，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还有待加强。
财政政策要尽快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我们扩内需的手段，还停留在“罗斯福新政”的阶段，美国在大萧条以后有罗斯福新政，是搞基本建设投资来扩大内需。但是到了1960-1970年代遇到经济下行的时候，当时的总统约翰逊就提出“伟大社会计划”，搞民生工程了。到了2000年以后，遇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应对就是降息、发钱、量化宽松这样一些政策了。所以财政政策关键不在总量，中国的财政赤字是4%还是5%，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发力的方向。如果发力方向对，给老百姓发几万亿消费券促消费，用不了那么高的赤字率也有效果，经济就能企稳向好。但如果去搞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再高的赤字率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要加快转型步伐，才能扩大内需。同样一笔扩大内需的财政资金，如果用来发消费券的话，可以带来3到5倍的宏观乘数；如果去搞投资的话，总体来看也就1.06的宏观乘数，这个相差是非常大的。
货币政策目前来看也不够给力。决策部门把汇率摆在前面，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大国开放经济，跟小国开放经济不一样，一定是把汇率放在后面，可以牺牲汇率保经济增长，但是不能牺牲国内经济来保汇率的稳定。不论是经济增长、就业、物价、企业的盈利情况，还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的价格，都事关14亿人和每一个企业，而汇率只影响对外经济部门。所以货币政策如果把保汇率稳定放在经济增长、就业、利率、物价资本市场繁荣等目标前面，导致降息或者降准的力度不够，这就急需要转变观念。
另外，把银商银行的息差和盈利放在前面，也是本末倒置。几百年的近代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把银行的息差和盈利放在前面。经济不好的时候银行就应该亏损，当经济复苏的时候，它自然就会盈利。不能以百业萧条和各方面的经济困难为代价，一定要保银行的息差和盈利，导致不敢降息，这个也是错的。
所以总体来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执行当中，无论是财政政策从建设财政的向民生财政的转型，还是货币政策降准降息、宽松的力度，都受到各种陈旧观念的约束，还需要加快的步伐。
如果内需增速不够，甚至萎缩，内卷式竞争的背景就消除不了。所以核心还是要扩大消费，转变观念，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不正常，就是缺乏企业创新能力。
中国的企业，或者整个中国经济还没有摆脱后发式增长的传统的路径，我们是跟随者，跟着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学市场化，所以从刚开始就拼价格、拼成本。这是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习惯套路。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这么大，已经到后工业化、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继续用后发经济的价格战、拼成本的增长模式，就不行了。
大部分中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他们熟悉各种降成本的管理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这种管理模式，中国企业家都用的非常娴熟了。但以“创新函数”为基础的一些新的管理模式，可能大部分中国企业家还没有学会。他不是不想创新，他是不敢创新，不会创新。生产函数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投入和产出一般是线性的关系，一份投入必然对应着一份产出，一份汗水一定对应着一份收获，这样的事，我们企业家会干。但是创新函数描述的投入产出关系，是个不确定的关系，是个概率关系。我去年出版的《软价值经济学——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里，就用创新函数描述了这种概率关系，有可能投入100万，产出几个亿，也有可能投入几个亿，产出是0。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企业家他确实是不敢干，所以他宁可去拼成本，压低人力成本，但是他不敢去投入创新，因为投入可能投了很大的钱，产出是0。
怎么去掌握这种创新的方法？这是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重大的挑战。在硅谷，以英伟达、苹果、谷歌等为代表的创新企业，总是能创造出新东西。中国的华为，1990年代也就是个通讯设备制造商，现在是个科技公司，同样的研发成本在华为也能产出很多新东西。很多类似于IPD、OKR等新的以创新为基础的这种管理方法、考核机制，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很多还不熟悉。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我们要推动观念转变，既要给学生们讲创生产函数，也要讲创新函数；大学既要讲传统的降成本、拼效率的管理方法，也要讲以创新为基础的管理方法，讲关于研发创新、模式创新、场景创新、产品创新的各种管理方法。现在从院校到EMBA培训，创新函数和相关的管理方法的教学和培训还非常少，企业转型太慢，就会内卷式竞争，这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三个不正常，就是地方政府参与内卷竞争，也有些不正常。
就在这个周末，我跟一些地方的市长、书记交流，他们以非常自豪自信的态度，给我讲述了他们又引进了什么产业。但是我听下来还是老一套，就是用提供免费的土地，提供代建的厂房，提供便宜的电（新能源指标），提供“三减一免”的政策优惠等等，引进一些企业投资。这些投资，从宏观上来看，还是过剩产业，就算在这个城市降低了自身生产成本，也一定会击垮其他的企业，因为总体的需求并没有增加。
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在用免费土地、代建厂房、便宜的能源成本、税收减免，甚至直接的财政补贴来参与内卷式竞争，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出口的产品，获得了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这些宝贵的财政资源，实际上全都以低廉的价格送给了海外的消费者，有些时候甚至产品的利润还没有政府给的补贴高，最终只赚出口退税的钱，或者赚生产补贴的钱，想一想，很可悲。
在每年十几万亿的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每年几万亿的生产补贴，每年一两万亿的出口补贴下，我们的投资、生产已经严重过剩了，出口已经是全球老大，但是我们的消费不足却没有改变。关于发消费券，我们已经呼吁了几年了，现在才终于出台了几千亿的以旧换新补贴，其实应该发几万亿。一说发消费券就是没钱，可是搞十几万亿的投资，搞几万亿的生产补贴，搞上万亿的出口补贴，为什么就有钱了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内卷式竞争，政府不需要干预供给侧，而是少搞低效无效投资、生产补贴、出口补贴，已经有的要尽快退出，不要参与内卷式竞争。所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决策观念上到行为模式，再到奖惩机制，都要推动这个深刻的转变，才能改变这种情况，这是第三点。
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从文化的角度看，内卷也不是企业领域独有的现象。
中国的小朋友他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卷。文化上的东西怎么改变，这也是我们从学术角度应该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尊重人力成本的文化。为什么很多中国的电子消费品企业，都希望给苹果做代工？因为凡是加入“果链”的企业，毛利率是得到保证的，苹果会给你一个比较舒适的毛利率。但如果给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做代工，他就让你很难过，毛利率压得很低。不久前我们某个汽车企业，要求某个供应商一年降价10%，引起轩然大波。在国外用亏钱的方式把竞争对手卷死，在国内让产业链上的友商不赚钱，凡是这些企业经过的地方，都寸草不生。这种“竞争文化”怎么转变，我也觉得非常困惑。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式内卷竞争，不仅是个不正常的经济现象，也是个不正常的文化现象。核心的问题是尊重人力成本，除了取消那些不合理的政府补贴，免费的土地、免费的厂房，低廉的能源补贴，还有税收减免之外，还要给劳动者，包括管理者和企业家自身，以足够的报酬。让产业链各环节都有合理的利润。
最后，我觉得中国式内卷竞争本身，也是个历史阶段特有的现象。
虽然它不正常，但是相信如果扩大内需的各项战略都能得到有效贯彻，蛋糕开始做大，内卷就会降低。后发式增长模式本身就是个历史阶段现象，如果我们的企业学会了以创新函数为底层逻辑的各种新的管理方法，那么中国的企业也会告别过度的竞争内卷。没有了土地财政以后，地方财力已经很不如以前了，所以相信各种不正常的政府补贴也会越来越少。文化上的过度内卷，大家也在反思，长期也会逐渐改变。
白色家电行业其实也曾经内卷过，但是现在已经不“卷”了，美的、格力、海尔等企业，在全球有产品创新能力，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销售网络，有自己的定价权，也有非常舒适的利润率。
所以，我相信走过这个特定阶段以后，我们的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还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产业，早晚都会告别内卷式竞争，用以创新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式，不断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断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