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
——革命英雄主义在历史重要关头的经典展示
从遵义会议和鸡鸣三省会议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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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6日～18日，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黔北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决议，并作出了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局常委，开始重新走上军事领导岗位。
遵议会议的第一个决议的内容为：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形成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的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中共中央还指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会后，中央红军开始从黔北地区向长江前进，拟北渡长江，实现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议。但在川黔交界赤水河畔的贵州土城地域遭到川军的阻击，作战失利，被迫一渡赤水，进至川滇黔边的云南扎西地区，改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的面临敌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处境极其危殆。
在川滇黔边的四川石坝至云南大河滩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系会议，一边落实遵义会议决议需要落实的一系列问题——如领导班子交接的问是，一边研判和讨论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问题。面对日趋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准备应对最困难的局面。为此，会议决定派潘汉年、陈云先后离开部队，前往白区恢复党的组织，并争取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
潘汉年先行离开部队，前往白区执行这个非常时期的非常任务。临行前，新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政治局陈云还赋予他一个特殊的任务：“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中共]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要求我们同你们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实际上就是准备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共转移到白区甚至海外去继续“领导全国的工作”。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的获得生机的前景相当暗淡。
四渡赤水，争得主动
然而，此后的几个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精心运筹和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返渡乌江，兵临贵阳，进抵滇东，尔后在昆明虚晃一枪，直奔金沙江渡口。5月3日至9日，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追堵，取得了有利的军事态势，实际上也接近了实现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的目标。于是，在渡过金沙江后的会理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进，突破敌人的大渡河防线，与已强渡嘉陵江且西进岷江峡谷的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合。
大渡河，古名涐江，亦称铜河，发源于青海高原，汇流于大小金川，由西北而走东南，至嘉州而汇岷江。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至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石走雷奔。既因水势凶险，难以架桥，复以水寒彻骨，不可泅渡。两岸之间的交通只靠少数渡口与铁索桥维持，自古称为天堑。
这是横亘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
距此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大军，就是覆灭在这此间。
蒋介石策划了一个名为“大渡河会战”的计划：调动四川各军阀的部队，辅以尾追中央红军的中央军部队，充分利用这道自然障碍，将中央红军聚歼于大渡河南北地区。中央红军从会理、巧家北进期间，蒋介石多次电令和督促已进驻四川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以及四川军阀，在大渡河沿岸严密防堵。
考虑到大渡河沿岸的四川军阀刘文辉部力量单薄，中央红军有可能突破大渡河，蒋介石也准备了两个应对方案：一、力争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东地区聚歼中央红军——“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二、如果中央红军突破了大渡河，红四方面军也从岷江地域南下与之谋得会合，则在雅安地区将中央红军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一起“聚歼”于雅安及其附近地区。三、为防止中央红军突破这个包围向康定西进，要求刘文辉部在泸定、康定、雅江一带设防堵截，以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但因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带来的积极效果，以及红四方面军要岷江流域的积极进取，分布在川西平原和金沙江畔的川军各部调集到大渡河流域在短时间内很难完成，追击的中央军各部因被中央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所以中央红军必须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差，迅速突破大渡河防线，才能取得与红四方面军实现配合乃至会师的机会。
蒋介石当时还有一个判断：中央红军有可能西进西康（当时的西康区域不包括今宁属）向青海、玉树“流窜”，故中央红军有能不渡大渡河而直接沿大渡河西岸出康定，于是又于5月23日急电刘刘文辉：“此时康定、泸定最为重要，务望尽量抽调驻雅安部队四、五团，前往布防。以康定万不可失守，而匪以不经大渡河而直窜泸定、康定之公算为多也。未知雅安至康定里程几何，能否如期移动，皆望详告。”但一来刘文辉部兵力单薄，除驻康定的一个旅（四个团）外，只有两个旅六个团能用于大渡河防，已无多余兵力派往康、泸，二来从雅安到康定的行程一股为9天，最快也得一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从这样的机动和布防，所以蒋的这个部署实际上是无法落实的。
而在此前的5月16日，在会理、巧家短暂休整后的中央红军已经开始直奔大渡河畔。在蒋介石向刘文辉发出这个电报时，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已经进抵或接近大渡河的大树堡、安顺场渡口。
两路呼应，孤舟勇渡
中央红军向大渡河畔前进路上，川军力量薄弱，率领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的刘伯承、聂荣臻成功地运用统战策略，化解了川军及当地彝民武装的拦截，进抵泸沽。到达泸沽前后，刘伯承、聂荣臻根据侦悉敌情，建议先遣队通过冕宁彝族聚居区，前去夺取纳耳纳、安顺场渡口，另派红五团由左权、刘亚楼组成第二先遣队经越嶲彝族聚居区，向大树堡渡口实施倦动。
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
5月20日，两支先遣队分头向大渡河畔前进。
第二先遣队经登相营击破小相岭隘口的敌军阻截，经登越嶲、海棠、平坝、河南，于23日进抵大树堡渡口，击溃守军及当地民团后夺取了渡口，并按预定计划开始实施佯动。
第一先遣队经冕宁、大桥前往大渡河畔途中，遭遇当地彝族家支武装的拦截，刘伯承等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与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彝海结盟，成功地通过了彝族聚居区。先遣队进至察罗解决当地民团后，得知安顺场渡口可能有船，遂决定直奔安顺场。24日深夜，进至安顺场，消灭敌彝务总指挥部一个连，夺取了安顺场渡口。
这个时候，川军刘文辉部在大渡河沿线的布防情况是这样的（图示）。
⒈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以下简称杨旅）主力（第七团余味儒部、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在安顺场至大冲间布防，旅部位于南岸纳耳坝（亦称大堡，今石棉县永和乡）对岸的八牌。安顺场守军为“彝务总指挥部”赖执中部不足两连兵力，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余味儒团韩槐瑎部一营守军，余团主力驻安靖坝（今石棉县城与安顺场之间，大渡河东岸）。
该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汉源县城，与南岸大树堡渡口隔河相对）布防，后富林防务由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接替。
该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以下简称肖团）则在挖角坝—王岗坪一线布防，并负责与上游的第四旅袁镛部的联系。安顺场与挖角坝之间约40公里，当时均为山岭隔绝，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难,故该团与旅主力之间的联系并不畅通。
⒉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以下简称王旅）负责大冲—富林间防务。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该旅装备精良，兵员充实，并拟与负责富林—金口河段防务的杨森部主力切取联络，但杨部主力当时因在彝区被阻，尚在绕道前进，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务实际上呈空白状。但中央红军由此间渡河路途遥远崎岖，要耗费许多时日，实际可行性并不大。
⒊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部驻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以下简称袁旅）。第二十四军军部及第五师师部也先后进驻汉源县城。
⒋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部驻康定，而该旅配置于大渡河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两营，分别布防于菩萨岗和猛虎岗两个要隘上（以下简称余旅）。
刘文辉本人则于5月27日从雅安出发，前往大渡河畔。
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安顺场的那天白天，川军刘文辉部第五旅第七团刚从大树堡方向移驻安顺场渡口对岸的安靖坝，安顺场渡口的船只大多已拖往对岸，安顺场也准备于当晚付之一矩。当地彝务官赖执中因有家产在安顺场，向第七团团长余味儒担保具结“赤匪一到即焚街毁船”，于是仅有的一条船得以留在安顺场渡口，为红军所夺取。
次日晨，渡河先遣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组成了由孙继先营长率领的一支18人组在的突击队，分两批乘船发起强渡，经三个小时左右的激战，夺取了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红一团随即续渡并将安靖坝一线的余团逐退至连坡湾附近。26日，军委干部团主力续渡并尾红一团之后向下游扫清残敌。
因信息传送的延误，这个信息并未被刘文辉乃至蒋介石及时掌握。
夹河而上，奔袭泸定
安顺场渡口船只太少，渡河速度缓慢，敌中央军又正赶来。于是军委决定，已渡河的红一师与中央红军主力于次日分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进，奔袭泸定桥。
军委干部团主力是右纵队殿后的部队，他们与红一师主力的行程差在三天以上。
所以，右纵队真正参加奔袭泸定桥行动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前卫：红二团（团长龙振文、政治委员邓华）；
跟进：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
而在他们前头拦路的川军，是3～4个团：
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当日驻地：挖角坝；
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当日驻地：龙八埠—海子山—石门坎；
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主力，当日驻地：化林坪；
第四旅第十团谢洪康部主力，当日驻地：清溪镇。
左纵队是以陈光所率红二师为前导的。因红五团随左权、刘亚楼到大树堡执行佯动任务尚未归建，红二师实际上也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前卫：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
跟进：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邓飞——当时名字邓富连）
因为没有船渡这个“瓶颈”问题，左纵队的行军序列相对紧凑：
红四团、红一军团教导营、红六团和红二师师部，红一军团军团部，27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
红五军团、军委纵队，5月28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
红三军团，5月28日后到达安顺场，5月29日随左纵队路线跟进；
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五团，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
红九军团，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跟进，并指挥留在大渡河左岸殿后阻击川军的军委干部团第三营。
这个时候，泸定城中基本没有川军的正规军，主持泸定防务的是川军余松琳旅的参谋长曹善群，泸定县县长宋孝特，手中只有一支几十人枪的自卫大队。因泸定城在“大渡河会战”原计计划中的位置并不重要和突出，城内只有不足两个连的新兵。在得悉中央红军抵近大渡河畔的信息后，曹善群等先后向泸定桥下游的大渡河西岸派出了以下部队：
菩萨岗，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三营肖毓卿部两个连新兵；
猛虎岗，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二营陈月江部两个连；
湾东，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特务营李国俊连（改编的绿林袍哥）。
刘文辉5月27日离开雅安，前往大渡河畔。
5月27日，敌我双方的部署开始调整和实施。
刘文辉离开雅安已陆续得悉了中央红军已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消息，并通个航空侦察得知中央红军正夹河而进，于是在27日晚进至麻柳场驿站后，向集结于汉源县城的所部第四旅旅长袁镛发出电令，要求袁旅立即派出部队翻越飞越岭，进至大渡河东岸向下游设防，并派出一部增援泸定桥，防止红军夺取泸定桥。袁旅翻越飞越岭进至化林坪后，于次日即按刘的电令作出部署，两个团主力在龙八埠、海子山、石门坎一线设防，扼阻从东岸上行的红军；一个团的主力赶赴泸定桥加强防务。
同日，中央红军两岸部队也开始向泸定前进。
闯关夺隘飞兵夺桥
中央红军东岸部队当天进至挖角坝，击溃川军第五旅肖绍成团；西岸部队当天于菩萨岗击破川军第二旅第一团第三营肖毓卿部两个连的阻击，进到什月坪；28日，中央红军东岸部队翻越扁路岗，经雨洒坪、洪口，进至加郡河口-得妥一线宿营；西岸部队连续击破川军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二营陈月江部两个连和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特务营李国俊连的阻击，翻越猛虎岗、桂花坪、摩杠岭三座大山，连夜冒雨向泸定前进……
29日晨，中央红军东岸部队继续向泸定攻击前前，先后在风杠、石门坎、海子山与拦阻的川军激战。西岸部队在东岸部队的火力掩护下，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奋勇攻击，经数小时战斗，夺取了石门坎、海子山，于午后四时许进至海子山北麓的沈村，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向泸定前进，一部转向东进，向龙八埠的川军第四旅旅部发起攻击并夺占之，并连夜跟踪追击，进占盐水溪。
中央红军西岸先头部队于28日夜连夜冒雨前进，先头分队于5月29日凌晨6时许占领泸定桥东桥头，至中午时分，先头团陆续赶到，并与守桥川军隔岸交火。这些守桥川军是日前夜里先于红军赶到泸定的，他们到达泸定后即开始拆除泸定桥的桥板，并沿岸构筑工事。因天黑雨大，桥板只拆除一多半。
红军于29日下午4时许发起夺桥战斗，突击队22名勇士在西岸红军强大火力掩护下，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冒死前进；与此同时，红军东岸部队向位于泸定城以南50里外的龙八埠敌旅部发起攻击，泸定守军长官正与敌旅长正在通的电话被迫中断，这大大地动摇了泸定守军的守桥守城信心，于是敌团长决定焚毁泸定桥西桥楼，守军与县政府人员向北经五里沟翻越马鞍山向天全撤逃……
5时许，红军击溃断后焚桥的守军，夺占了泸定桥，冲进了泸定城。
入夜时分，红军肃清残敌，占领了泸定桥。
深夜时分，东西两岸的红军在泸定桥会师。
30日，刘文浑得知了泸定桥被红军攻占的消息，31日晚上，蒋介石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命令中央军加速前进，赶赴泸定。
非常突破，重要转折
中央红军夺取泸定桥后，即向川康要道上的重要关隘化林垃、飞越岭一线发起攻击，6月1日，夺取了飞越岭，打开了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6月2日，中共中央收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发来的电报，电报称：红四方面军已派出部队前往懋功接应中央红军。中央领导人遂决定，全军立即北进，突破天全、芦山、宝兴的敌军防线，前去大小金川流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实现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
天全、芦山、宝兴一线敌军重兵尚未赶到布防，中央红军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差，迅速突破了这道防线，于6月12日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议。
6月20日，已在白区的潘汉年得悉了这个消息，即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信，询问是否需要重新考虑他奉命要与共产国际代表讨论的问题：中共中央是否需要“改变领导方法”？共产国际代表是如何回复的，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或证伪。
但有一个事实是明明白白的——
中共中央继续在长途行军和农村根据地领导中国革命，直至革命胜利！
突破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意义，不证而真！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经典展示。
同时也是一次非常突破，重要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