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内罗毕之行的最后一天，我参观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那里的旺加里·马塔伊的肖像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我知道她是整个东部非洲第一个女博士，还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其实并不那么了解她对环境思想的开创性贡献。
马塔伊最著名的倡议是在1977年发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绿带运动”。该运动致力于组织肯尼亚农村妇女种树。到2004年，通过这一运动，有3000多万棵树已在肯尼亚种下。“绿带运动”后来扩展到其他非洲国家，给当地环境带来很大改善。
我按照导游的解说检索了一些相关资料，马塔伊的一个最重要理论贡献是明确了生态破坏和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一框架如今仍然适用。虽然马塔伊不是生态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或理论的创建者，但她的研究分析为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塔伊阐明了环境开发既是殖民统治的工具，也是其结果。她认为，殖民主义不仅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实现控制，还通过破坏当地社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传统关系、导致系统性环境退化的举措来运行。这一框架有助于解释殖民大国如何通过环境控制来维持其主导地位，从森林砍伐、动物猎捕到农业转型。
马塔伊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她将环境退化与更广泛的权力和不平等体系联系起来，展示了殖民国家开采资源的做法如何造成当地持久的生态破坏，还同时破坏所在社区的传统环境知识和管理体系。这种对自然资源和土著知识体系的双重破坏造成依赖性循环，该循环在殖民主义结束后还存在了很长时间。
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大型狩猎历史为实践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也许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卸任后的1909年至1911年期间进行的一次非洲考察。这次“科学考察”实际上是以史密森尼学会的科学收藏为幌子的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导致大约1.14万只动物被捕杀，其中包括数千只大型哺乳动物。
“罗斯福探险队”暴露了殖民列强以“科学”之名破坏环境的历史罪孽。虽然这次探险确实为动物学知识作出了些许贡献，但它的破坏规模及其展示的西方对非拥有的资源权力，充分体现了生态殖民主义。
生态殖民主义通常与某些群体将自己视为“高级文明”的思维模式有关，这使他们自认为有权控制和剥削其他国家及地区，并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自然资源的掠夺权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权。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实践因此具有双重性质，即在推进科学知识的同时，通过环境开发展示其殖民力量，突出了现代知识生产和殖民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今，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深深地嵌入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知识体系，这种深刻的渗透与融合给予了西方文明“高等地位”。以至于当今世界很多被视为领先的研究，仍然着重于从西方的发展进程中获取经验。比如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对西方殖民制度的研究。
我们并非要否定这些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性，而是在接受它们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这实际上很可能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这种认知会阻碍我们对西方文明之外，包括我们自身的发展经验与问题研究体系和理论的形成。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我们发现，越来越无法用西方的模式、框架来解读我们的经验与问题。而生态殖民主义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人们的视线，它撞击的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西方殖民者获取的历史主导地位使他们在气候谈判、标准制定以及相应的资源分配、市场工具方面具有传统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制约着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同路径突破殖民主义留下的框架，找到更适合自身的绿色发展之路。
站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马塔伊肖像前，我意识到她的理论框架如何为现代环境挑战提供重要的见解。今天的全球环境危机往往反映了马塔伊在殖民实践中发现的类似的权力和剥削模式。“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围绕气候问题的许多冲突，多多少少都与生态殖民主义相关，都涉及话语权和分配权的博弈。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前殖民地，尽管历史上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最小，却承担了不成比例的气候变化负担。马塔伊的见解提醒我们，充分的环境保护必须解决潜在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问题。
（作者丁刚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