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202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笔者正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参加国际论坛。与会的40多国前政要和专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走向，言谈举止中都透露出对中国当下稳定发展局势的羡慕与期待！
在欧洲的街头随便走走，便能知道这种羡慕和期待的真实感。约2欧元一瓶矿泉水、约4欧元一个面包、一上出租车就动辄15、20欧元车费，对于月收入仅一两千欧元的普通西班牙人而言，终止战争、解决通胀、回归稳定，是最最关切的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对中国和老牌强国欧洲而言，完全是不一样的内涵！很多中国人希望经济复苏带来更多的“诗和远方”；而很多欧洲人只是希望“恢复往常”！
乌克兰危机近三年，整个欧洲如走错了路，迷茫、慌张、惴惴不安！从世界看中国，更能懂得多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多位学者从细节处解读202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呼吁继续改革、加大刺激，保持稳定、克服困难，“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期待2025年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更上一层楼！
扩大内需与提振消费的政策思路与空间
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明年9项重点任务之首，充分体现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中央对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扩内需的力度将会更大，既扩展深度和广度，又丰富和完善政策工具。本次会议关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以下施政思路：
一是从收入分配入手增强消费能力。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高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养老金等表述旨在提升相应群体的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解决当前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有助于改善百姓收入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意愿。此外，稳住楼市股市的表述可通过资产价格提升产生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政策协同推动需求侧与供给侧优化。消费刺激政策与投资政策相结合，既能拉动短期需求，又可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比如会议提出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体现出重大工程和项目要更加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对需求侧的重视程度提高，将有助于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促进消费。
三是关注消费环境与服务业。会议提出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这将有助于降低商品流通成本，进而刺激消费。会议还提出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
政策引导下，消费方面明年可期待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加关税背景下，财政对消费的支出将有所增加，包括专项债、减税降费等，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下调购房门槛，突出住房消费支持稳住楼市；通过推动长期资金入市、深化注册制改革稳住股市，支持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联动。
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助于在2025年提振国内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自上而下促进居民增收迫在眉睫
相较于以往，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多个部分强调居民收入问题，如“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显然，党中央已经明确意识到，当前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振居民收入。笔者认为，我国正阶段性面临工业生产供给能力超过居民需求能力难题，传统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收入提升路径：“企业经营情况缓解——职工家庭增收——企业经营情况进一步改善”陷入负循环，必须更多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性集成性改革优化国民财富分配体系，切实推动实现居民收入增长、让居民财富分配更加合理。
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笔者建议，要关注现代国家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承担最终供给者、最终消费者的职责。在国家信用货币体系下，只有中央政府拥有近乎无限的购买力，其他主体均受刚性偿债压力制约，遇到困境只能收缩，进而陷入进一步困境。
会议提出“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笔者认为，我国一只脚已经迈入“富足社会”，近些年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前所未有、令人振奋的天大好事。但没有自然资源约束下，工业能力增长往往是指数型的；而在人口竞争压力下，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增长则是相对线性甚至阶段性停滞的。如果不实际解决最广大居民群体增收问题，国内经济循环难以真正畅通，这必将使得企业加速出清、产能消灭，科技创新也缺乏良好的经济土壤。据相关资料，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1933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较1929年下降5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下降约72%，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近年来，我国已出台《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 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等增收文件，各地也出台了不少增收政策。需要进一步提升居民增收系统性集成性，形成提振居民收入的关键立法并有效落实，尽快扭转居民增收困境。
时隔14年，我们从货币政策调控中学到了什么？
时隔14年，本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基调保持一致，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会议内容来看，此次货币政策转向同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在背景和路径上有相似之处。然而，当时的货币政策虽在短期内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通胀压力、债务风险等，最终效果并非完美。从14年前看当下，本轮货币政策调控有望更有效、有力、有为。
一是逆周期调控有望更精准、适度。观察历史，单纯依赖扩大流动性供给的做法虽能短期托底，却易滋生中长期不平衡与扭曲。当下货币政策的重要使命，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成本适度下降的同时，更精准地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实体经济关键环节，避免重蹈“大水漫灌”式刺激的覆辙，防止为后期结构失衡和杠杆攀升埋下隐患。本次会议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更加重视定向、结构性工具的作用，更加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是货币政策调控有望同财政、产业、改革政策更协调。“适度宽松”在2008-2010年的快速见效部分归功于与积极财政政策及“四万亿”投资的配合。然而，从后续发展看，结构转型滞后与体制机制瓶颈尚未打破。单纯的货币扩张无法替代产业政策引导、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完善的努力。本次会议提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更加重视多方政策合力，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跨周期布局”功效。
三是货币政策调控更加强化宏观审慎与风险防范。本次会议提出“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正是吸取了上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后期资产价格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隐现的教训，未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或将进一步完善，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等领域的监管或将进一步强化，对金融体系杠杆水平和中长期风险的监测防控将更加得心应手。
积极财政政策下政府投资须“质”“量”并重
赤字总量管理思维调整可持续，财政支出倾斜民生。总量上，“提高财政赤字率”表明政府已突破一般赤字率3%上限的心理约束，预计2025年一般赤字率可能提高到4%左右。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曾将赤字率安排在3.6%以上，但那是疫情期间的临时性调整。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核心矛盾并非短期问题，预计未来对于一般赤字率容忍度上限的提高将具有可持续性。结构上，财政支持重点从去年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转向“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反映政策思路的调整。
“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是当前政府投资的三大关键领域，三者的公共属性依次递减。
中央预算内投资（偏公共属性）：“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发行额度预计可能由2024年的7000亿增至7200亿以上。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于社会投资的杠杆撬动效应较大。乐观按照历史上5倍的撬动比例（目前可能低一些），拉动社会投资约2.9万亿，占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以上。
超长期特别国债（公共属性+商业属性）：“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预计发行量可能由1万亿增至2万亿。由于超长期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因此“两重”“两新”应兼具长期战略性价值和一定的商业可持续性。
地方专项债（偏商业属性）：常规专项债额度预计可能由3.9万亿增至4万亿以上，另有2万亿以上的化债专项债。地方专项债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地方政府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项目空间收窄。由于地方专项债不计入赤字，因此“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应坚持商业可持续性的底线。
要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防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未来的偿付压力转化为财政风险，就需要在执行层面要通过机制设计克服透明度不足、资金和项目属性不匹配、以及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等问题。政府投资的主要作用还是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逆周期兜底，要从根本上提升社会资本信心，推动社会投资复苏，经济体制改革的落实更关键。
以改革促创新，以新质生产力促发展
尽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较大，但当前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要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信心，激发经济增长潜能，改革落实更为关键。为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宏观政策取向发生转变，提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释放创新活力和增长动能，改革成为促增长的“强基础”和“金钥匙”。
今天中国的经济地位是靠改革开放取得的。今年是经济体制改革文件发布40年，2013-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1%，研发强度也提升到2.64%。短期增长看政策，长期发展靠改革。
以改革释放创新动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是创新驱动，特别是加快以科技创新引领的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推进科技创新的价值实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中居于核心位置。
赢得国际主动权需要靠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处理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放得活搞得好的经济秩序。促增长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市场关系，国内越是放得开的地方经济越搞得活，越管的死的地方经济越差。中美博弈核心是内功，关键靠改革！现在全球正进行“政府改革大比拼”，如美国新建政府效率部，计划将政府部门精兵简政，砍掉束缚创新、束缚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经济要放活要发展，我们靠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改革首先要从政府部门入手，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唯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更好发展，赢得主动！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靠改革释放增长红利。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要围绕高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简政放权，政府官员习惯做“父母官”，但更要让企业“子女”成长！政府要为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实施有效监管，平衡好“有为”与“无为”的关系，让市场高效发展，放宽市场准入，促进高科技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晰产权，让企业家放心投资。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律规制度等。
通过改革释放创新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增长要紧紧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及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布局。强化企业在研发设计及品牌方面的能力提升，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开放高效。
以单边开放打破贸易保护主义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九项重点任务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是第四项重点任务。在逆全球化沉渣泛起的严峻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未来将如何破局？本次会议划出了三个重点：
一是以单边开放化解孤立主义，不断拓宽单边开放适用范围。《世界开放报告2024》显示，2023年世界开放指数0.7542，较往年继续下降。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彰显中国以“单边开放”化解逆全球化的决心。实际上，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已使用“单边开放”的概念，强调“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在可预计的将来，不断放宽单边开放未来的政策适用范围，以单边开放破题，是中国给出的解题思路。
二是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对外开放改革重点。相较于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而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服务业对外开放来推动。“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和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是与服务业对外开放密切相关的提法。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取消。今年3月启动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修订工作中，重点方向之一就是继续增加服务业条目，其目的就是引导更多外资投向服务业领域。因此未来持续推动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继续成为改革的重点。
三是区域开放格局将逐渐由以沿海开放为主，向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协同开放发展。2024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增速高出全国整体3.6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9%；2023年，中部六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比重已从20年前的约3%上升为2023年的8%左右。中国已就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明确提出八项行动方向，作为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依托，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意义更加重大，因此，未来内陆开放也将助推全国区域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革。
让绿色转型成为培育经济新动能的催化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扩绿增长”充分表明了绿色转型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平衡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更是通过创新发展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等途径促进“绿色”增长，不仅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增长点，更将绿色生产模式融入各大传统行业提升综合质量，成为培育经济新动能的催化剂。
面对当前全球复杂形势，不断推进“扩绿增长”增量有助于在把绿色发展进程逐步从单纯的环保治理转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引了多个未来培育经济绿色新动能的重点方向。
一是可以进一步培育绿色建筑新增长点，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新活力。会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释放了扩大消费并改善预期以及引导房地产行业走向稳定发展的积极信号。房地产作为经济支柱产业，需要通过积极发展绿色建筑、绿色制造等产业优势，引导房地产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融资，推动楼市稳定增长。
二是通过“三北”工程、“沙戈荒”新能源基地等项目，形成生态保护和绿色能源开发双轮驱动的模式，增强区域发展活力。要实现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以及全国碳达峰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向西北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引导绿色发展优势向西辐射。
三是实现碳足迹管理与碳标识认证“软联通”，提升产业发展的绿色透明度。通过加强碳排放数据共享、推动标准化建设、落实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有效促进低碳产品的市场联通，提升中国绿色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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