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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照宇、戴雨辰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实习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22日《中时电子报》。
近日，大陆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深圳将在未来分3步走，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本世纪中叶，最终将深圳建设成为全球标杆城市。除了在经济发展领域起到示范作用，深圳还将带头实现产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生活现代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等。《意见》充分肯定了深圳全新的战略地位，深圳曾是中国首个经济特区，如今又被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是北京自1979年以来第二次对深圳“加码”，意义非凡。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发生了跨越式发展的巨变。1979年的深圳只是一个边陲小镇，全镇只有两条水泥路横贯小镇，全长不到2公里。那时深圳GDP仅为1.97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为606元。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经过近40年的发展，2018年深圳GDP高达2兆4222亿元，人均GDP达到19.3万元，年均增速在23%左右。
世界罕见的“深圳速度”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和特区政府实行的灵活政策。1980年深圳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亟需劳动力，中央军委随即调遣近两万名基建工程兵支援建设、同年第一个改革工资制度，尝试合同制和绩效工资、1987年深圳领先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同年出台了明晰民营企业产权的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用活了大陆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改革开放后，特区产生了大量“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并负责销售，本土企业贡献土地和劳动力。低廉的总成本使深圳制造业快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制造带动交易，深圳厂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等方式经营，涌现出多家全国龙头企业，在大陆市场傲视群雄。
深圳升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并非意在替代香港。近几十年来，香港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内地的金融和经济密不可分。香港之所以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离不开“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改革开放后，西方资本涌入香港，希望借香港打开内地市场。同时，内地对外开放，发展经济也借力于香港融资。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香港跻身全球金融中心前三甲。
区别于深圳，香港有深圳所不具有的无外汇管制的资本自由流通和基于普通法系的司法制度，由此香港得到了国际资本的信任。国际资本普遍倾向于普通法系的司法制度，认为这样能更好保证财产安全，因此更倾向于在香港交易货币，这也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深圳很可能在未来与香港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正如《意见》中所说，“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相互促进，共谋发展。
深圳和台湾最开始产业发展的方向有很大的同质性，代工产业、电子组装、半导体都曾是深圳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核心。虽然台湾早于深圳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台湾近十年来的经济转型并不成功，整体经济实力恐已被后来居上的深圳超过。2018年深圳GDP是2兆4222亿元人民币，全台湾的GDP是17.77万亿新台币，约合3.9兆人民币。台湾人口是2358万人，人均GDP约16.54万元，而深圳常住人口有1253万人，人均GDP约为19.3万元。
由于深圳人口基基数和整体经济规模小于台湾，在人均GDP上，深圳确实超越了台湾。截至2018年8月，全台900多家上市企业的总市值是33兆新台币，约合7兆4000亿元人民币，深圳企业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10兆元人民币。单独腾讯一家的市值就相当于两个台积电。这里还不包含华为，因为华为不是上市公司，如果华为的万亿市值（胡润百富榜数据）也被算进去，深圳会超过台湾更多。台湾没有意识到深圳的崛起，也没有发现世界大势在悄悄翻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才能促进经济长足发展。
即将四十不惑的深圳，和1978年一样，再一次收到了中央的“政策红包”。40年后再出发，深圳再次承担起先行探索的使命。“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一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相信未来深圳会凭藉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敢闯敢干”的勇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主动应变。北京二次加码深圳，不仅寄望于深圳“先行”，更盼望深圳“示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成功经验推广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