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16日《金融时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许多重大的次生影响，尤其推动了国际经济运行与互动的转型，加速了国际经济的区域化——经济大国在全球化谈判中难以达成一致，纷纷选择增强自身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来提高在新一轮全球化与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议价能力。随着主要经济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与再平衡，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呈现出中美欧三方互动的格局。
这种演变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将如何应对？
疫情导致各国经济压力增大，国际经贸、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摩擦纠纷增加，经济区域化很可能会被侵蚀为“集团化”，成为抗拒全球化、排斥他国经济影响、增强自身权力的工具。中国需要多加重视欧盟、俄罗斯等中间力量，在世界经济变局中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本文刊于9月16日《金融时报》
而在应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三方各有优势与对策。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30年间，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领导了大部分国际合作，维持国际机制的运行，塑造了上一轮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此，即使美国相对实力衰落，美国的国际地位仍然较强。然而，此次美国面对疫情的失当举措，暴露出其对内治理能力衰弱、社会分裂加剧，损伤了其国际形象和信誉。
欧盟作为超国家政治实体，具有丰富的经济政治区域合作经验，是世界经济的一极，也是重要的国际规范性力量。在后疫情时代的相关防控、疫苗研发等工作上，欧盟将继续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渠道，帮助国际抗疫以及维护欧盟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
虽然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并且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矛盾与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中美关系紧张、科技摩擦、关税摩擦等冲击外需与国际供应，但中国坐拥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并且上半年的举国齐心抗疫，为经济复苏打下基础；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也释放出经济合作信号，展示出内外部的有利条件。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战略，一方面将扩大国内市场，刺激内部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要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双循环”发展。此举将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坚持中国的制度优势，并推进治理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为实现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制定了长远布局，可谓是后疫情时代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应对之道。
从时间维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开启了市场化改革，构建外向型经济模式，取得了持续4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双边与多边经济走廊等项目，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区域影响力，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交叉点的世界经济“双环流”体系。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除维持稳定的国际供应和需求外，更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内循环”并非指自绝于国际经济交流之外，而是指位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经济循环体系，主要在一国之内运行。以史为鉴，20世纪初，美国一直以“国内大循环”战略来夯实经济，谋求长远，拒绝在工业实力和技术不领先的情况下过早地培育出口导向型经济，融入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
“内循环”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减少进出口，而是更高水平地对外开放，核心是激发中国内需市场的潜力。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从去年的40万亿元增长到45万亿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人均消费的提高，使中国未来可能长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因此，激发经济“内循环”，反而可以刺激海外进口，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同时，要注重对接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目前，国内产业链对比国际标准仍有落后的地方，比如芯片、医药行业。所谓“双循环”，就是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在这些空白领域充分与全球产业链融合，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余波未平，中国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稳步推进经济复苏，制定应对世界经济未来演变的“双循环”战略。如果加快培养这一新发展模式，相信中国经济定能顺应历史大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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