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6日-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的2023年宏观形势年度论坛暨第四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在16日的分论坛二“提振信心与智库合作”的第二环节“全球治理改革与智库公共外交”上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演进，地缘政治的冲突与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旋律了。所以，在这一背景下，逆全球化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地缘政治冲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 丁一凡
谢谢人大重阳的邀请，很高兴来参加人大重阳的年会，总结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题目讲的是全球治理改革，所以我给了一个比较悲观的题目，叫《全球治理失灵与滞胀危机》。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演进，地缘政治的冲突与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旋律了。所以，在这一背景下，逆全球化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地缘政治冲突。而全球治理前些年还非常时髦，很受人青睐的题目，现在基本上无人问津了。怎么搞全球治理？没有共识了。所以，全球治理其实已经完全失灵了。
所以，我主要讲六个方面，来阐述一下为什么全球化完全失灵了，最后做一个结论。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逆转，使得全球治理没有了对象。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经济一体化，对于打造全球产业链有共识。所以，那个时候你需要改善全球治理，需要改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常重要，那个时候大家都有这种共识，所以要讨论全球治理问题，防止全球化脱轨。
但是，当发达国家，这些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们进入逆全球化之后，全球治理对象就没有了。全球治理对象是要治理这个全球化的经济，他们现在反对全球化的经济，他们开始公开地反对所有全球化的规律。所以，这个时候再谈全球治理对象是谁，治理什么东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发达国家是从美国开始，他们公开地违背原来定下来的那些所有的规则。全球治理的规则，他们现在哪一条都不遵守。所以，如果当这些国家都开始不遵守全球治理规则的时候，我们还奢谈什么全球治理改革？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全球治理陷入了危机。
第二，全球治理的规则形同虚设。原来我们订了一些全球治理规则，可是这些全球治理规则现在已经完全形同虚设了，比如说全球治理的规则，原来是建立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规则之上的。但是，很明显，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事情就变了，他想撤出什么国际组织就撤出什么国际组织，他想退出什么国际条约就退出什么国际条约。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全球治理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了。虽然美国努力想把“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谁开始最先破坏这个国际秩序的？当然是美国。美国是最开始破坏这个所谓的这种国际秩序的。他想不干就不干了。所以，任何规矩，任何条约，任何组织对它都没有约束性。拜登上台之后，虽然在打造各种各样的所谓民主同盟，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继承了特朗普的政策。拜登政府做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规矩，都是公开违背市场规律的规矩。比如贸易制裁，没有什么道理的贸易制裁，完全违背了WTO规则，违背了过去我们签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所以，这怎么还能够说他服从规则，然后说我们不遵守规则呢？到底谁在不遵守规则？世界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大家共同定的，为什么他想变就变，他想搞单边的关税，单边制裁就可以搞，没有任何道理，是谁在违反这个规则？当然是他们在违反规则了。所以，全球治理的规则被他们搞乱了，形同虚设。
第三，全球治理的危机在地缘政治冲突中黯然失色。过去的全球治理，其实2022年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全球治理的危机在严重的冲击我们这个地球，比如说，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欧洲，对北美，对中国南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可是现在呢？在乌克兰危机面前，气候变化算什么？没有人再关心这些气候变化的事情了。欧洲为了对付乌克兰危机引起的能源危机，因为能源危机是他们引起来的，是他们破坏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然后要制裁俄罗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甚至不担心烧木头、烧煤这些东西完全已经被证实了对气候变化是最大元凶的这些事情，他们都重新干起来了。所以，你说这个全球治理还有什么内容吗？全球治理本身的危机在地缘政治冲突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完全没什么作用。
第四，货币超发没有引起恶性通胀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但是他们根本无所谓，他们仍然坚持要搞逆全球化，因为他们觉得地缘政治冲突才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最首要的问题，别的都不重要。所以，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20年的疫情危机，那些发达国家做的无外乎就是滥发货币来度过危机。疫情期间，美国在不到一年之间滥发的货币，相当于从2008年之后三轮量化宽松还多，这么大的滥印钞票的过程当然会造成现在的通货膨胀。而且，他们过去滥发货币还有一个经济全球化来托着，也就是说，这个滥发出来的货币可以流到其他国家，补充其他国家的资本，反过来各种各样的新兴经济体生产出来的工业制成品又流向这些发达经济体，又压低了通货膨胀率。所以，过去之所以滥发货币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那是因为有经济全球化。但是，今天呢？他们搞逆全球化，为了地缘政治冲突，他们可以故意的排斥这些经济参与者。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
第五，公共债务膨胀成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噩梦。在强调全球治理的年代，政府保持健康的财政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题目。因为如果政府的财政不健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会破坏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在2008年之前，发达国家虽然也超发一些货币，但是他们的公共财政债务还是可持续的。但是，从2008年的危机之后，他们就开始拼命的用国家的名义去发债，来救金融市场。所以从2008年的危机之后，很快它的债务就翻了一倍，然后又翻了一倍，然后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政府债务和GDP之比已经超过了140%，非常严重。如果不是美元的霸权，如果不是美国的经济体，这么大比例的债务在其他的国家早就引起债务危机了。但是往下发展也很难。而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平均水平也将近100%了，欧洲的债务又不平衡，许多国家的债务，像上一轮债务危机的那些国家的债务已经又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所以，有一些欧元区的国家有可能再度陷入新的主权债务危机，日本更是。日本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60%了，他们的债务特别重，现在又遇上了通货膨胀不断地上涨，导致他们的央行不得已一定要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而央行的利率一涨，国债的利率就涨，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是一个巨大的两难选择。如果不提息，通货膨胀就会失控，通货膨胀一旦失控，群众闹事、大罢工、抗议游行就会成为常态。那样的话，任何投资都会三思而后行的，经济更会陷入衰退。所以，它必须得想办法对付通货膨胀。可是对付通货膨胀，提高利息就会使得它的债务包袱越来越大，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前些年在通货膨胀没有露头的时候，像日本这么重的债务包袱，他用了名义负利率。在日本银行，就是日本的央行使用名义负利率的背景下，他的十年期国债的利息每年不到1%，所以他的国债虽然大，但是财政还可以支撑。但是，等到他这个货币政策不得已扭转之后，这么大的债务包袱就使得他每一年的预算开支用来支付债务利息的比例就非常可怕了。所以，这样就使得基本上这些发达国家陷入了一个两难。就是走不出的滞胀，经济基本上停滞了，然后通货膨胀仍然抑制不住。因为在滞胀期的时候，所有我们已知的，西方人教给我们的宏观经济手段就完全失灵了，没有任何手段可用。所以，会是一种长期的萎靡不振。想想上世纪70年代，整个70年代都是一个经济滞胀的时代，而这个词也是上世纪70年代发明的，之前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第六，上一轮技术创新的红利几乎结束，技术创新进入瓶颈期。其实，无论是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摧毁”的理论，还是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经济增长理论，上一轮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依靠的技术，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它是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发展的半导体技术，最后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完成它的腾飞，完成了商业化，完成了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享受的是50年前的技术。
现在我们都在讲工业4.0，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那个技术要商业化，要能够实现，要能够对经济实现大规模的促进，其实还需要二三十年。即使每一代工业革命的速度可能会加快，那也得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让新技术真正的对经济起到那么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已经接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声。未来，没有那么多的新的技术来促进整个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多的投资来促进新技术的爆发。所以，在可预见的这十年、二十年就会是一个缓慢的经济发展的前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就总结一下：
第一，通货膨胀基本上得不到控制，因为他们坚决坚持这种地缘政治冲突优先。而地缘政治优先一定会让世界经济无解，就是经济全球化只要逆转，过去可以正常循环的产业链的优化，整体生产与商业的效率提高，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持续了。所以，通货膨胀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
而地缘政治冲突使得有效的全球供应链成为最大的牺牲者，因为过去的整个的这种产业链是二三十年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但是现在美国要带领西方打乱过去已经二三十年建成的全球化产业链，他们要大作一套自己的产业链。如果这套产业链打造成，它的效率一定不如市场的效率，因为过去的全球产业链是由市场打造出来的，你要违反市场的规律去打造一个按照政治意愿打造的产业链，它的成本一定高得离谱，各种各样的寻租现象会层出不穷。所以，这就会使得滞胀更没有前景。
第二，地缘政治冲突造成了投资的前景极不确定，未来几年投资一定很难稳定，甚至会下降。而没有投资的增长，经济当然缺少动力。所以，未来经济滞胀才会非常非常明显。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强调的“双循环”发展战略，主要依靠就是内部的循环，也就是主要依靠内循环的发展。即使外循环在疫情这两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小，我们的外贸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还很大。但是，从2022年下半年已经看出来，我们的外贸订单在大幅下滑。所以，未来外贸出口不可能继续成为拉动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这个时候，我们的外循环也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过去我们习惯看美国怎么样了，欧洲怎么样了，发达国家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如果发达国家未来就是一个滞胀的前景，也指望不上他们能带动中国的出口大幅增长。他们在搞地缘政治冲突，把中国当作最大的战略对手，中国也不可能向他大幅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看到其他的国家，看到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虽然现在因为美元升息，美元升值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从全球经济的展望来说，新兴经济体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方，也是最需要中国投资与贸易的地方。
最后讲几句对于智库的研究。过去，我们的智库研究和交流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我们老希望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智库交流可以使得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但是我们发现这种交流基本上已经成为“聋子的对话”，就是各说各的，再交流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偏见。这个发展趋势很难改变，因为它其中有一种悖论。试想，我们想对它们“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的故事讲得越好，它们越害怕，因为它们是把我们当成战略对手、制度性威胁来看的。我们发展得越好，就越能衬托出它们的发展不好，它们就会越担心我们的故事会影响到它们的意识形态，会导致它们的叙事被揭穿。
因此，我觉得未来我们智库交流的方向不应该还像以前那样永远盯着那些发达国家的几个智库，希望通过智库之间的交流来获得发达国家对我们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做不到的幻觉。相反，既然我们在国际发展问题上都需要把眼光放得更开一点，更需要看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需要和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在智库交流方面，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把眼光放到这些地方。实际上，这些国家才需要跟中国智库的交流。他们很希望通过智库的交流能够获得中国发展的诀窍，他们很希望理解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们很愿意能够学习中国的经验，向它们讲好中国故事是个事半功倍的事。而这些地方恰恰是我们过去不够重视的地方。我们需要加强跟这些国家的智库、政府官员的合作、联系、交流，获得他们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市场上才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更多的空间，才不怕美国西方未来有可能对我们展开的比俄罗斯还要严厉的制裁。我们千万不能还抱有那种幻觉，觉得我们只要跟他们交流了，他们就能理解我们。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