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经济社会稳定面临极大挑战
到2020年4月2日，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1万，几十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严厉的封城隔离乃至闭关断航措施，人流物流遭到严重影响，经济社会运行受到巨大冲击，大量人员被迫失业。
更为严重的是，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仍在快速上升，疫情发展尚未出现确定性拐点，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美英两国，疫情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不断恶化甚至最终失去控制，对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世界稳定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可以预期，疫情全球大爆发将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加快10年进程！
其中，中国在付出极大努力和沉重代价之后，已在本国范围内取得抗疫决定性胜利，为率先恢复经济发展，并为支持全球抗疫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赢得了重要先机，但也还面临疫情外部输入和内部复发的巨大压力，同时，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和外贸严重受阻，也使经济发展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
二、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必须全力应对经济金融危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爆发，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很快在大宗商品价格和股票市场上反映出来，石油价格已经从去年底60美元左右一桶，下降到20多美元一桶，铁矿石等原材料也大幅降价。包括美欧在内，大部分国家股指降幅超过20%，有的甚至超过40%。全球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影响，二季度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已成定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是否会引发类似上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那样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实际上，即使不出现“大萧条”那样可怕的局面，即使爆发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局面，也将对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深刻影响，并将对抗击疫情产生严重干扰。新冠疫情再叠加经济金融危机，后果将非常可怕。
所以，现在主要经济体必须双线作战，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还必须全力应对经济金融危机。
为此，3月26日，20国集团（G20）领导人紧急召开视频会议并发表声明，将“不惜一切代价”、“使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将通过各国措施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在此之前，美国已经于3月3日和15日分两次快速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至零利率水平，并于23日宣布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限量QE）。其后，国会又通过了2万亿美元政府（财政）刺激计划，并声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社会信心和经济增长，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防止爆发金融危机。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抓紧研究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三、中国需要切实加大经济刺激力度
尽管国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但疫情的全球爆发又给中国抵御疫情输入和外贸下滑带来新的一轮冲击，国际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经济恢复发展的时间周期和困难挑战超出预期，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和有效应对。
回顾今年以来中国应对疫情爆发的历程，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短时间内采取力度空前的宏观政策刺激举措，而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基本上按部就班地推出了一些应对举措，主要包括：
1月1日宣布，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
2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金融机构负责审贷和贷后管理，运用专项再贷款资金发放贷款的利率不能超过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100个基点（目前为3.15%），鼓励金融机构以低于贷款利率上限的利率发放贷款。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的贷款利率贴息50%，确保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降至1.6%以下；
2月3日，人民银行开展7天逆回购（OMO），利率调降10BP至2.4%。随后，2月17日人民银行开展MLF操作，1年期MLF利率同步调降10BP至3.15%，并引导1年期LPR于当月20日下行10BP至4.05%；
2月26日人民银行宣布，在前期已经设立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5000亿元，同时，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至2.5%。其中，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分别为1000亿元、3000亿元，再贴现额度1000亿元；
3月13日人民银行宣布，将于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3月16日，中国央行宣布开展为期1年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中标利率3.15%，与此前持平。相应的，3月20日1年期贷款基础利率（LPR）保持3.75%未变，并未跟随美国15日大幅降息而实施降息。
3月30日，央行开展500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0%，较前值2.40%下降20BP。按照OMO-MLF-LPR利率联动的惯例，预计4月16日的MLF和20日的LPR也将有20BP的降幅，分别降至2.95%和3.85%。
需要看到的是，尽管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流动性整体比较充裕，3月份隔夜Shibor基本上都在0.8%-1.5%之间波动，远低于以往2%-2.5%的一般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去年12月的3.2%左右，下降到3月底不足2.7%的水平，下降幅度超过50百分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实体经济以及政府部门债务实际利率水平远高于美日欧国家（即使到4月中旬MLF和LPR再降20BP，今年累计也只是降低了30BP，LPR仍在3.85%的水平，实际贷款利率仍将保持4.55%以上，这是很多企业难以承受的；目前国债收益率也明显高于美日欧的水平，如果不能降低利率水平，要大规模扩大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其利息负担压力也非常大），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大幅下滑，企业经营、社会就业都面临巨大压力。因此，为应对全球疫情大爆发的冲击，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稳定全球产业链格局，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切实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过程中赢得主动，当前宏观政策完全有必要加大经济刺激力度，抓紧研究提出和实施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
四、多措并举，加快降低社会利息负担
要积极落实中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尽快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明显降低，重点是要推动1年期以内各种融资方式的利率水平尽快出现较大下降，有效降低全社会利息负担。其中，到6月底之前，要推动新发生的1年期以内贷款实际利率水平比上年末下降70BP以上。
为此，需要多措并举，共同推进。包括但不限于（在6月底前）：
一是央行运用各种工具扩大流动性投放，加大对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支持力度，推动MLF和LPR至少再降低40BP，年内累计降低70BP；
二是在前两次降准基础上进一步降准（包括普降和定向降准）至少达到缴存单位总体的1.5个百分点；
三是可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其中1年期定存利率（2015年12月24日起下调至1.50%，一直保持至今）可调降0.25-50个百分点；
四是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目前为0.72%），使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保持与居民及单位活期存款一致的水平（目前为0.35%）；
五是扩大财政贴息的专项贷款规模；
六是适当放宽银行发行存单或进行质押式回购融资的限制；
七是推动银行加大已有贷款展期以及减免利息或延期收取利息的力度；
八是综合考虑和把握多种举措的组合效果与节奏力度，创新政策传导方式和机制，增强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政策传导效率。
当然，现在对降息降准也还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担心：大幅度降息降准，可能出现大水漫灌，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与高质量转型发展；或者担心在目前CPI仍然高于5%的情况下，降低存款利率，将扩大存款实际负利率的程度，影响政策公平性和存款积极性；或者担心利率下调会增强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造成资金外流等等。但这些担忧其实是不必要的，至少是在当前应对全球疫情巨大冲击的非常时期更是如此。
当前，保民生（包括企业生存）、保就业、保稳定（包括外贸、外资和国际生产链稳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此时，适当调降存款基准利率，扩大存款实际负利率的影响并不突出，更何况宏观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利益或财富的重新分配，降息对存款规模较大的群体会产生较大影响，但对存款规模不是很大的群体影响并不大（这也可以通过加大财政补贴予以弥补），而能推动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将是对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根本保证。同时，今年一季度超过5%的CPI本身也存在很大的特殊因素影响，在生产和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不具备可持续性；
国内货币政策的实施，确实需要与国际环境变化相适应，维持好内外平衡。但恰恰是在疫情全球大爆发的情况下，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强力刺激政策，大幅度降息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普遍出现国债收益率为负的状况，此时如果中国不能推动适当降息，可能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甚至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但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情况下，人民币不能保持与一篮子主要货币汇率的综合平衡，反而保持汇率单方面坚挺，对出口将带来很大压力，并非好事。而且高利率或高收益率，可能更多的吸引国际热钱流入债市，而非进入实体经济，同样存在很大风险，需要仔细斟酌。此时坚持不降息，不能与主要国家降息步伐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可能恰恰是不合理的。
至于较大幅度降息降准会不会造成大水漫灌，影响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更是必须认真把握的根本性问题。也正因如此，中央提出“抓紧研究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不仅是要广开政策门路，还包含要强化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必须加强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外贸及外汇政策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坚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此时宏观政策调整，要更多地注重于短期消费和开支的刺激，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大项目、大基建，更多地调动民间投资和生产积极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今后宏观政策调整留下余地，避免大水漫灌和给今后留下重大风险隐患。但不能因此就畏手畏脚不敢作为，必须看到，就像应对新冠疫情，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果敢强力控制举措，一旦错过最佳窗口期，将造成巨大损失和风险一样，面对当前经济社会运行严重受阻的局面，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舒缓和恢复，同样可能因贻误时机而造成重大损失。
因此，现在必须对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及其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做最坏的打算和准备，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中国经济率先止跌回升，增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当前，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要足够大，宁肯过而无不及，并可以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包括进行政策回调。
本文来源：王永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