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6日是李霁野先生120周年诞辰。回想李老对我的教诲和关怀，心里既感伤又温暖。李霁野先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系主任，教师和学生都尊称他为李老。1960至1965年，我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我能走上文学翻译之路，多亏李老的提携、扶持和鼓励。
大学读书期间很少接触李老，大家都知道他不仅是教授，还是诗人、翻译家。他翻译的小说《简·爱》影响深远，因而对他格外敬重。系里开大会听他作报告，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健谈的口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讲话条理清晰，略带安徽口音，语言生动、风趣幽默，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很爱听。
“文革”期间，“工宣队”进校，师生实行军事编制，李老和我们编在了三连二排二班，一起服从军代表和工人的领导，又一起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秋天，我们一起到蓟县（今蓟州区）山村双安劳动，白天摘红果，摘柿子，收核桃，晚上学习，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这时和李老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同年冬天又参加拉练去易县腰山，李老和我们住在一起，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一块儿下地干活儿，凌晨四点紧急集合，我们还帮助李老打背包，共同的生活使我们更加熟悉彼此，我们对李老加深了了解，少了几分敬畏，多了几分亲切。那时候我常常写诗，有一天把写诗的本子交给李老，请他看看，给予指教。李老看了一个晚上，笑了笑跟我说：“有两首改改还可以。”当时我写的那些所谓的诗，有很多标语口号，缺乏艺术内涵，和真正的诗歌作品相距甚远，李老虽然没有直接点破，但他的话让我头脑趋于冷静，开始思考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诗歌。
从1971年起我开始给学生上基础课。荒废了六七年宝贵的青春时光，必须抓紧时间，于是我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充实自己。1979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苏文学教研室，给学生讲俄罗斯文学史，教课的业余时间尝试翻译诗歌，并向报刊投稿，但是屡投不中，四处碰壁。有一次见到李老，他问我还写不写诗，我回答说写得少了，但翻译了一些，就是发表不了，感到苦恼。李老听了说：“这样吧，选几首你觉得好的，我给你推荐推荐，试试看，行不行。”我选了四首克雷洛夫寓言诗和两首莱蒙托夫抒情诗交给了李老。过了不久，《天津日报·文艺周刊》（1979年6月21日）发表了克雷洛夫寓言诗《鹰与鸡》《驴子和夜莺》，《新港》（1979年第7期）刊载了莱蒙托夫抒情诗二首《短剑》和《浮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了铅字印在报刊上，得到了社会承认，我心里很激动，也特别感激李老。没有李老的推荐，我不知道还得摸索多长时间，也许多次碰钉子以后会变得心灰意冷。初次成功带给我的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信心和力量，我暗下决心，继续译诗，不断探索，不断进取，力争有所进步，不辜负李老的扶持和勉励。
有一次我去李老家里，他谈起了自己早年的经历。他说，他十九岁离开安徽到北京求学，当时家里人口多，不富裕，他必须自己挣学费，所以一边在崇实中学读书，一边编译一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居然可以维持生活，有时还能给家里寄些钱，接济家用。李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跟我们相比，你们的起点高多了，只要持之以恒，必有收获。不过，你要记住，翻译难，文学翻译更难，诗歌翻译尤其艰难。英国人翻译的诗歌不可胜数，但公认成功的只有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集》。译诗，需要反复推敲，精琢细磨，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李老还鼓励我说：“你现在不到四十岁，我今年七十多了，你要坚持下去，到我这个年龄，你能干多少事情啊！”李老的话，不仅记在了我的日记里，而且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记得1980年夏日的一天，我在学校图书馆门口碰见了李老。李老跟我说：“去北京开会，在书店见到了《克雷洛夫寓言》，我买了一本送给你作参考。回头你到办公室去拿好了。”过了两天，我拿到了吴岩先生译的《克雷洛夫寓言》，他是从英文转译的，诗体译成了散文。我领会了李老的用意，他希望我把俄文原作直接译成汉语，要用诗体翻译，并且要译出一本书来。李老这种无言的关怀让我永远难忘。当我完成《克雷洛夫寓言选集》译稿以后，李老将其列入“未名丛书”第一辑，那是他和朱正先生共同商定，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丛书的名字与上世纪20年代的“未名社”显然是一种呼应。不久之后，朱正先生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专职负责《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湖南的“未名丛书”只出了三本，便因人事变动而搁浅，《克雷洛夫寓言选集》也就未能在湖南问世。过了三年，这本书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选用“驴子和夜莺”作书名，因为这首寓言诗是李老推荐发表的，对我来说，有特别的寓意。还有一件小事也记在我心里：我翻译了立陶宛一位诗人的长诗《普罗米修斯之火》，写后记的时候，想参考一部译成中文的长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到图书馆去借，图书馆没有这本书。后来遇见了李老，说起这件事，他说，我给你到市作协资料室去看看，也许那里有。过了两天，李老就把书借来了。说起来事情好像很小，但李老对于晚辈的关爱之情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1993年秋天，我中风面瘫，大病一场，不知是谁告诉了李老，李老给我妻子打电话，一再嘱咐要好好照看，让我别急着看书，一定要安心休养，要吃好一点儿，耐心治疗，等好利索了再做别的事情不迟。老人家足足嘱咐了有十几分钟，我和妻子感动得掉了眼泪。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还有什么人会对我这么关心？其实，受到李老关怀的岂止我一个人！1984年，天津市文联为李老八十寿辰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举办庆祝会，有一位军官讲了一件往事，他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上学期间，家中突发变故，十分困难，想要退学，李老知道了，把他叫到家里，单独对他说，以后每个月资助他十块钱，帮他解决一点困难，并且嘱咐他，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这样他得以继续读书，直到家境有所改善，李老才停止了资助。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他愿意在李老八十寿辰时讲出来，向恩师献上一瓣心香。这位军官是英语专业1962年的毕业生，名叫高书宪，大学毕业后入伍成为解放军，奔赴新疆，在保卫祖国边陲的岁月里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青春。
由于李老的关怀和指引，我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因此，每出版一本书，一定先送给李老。可是，我送给李老的书，没有李老送给我的多。从1984年到1993年，李老给我的书共有八本：《简·爱》《给少男少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妙意曲》《乡愁与国瑞》《四季随笔》《唐人绝句启蒙》《唐宋词启蒙》，每一本扉页上都有李老的签名，每一本书都是无声的鞭策。现在，每当我看到那工整而有个性的题词，就情不自禁回忆起李老的音容笑貌，仿佛他在含笑注视，问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翻译诗歌是不是反复推敲，精琢细磨。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敢懈怠。李老一生的译著超过五百万字，他那孜孜以求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但退而不休。李老八十仍然译诗，九十还在著书，是我心中学习的榜样。我要持之以恒地从事翻译和著述，为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李老的著作摆在我的书架上，仿佛李老就在身边，我仍然可以和他对话交流。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李老的学生，李老对我的关怀和指教，铭记在心，永远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