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从运河边上的高邮县城走出。他曾讲，上小学时，一路上的作坊店铺，手艺人的制作，每日里百看不厌，那勤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注入记忆，许多作品取材于“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他写故乡的人和事，写运河上缓缓移动的船，也写吃食，如腌出红油的鸭蛋，如蚕豆。一次，我与叶楠聊作家作品。叶楠以影视剧本写作见长，成名作是《甲午海战》。叶楠取来广州新出版的一本刊物，让我看汪曾祺的新作《蚕豆》，并啧啧称赞，说这是能将平凡小事写出情趣来的高手。
是的，汪曾祺小说散文的怀旧书写，那不乏烟火气的笔墨，描绘出可以细细品味的世相风俗画卷。他也是戏剧家。“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汪曾祺是编剧。剧中阿庆嫂那一经典唱段，传唱极广，那句“人一走，茶就凉”甚至被误认为是成语。
我觉得这现象有点意思，与汪先生谈起。先生补充说，有的《成语词典》还收了进去。他说，“人一走，茶就凉”不是成语，是我的创作。不过，与写小说是一个人的创作有所不同，剧本的写作，编剧、唱腔设计、演员要“碰心气”，不仅词好，还要唱腔好、演唱好，才算成功。很多人都熟悉这段唱词的内容。汪曾祺讲，其实形式也有特点。这是一段五字句的“流水”，以前没有过的。传统“流水”为七字句，当时他也写了段七字句的。和唱腔设计李慕良商量，五字句行不行？如果不行，就用七字句。李慕良琢磨了一晚上，回复：行！再说内容，这段唱词多数字，前几句“七星灶”“煮三江”“八仙桌”“十六方”“嘴一张”，热热闹闹，到了“人一走，茶就凉”，结果是个“零”。李慕良设计唱腔，在此处引出迂回悠长的高腔，正显赵燕侠的嗓音特长。接着，“有什么周详不周详”，阿庆嫂晃动茶杯，泼出残茶，溅在刁德一脚下……
有一次，听我说林希的津味小说《蛐蛐四爷》被话剧搬演，汪先生很感兴趣，问舞台上怎样表现蟋蟀相斗？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又问是否用天津话表演？我说那当然，并且还有角色操杨柳青口音。汪曾祺说，天津话有特色，但一些语句不容易写出来，比如过去有人用天津话写小说——他学着口音：“夜个（昨天）那哥俩儿广（打）起来了……”汪曾祺上世纪50年代曾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对各地风土民情多有了解。
汪先生为孙犁先生的《荷花淀》写剧本，是听汪夫人说起的。这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选题。北影约了几个本子都不满意。导演来找汪曾祺，说您若不接，这个选题就只能放弃了。汪夫人讲这些时，先生并不插话，随后只是平淡地对我说，这个剧本有难度。两年后再拜访，提及此事，汪先生告诉我剧本发表在《电影创作》上，题名《炮火中的荷花》。
一家出版社筹备出版古典小说评点本，李国文评《三国演义》，王蒙评《红楼梦》，邀他承接《水浒传》，没应。汪先生对我说：“《水浒》这本书我自己还没读懂，怎么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呢？比如小说开始描写九天玄女，含义何在？弄不清楚。”汪曾祺说，有人讲李逵造反最彻底，但挥板斧砍杀的却是老百姓；我倒觉得鲁智深最可爱，你看他救人，想得多周到。
汪曾祺家住天坛南一座高层住宅楼的一个单元。居室布置不很讲究，堆摞的书，摆放的书，略显凌乱。壁上挂他画的一幅画，画法非同一般，红色块、蓝色块、绿色块的错落叠加，堆出串串葡萄，钤着印章。后来，那壁上换了画，墨叶红荷，仍是他的作品。
汪先生的书法也有“粉丝”。报社一位同事托我为“人物专刊”求题刊头。那天，先生爽快地裁纸濡墨，写了两幅。又为我写了一幅字，录他本人的诗：“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
汪先生两次为我的集邮品题字。1992年，在贴《壬申年》邮票的明信片上题了“猴年大吉”，他说“我属猴”——那是汪先生本命年，72岁。后又为《龙门石窟》邮票明信片题字：“悟彻三生，拈花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