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产业浪潮中的企业作为 | 抱朴仙人_

最近，我和专家朋友们应邀探访中国计算机学会与安徽省科技厅主办的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并就近调研了部分参赛单位以及科大讯飞、合肥工业大学、科大硅谷等不同人工智能业务创新主体。我们感到，安徽省的科技企业在政府规划指导下，自主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活动非常有特色，对于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很大的先行先试、互鉴互学价值。

自2018年美国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来，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几乎破解了美国在所有方向上的无理挑衅和恶意阻挠，继续前进。总体上说，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稳步实现了原有计划，而美国几乎没有达到它宣称的任何一个主要目标。我们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阶段性胜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添乱。我们也确实受到很大干扰，不得不调整了很多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方略。

例如，中美企业间、商业机构间的合作互信被打破。联合研发，购买技术，购买产品，售后服务，共同开拓市场，这些正常商业合作都受到极大打击。

部分跨国企业供应链外迁，海外投资撤出中国，打乱了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

我们原有的创新开发节奏被打乱，不得不调回头来从自主可控的角度出发，集中力量补漏洞，补短板，突破卡脖子。

同时，大众创新热情在减退，独特的小公司小创新数量减少。创新活动从万众创新百花齐放模式，逐渐集中成大公司开发传统产品的新功能。例如以前成千上万的不同思路功能各异的APP，现在变成微信、支付宝、淘宝、京东上的小程序新功能。几年前想开自己小公司的科创梦想家，纷纷变成大企业的打工人。

我国的国企、民企、高校、个体工商户、金融投资家等等，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运行合作分工机制，才能做到科技发展整体又稳、又快、又活呢？

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各不同企业的努力中，很可能正在揭示答案。

简而言之，未来的科技创新活动可能是这样一种模式：国有企业当基座，民营企业作先锋，骨干企业打造生态圈，金融机构组合输血。

一、国有企业作好发展基座

央企国企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底座，这是我们的社会根本形态决定的，也是面对国际斗争形势不得已的制度安排。

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几十年的奋斗虽然成就惊人，在总体上仍然是在追赶先进水平。面对守成大国的全面压制，我们底子薄，积累少，只能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这种重点突破的战略意义和产业价值当然十分重大，但短期经济效益一定不好，甚至倒挂。这种钱少了干不成，干成了也不赚钱，但不干会死，非干不行的事业，在我国只有国家意志驱动，国企央企牵头去做。这是我国的体制优势，也是央企国企的重要使命。

央企国企的另一项核心使命，是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保障所需要的财富和物资，依赖于央企国企的稳健运营。所以央企国企是我国社会的底座，只能不断增长，万万输不得，也输不起。

由此，其决策机制、考核机制、追责机制、组织形态，都是偏向于稳健发展的风险厌恶型经营原则。

那么国企和国有大学在科技创新活动中适合做什么呢？也还是适合作底座，打造共享平台。

比如安徽在巢湖建设国家计算中心，让需要算力的科创企业都来；在合肥建科大硅谷，让有独特思想的创新者都来。这些就是自己不做具体科技创新，只做所有创新企业都需要的事，提供便利，让大家来共享的思路。这些作为，慢慢的会成为安徽省科技创新的软实力，从而助推硬科技的发展。

二、民企创新者勇作先锋

国企的运营机制既然是风险厌恶型的，那它天生就追求稳健增长，不追求灵活机敏。作为风险极大的科技创新主体，国企有体制劣势，而不是体制优势。

国企实际运营的考核审计，又容易简单化，机械化：科技创新花了钱，就必须见效果。失败了，就是论证有问题，立项把关不严，过程管理有漏洞。然后还要追责，直接责任人要负责，主要领导要问责，等等等等。

所以国企在科技创新中倾向于接受完成上级任务，填补国内空白，不倾向于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民营企业就不存在这样的机制问题。它是风险自担，责任自负，收益自享的。而且由于不享有国家分配的战略资源或战略领域，需要主动进取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空间，所以天然是风险偏好型的进取经营风格。赢了都是自己的，输了也没有人来问责。

民企的最大困难是，企业创新资金有限，技术积累有限，人才储备有限。所以不容易做大事，也不敢花大钱，只能小打小闹搞创新。

而我们需要它做大突破、大创新。怎么办呢？

实际上，美国存在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体制问题。他们就是从国有机构转移技术，推进民企从事风险更大的活动，来实现体系互补的。

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他们就是美国为了应对美苏太空竞争，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成立的国有机构。但如果没按计划办事或把事情办砸了，也要面临严厉的国会质询、社会舆论谴责和减少拨款的威胁。

NASA自己明明也可以做星舰，但就是不做，而选择对马斯克星舰计划大力支持，包括技术支持、人力资源支持和资金支持。这种政策选择，就是利用国企力量强大却输不起，民营企业虽小却机制灵活、风险承受能力强的体制优势区别，让民营企业冲在前面。这种发挥各自优势、推动科技进步的产业合作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三、龙头企业建设生态圈

人工智能产业是全新产业，但又极度依赖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龙头企业凭借其强大的技术能力，深厚的技术积累，雄厚的人才队伍，自然而然获得国家和社会的重点关注支持，占据产业C位，有条件独自做出最好的成果，最全的产品系列。

但自己把所有价值开发殆尽，所有利润席卷一空，短期内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种“XX过处，寸草不生”的商业路线，并不值得推崇。这不但对行业是掠夺性的竭泽而渔，而且对企业自身长远的全面发展，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从行业发展的立场，首先希望行业的骨干企业着眼长远，主动自律。克制野蛮生长的欲望，做好自己最擅长的关键环节，作行业的领袖和引导者，给其他参与者在产业链条上留下足够的空位。相互配合支撑，共同成长，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成为共享知识和共享市场的产业共同体。

什么是行业领袖？不是行业里最有钱的人，而是能让跟着他的人都赚钱的人。美国在商业发展最野蛮的时代，公认的商业领袖摩根，也并不是最有钱的那几个。

产业生态圈的建设，归根结底就是保护骨干企业自身赖以为生的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不但适用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共存，在处理产业发展中的企业增长诉求和行业健康发展诉求之间矛盾的时候，也是真理和指南。

在调研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时，我们与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研究院领导交流，听到他们对产业布局规划的构想，是自己攻坚克难做核心，团结周边企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做配套，做场景，从而构建各展所长、各有所获、相互支撑的产业生态圈。这时，我们真的很高兴。

顺便说一下，希望安徽人工智能企业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时候，能克制炫技的欲望，多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做实实在在的赋能者。

西方的人工智能产业，理念上和技术上领先我们不少，但在产品和功能开发方面，有很浓重的炫技色彩。而这实际上是产业思路不成熟，场景缺乏，不接地气的表现。

做产业不是做玩具，不是做表演，而要重实效，做服务。

西方高科技公司做给投资人看，是为了融资。中国也颇有些项目做给领导看，是为了评奖。博眼球，是拉经费的捷径。

但这种捷径，其实是死路。波士顿机器人炫技炫了几十年，人人佩服。但不接地气，成果没能转化成生产力，结果还不是像无根浮萍，被各路投机商卖来卖去？

四、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灵活支持

美国近年来对美国资本投资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管控越来越严厉，逼迫国际高技术投资资本纷纷退出中国，试图从资金源头扼杀中国的创新，对我国社会资金的科技投资活动造成了极大困难。

毋庸讳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科技投资方式一直效仿美国模式，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这种模式下，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市融资等风险投资机制，特别是这种模式下的高估值科技产品定价模式，是创新科技的金融保障。

这种模式下，资本想要顺利完成“投融管退”循环，成为源源不断的有源之水，依赖于基于未来前景的高估值，轮番炒作出成百上千倍利润的创富神话，并用严厉的对赌协议等手段钳制技术和经营方，保证资本的安全和收益。

所谓二十个项目，输十九个不要紧，投中一个就发财。而只有专业机构才有能力鉴别选择机会，并管理好投资。这本质上是一种跟上资本就赚超级大钱，不入伙就没机会的专业包装后的赌局。它的基本驱动力，就是对独家暴富的期待。

各路基金的投资如果只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它的投资收益跟散户自行投资的收益率一样，那谁还用得着委托它投资呢？那基金就连募资都募不到，更别谈靠收管理费过活了。所以他们只能炒项目。

只看结果的话，这种投资人、技术专家、学者、媒体的联合炒作，确实有利于社会资金向绝大部分公众完全不了解的高科技产业倾斜，解决了高科技投融资困难的问题。

如何学习美国高科技投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拓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科技投资新路，将是安徽乃至中国诸多投资机构的大课题。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个前所未有的概念，切中西方式风险投资的病根，就是唯利是图，赚钱就跑，不愿意长期伴随企业成长，没有耐心。壮大耐心资本这个概念，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中国特色风险投资的发展方向。

另外，高科技产业融资难，根源还在于退出难。不设计好退出途径，就没有投资敢进入。创业投资天使投资，都极度依赖于企业的退出机制。而最主要的退出通道，是上市。目前中国股市死气沉沉，AI企业赴美上市通道实质上被关闭，到香港、新加坡、欧洲等国际证券融资平台的融资通道也很不通畅，导致社会资本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观望气氛浓重。

社会资本裹足不前，国有投资机构的投资又由于运营理念、决策机制、考核制度等原因，投的少，投的晚，亏不起，实际的引导能力很有限。社会资本和国有资本很难形成合力。

这些困难是不是无法克服呢？也不是。2023年4月，工信部与四川省政府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产业金融合作大会（我们中国电子企业协会也忝为支持单位），会上就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路。例如针对国有投资机构输不起的现状，银保监会专家和工信部专家共同提出：对优质项目，由工信部提供引导资金，地方政府予以配套，国有投资机构主力投资，社会资金广泛参与。保险公司对高技术投资提供保险，保险金由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