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费亚德·艾莉
编译 |章钰珏 毛克疾
审核 | 毛克疾
编辑 | 李梓硕 穆祎璠
■ 编者按
莫迪政府不断加码“印度教至上”政策，这使很多人不免期待：总人口多达2亿的印度穆斯林，面对系统性的歧视、压迫、暴力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印人党。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虽然莫迪不断推出刺激性、挑衅性政策，但印度穆斯林群体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团结一致反对印人党的“大团结”局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本文作者给出了富有解释力的答案——印人党利用印度穆斯林群体内部种姓、教派等次级身份认同，成功进行“分而治之”。例如，印人党拉拢帕斯曼达等低种姓穆斯林反对高种姓穆斯林，以达到摧毁共同宗教认同的目标。有趣的是，印人党面对印度教徒时往往极力抹平教派、种姓差异，强调“每个印度教徒都一样”，但在面对穆斯林群体时却刻意突出种姓差异、经济差异，强调“高种姓穆斯林窃据低种姓穆斯林福利”，这种“精神分裂策略”目前效果良好，值得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尽管自2019年大选以来，印度穆斯林社群投票取向逐渐趋于一致，但其内部的种姓、教派等“次级身份”仍在分裂和耗散这一群体的政治社会动员。
自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在2019年大选中取得里程碑式的胜利以来，政治观察家们一直密切关注穆斯林社群对选战所作的反应。现有数据表明，在紧随2019大选进行的邦级选举中，穆斯林大多反对印人党，而投票支持前者的最大反对派。但是，这种现象背后也有几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点：在穆斯林社群选票得以巩固的同时，这一群体内部突出的社会政治差异也浮出水面。例如，穆斯林种姓、教派等次级身份已然上升为印度主流政治必须考虑的因素。面对2024年大选，这类现象也成为研究选举政治需要考虑的紧迫问题：塑造一个统一的穆斯林投票集团（Voting Bloc）的想法是否已经过时？种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穆斯林社群的投票行为？穆斯林社群内部是否存在基于教派、种姓小群体的政治团结？
一、穆斯林群体是巨石还是马赛克？
在常见的竞选分析中，穆斯林群体通常被视为一个同质的投票集团（Voting Bloc）。然而，正如希拉尔·艾哈迈德（Hilal Ahmed）所指，穆斯林并非“一块以协调机制统一行动的铁板”，和印度教徒群体一样，穆斯林群体也被阶级、教派、种姓、地区差异所割裂——这使得“穆斯林投票统一得像个票仓”的说法显得太过简单。2019年以前，穆斯林群体选票非常碎片化，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穆斯林群体在选区层面为支持单一政党而进行动员协调。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印度人民党获胜后，穆斯林群体的投票行为已变得更加复杂。
政治学家通常运用名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的计量方法研究选票分布的分裂或聚合的程度。指数得分越接近零意味着穆斯林选票越分散，而指数得分越接近1则意味他们选票向同一个政党集中。将HHI应用于2019年大选可见，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风头正劲，但穆斯林选票反而走向碎片化。此外，各邦趋势也存在较大差异（见图 1）。无论是从单一政党视角，还是执政联盟视角，穆斯林选票分散的现象都较为显著。
2019年大选中穆斯林选票集中情况，图源：本文作者相比之下，2019 年大选以来在印人党一党独大背景下，穆斯林在邦级选举中的选票分布确实出现了一些整合。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洛克尼提比较民主研究计划（Lokniti Programme for Comparative Democracy）的调查显示，在2020年比哈尔邦选举中，约77%的穆斯林选民投票支持反BJP的“大联盟”（Mahagathbandhan，MGB，一个由印人党反对者组成的政党联盟）；在2021年西孟加拉邦选举中，75%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当权的草根国大党（Trinamool）；在2022年北方邦选举中，79%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反对党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
穆斯林在全印及各邦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穆斯林投票的根据是其所在邦的选举背景（即根据有多少党派参加竞选，以及什么党派参加选举）或个别候选人的前景（这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选票在多极竞争中被瓜分）。笔者关于邦级议会选举的研究指出，穆斯林投票行为受“本群体代表是否存在（或缺席）”的影响——如果存在穆斯林代表，就会激活穆斯林群体内部的分歧，从而影响随后的投票行为。在更广泛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内部，这些次级身份认同就很可能产生重大分歧。
二、穆斯林群体内部也分种姓
尽管学术界对“穆斯林种姓”问题不甚关注，但种姓仍是穆斯林群体中相当重要的次级身份。虽然观察家们大多认同“穆斯林群体中的种姓现象不存在宗教或意识形态基础”的说法，但它在社会分层和职业限制上无疑显现出类似印度教种姓的等级制度。穆斯林种姓身份分为三类，分别是阿什拉夫（Ashraf）、阿吉拉夫（Ajlaf）、阿贾尔（Arzal）。阿什拉夫群体自称是从中东、中亚进入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移民后裔，主要包括赛义德人（Sayyids）、谢赫人（Shaikhs）、莫卧儿人（Mughals）、帕坦人（Pathans），而他们内部又可被分为更细化的等级。阿吉拉夫群体和阿贾尔群体主要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但他们分别来自其他落后阶层（OBC）和达利特（Dalit）。然而，达利特穆斯林并不享有《印度宪法》为表列种姓提供的特惠政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部分来自“低种姓”阿吉拉夫穆斯林和“贱民”阿尔扎尔穆斯林积极分子一直试图动员起来，以反对阿什拉夫穆斯林的政治主导地位，并开始将自身群体统称为“帕斯曼达” （Pasmanda），即波斯语“被遗弃的人”。如今，帕斯曼达穆斯林已成为低种姓穆斯林和贱民穆斯林的总称。
研究表明，一部分穆斯林群体仍存在印度教社区中常见的贱民歧视（practices of untouchability ）。例如，在一项关于北方邦穆斯林种姓情况的调查中，一些达利特穆斯林表示他们经常性遭遇贱民歧视，包括不许将死者与高种姓穆斯林埋葬在在同一墓地；在学校就餐时，与高种姓穆斯林儿童分开就座；在与上层种姓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交往中，他们也遭遇各种各样的种姓歧视。此外，对非贱民穆斯林的调查也表明，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怀有种姓歧视。例如，21%的非贱民穆斯林声称，他们不去贱民穆斯林家做客。
印度少数群体事务部发布的2006年萨查尔委员会报告（Sachar Committee Report ）经常被援引用以证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教育和经济差异，但它同时也研究了穆斯林群体的内部差异，特别是其种姓差异。该报告将“非上层种姓穆斯林”归入“OBC穆斯林”（即群体落后阶层穆斯林）类别，并对OBC穆斯林和普通穆斯林进行分析比较。在教育、就业、经济地位方面，OBC穆斯林远远落后于普通穆斯林和OBC印度教徒。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分组中，“普通穆斯林”包括阿什拉夫群体，而OBC穆斯林主要是构成了帕斯曼达（Pasmanda）类别的阿吉拉夫（Ajlaf）群体和阿尔扎尔（Arzal）群体。
三、穆斯林种姓身份的政治化
穆斯林种姓除了与其内部社会经济差异相关联外，其对印度国内政治和社群关系的影响也日益深刻。例如，在过去四年中，“Pasmanda”一词在印度谷歌的搜索量急剧上升就证明了这一点（见图 2）。这一增长在北印度最为突出，而那里正是帕斯曼达群体政治动员最强势、最频繁的地方。
Google中“Pasmanda”一词搜索量上升，图源：本文作者在政治生活方面，在穆斯林群体中“基于种姓的动员”也越来越常见。例如，帕斯曼达运动的核心动员力量就是全印度帕斯曼达穆斯林马哈兹（AIPMM）组织。该组织总部位于比哈尔邦，由联邦院（Rajya Sabha）前议员阿里·安瓦尔（Ali Anwar）领导，长期处于公民运动的最前沿——他们强烈主张达利特穆斯林（以及达利特基督徒）获得“表列种姓”地位，使他们在工作机会、教育机会、政治赋权方面获得优待权利，并在法律上受到保护，免受暴行侵害。
过去几年中，在穆斯林群体内部，按照种姓界线的政治动员不断加强。虽然这类动员大多以“帕斯曼达”（Pasmanda）为基础，但也有案例表明，比哈尔邦也有安萨里（Ansaris）次种姓的政治动员。在2020年比哈尔邦选举前，出现了名为“安萨里大议事会”（Ansari Mahapanchayat，AMP）的政治组织，在比哈尔滨中部和西部地区开展针对草根群众的动员活动，专门为安萨里次种姓争取选举席位和代表权。然而，由于该组织内部高层官员分别支持邦内不同势力，最后组织走向分裂。
令人惊奇的是，印人党 2022 年在特伦甘纳邦（Telangana）首府海得拉巴举行全国执行会议期，对帕斯曼达集团给予最为鲜明突出的关注。事实上，前文提到的“Pasmanda”一词在Google上的检索暴增，在上述会议召开当月就达到了十年来的峰值。尽管印人党以实现印度教民族主义理想为己任，但作为领袖的莫迪仍敦促印人党成员积极接触帕斯曼达穆斯林，并与建立他们联系。此后一段时间，莫迪还与帕斯曼达穆斯林名流共同举行多次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是印人党首次面向帕斯曼达穆斯林群体举行大规模统战活动，但过去印人党也多有接洽帕斯曼达穆斯林的历史。例如，社会学家哈立德·阿尼斯·安萨里（Khalid Anis Ansari）指出，2013 年印人党曾在北方邦成立“织工小组（Weavers）”以吸引一些帕斯曼达穆斯林支持；2017年在奥里萨邦（Odisha），印人党强调帕斯曼达穆斯林应获得与其他落后阶层（OBC）相同的福利，甚至斥责赛义德人和帕坦人等高种姓穆斯林“窃据福利政策”。
然而，印人党 2022 年针对帕斯曼达穆斯林的露骨统战活动却并不很受欢迎。一些穆斯林团体警告帕斯曼达群体成员要高度警惕印人党的亲善活动。例如，全印帕斯曼达穆斯林马哈兹（AIPMM）强调，任何政党都不应将帕斯曼达穆斯林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同时AIPMM领导人安瓦尔则痛批印人党，强调帕斯曼达穆斯林最容易在宗教冲突中沦为受害者。全印度穆斯林大会党（All India Majlis-e-Ittehadul Muslimeen party）领导人阿萨杜丁·奥瓦伊西（Asaduddin Owaisi）经常呼吁印度穆斯林要保持团结，他也抨击印人党的统战活动，并强调在印人党当局执政期间，帕斯曼达穆斯林始终是宗教私刑暴力的受害者。
印人党的统战活动结果只能说喜忧参半。印人党 2022 年 12 月在德里市政选举中派出四名帕斯曼达穆斯林候选人，但没有一人获胜，只有一人进入得票前三。然而，2023 年 5 月北方邦苏阿尔（Suar）的补选结果表明，印人党的统战工作可能已取得一些成绩。北方邦立法议会在苏阿尔代表阿卜杜拉·阿扎姆·汗（Abdullah Azam Khan）被判入狱后举行补选，而穆斯林约占该地人口 60%。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的邦级伙伴阿普那党（Apna Dal，亦称“我们的党”）在印人党支持下派出一名帕斯曼达穆斯林候选人——沙菲克·艾哈迈德·安萨里（Shafeek Ahmed Ansari）。安萨里最终击败反对党社会党（Samajwadi Party）候选人，对此印人党高层声称“安萨里的胜利是印人党努力动员帕斯曼达穆斯林选票的直接结果”。然而，由于是来自阿普那党的穆斯林候选人对战来自社会党的印度教徒候选人，因此很难辨别究竟是种姓还是宗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四、帕斯曼达穆斯林的政治行为趋势
虽然近年来帕斯曼达政治在主流政治动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该群体的投票行为却不那么明确。洞察穆斯林人口政治行为的异质性仍然困难重重，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大多数调查都试图获取印度或印度特定邦的代表性样本，这就限制了穆斯林受访者的样本范围。其次，这些调查通常无法获取穆斯林种姓的详细信息。为了帮助突破这些局限性，笔者 2022 年调查了北方邦近 2,000 名穆斯林，特别关注穆斯林群体内部的政治行为趋势。同时，笔者2022 年还调查了北方邦近 2000 名印度教徒，以便进行跨宗教的比较研究。
当询问穆斯林选民 2012 年北方邦选举的投票倾向时，他们中的一小部分表示曾支持印人党候选人。到 2017 年，12.6% 的普通穆斯林和 8% 的帕斯曼达穆斯林表示支持印人党。有趣的是，到 2022 年邦选举时，印人党在普通穆斯林中的支持率降到 9.8%，而在帕斯曼达穆斯林中的支持率则略有上升，达到 9.1%（见图 3）。虽然在邦选举中的投票倾向不能自动等同于全国大选中的票型，但印人党最近帕斯曼达社区却有所斩获——以及印人党2024 年选举中推出有针对性的统战活动，例如招募“莫迪朋友”（Modi Mitrs）——均表明帕斯曼达穆斯林对印人党的支持完全有可能进一步走高。然而，如果这种统战活动与针对印度教徒的集体宗教动员同时进行，无论穆斯林种姓如何，支持印人党都是件难事。
讨论穆斯林群体内部的种姓等级制度时，穆斯林个人可能会从帕斯曼达种姓（Pasmanda）和普通种姓（General）两个涵盖广泛分类认识自身的种姓认同。但是，2022 年在北方邦进行调查以及上文提到的比哈尔邦针对安萨里人（Ansari）的动员活动则表明，穆斯林也可能会更多从自身次种姓角度考虑问题。在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在选举中同一亚种姓（Jati）成员投票给同一政党是很重要的”的说法时，43% 的普通穆斯林表示赞成；而帕斯曼达穆斯林中这一比例为 53%。这一比例也高于印度教徒：34% 的普通印度教徒、37% 的表列种姓印度教徒、 41% 的其他落后阶层（OBC）印度教徒统一“同一亚种姓成员进行集团投票很重要”。如果印度人民党能在帕斯曼达穆斯林群体获得支持，就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种姓动员的重要性。在全国大选中，帕斯曼达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排斥印人党的统战活动仍需要持续观望。
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选举中的投票份额，图源：本文作者五、种姓与宗教：孰轻孰重？
种姓在印度政治中的相关性日益突出，这引发一个新问题——印度穆斯林究竟是更看重其作为次种姓群体成员的“种姓身份”，还是作为穆斯林“宗教身份”？研究不同语境下种族政治和民族政治的学者，通常使用“命运共同体（linked fate）”的衡量标准来理解基于群体的团结和意识。这些做法旨在了解“个人幸福”在多大程度上与其“群体幸福”相关联程度。在2022 年北方邦调查中，笔者在美国常见调查问卷基础进行修订，特别询问穆斯林受访者“其次种姓群体和宗教群体的境遇好坏对他们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见图 4）。
穆斯林受访者普遍表示，他们“境遇改善”或“遭受伤害”与其次种姓具有很高关联性。约 90%的穆斯林受访者认为，他们个人境遇会随着所在次种姓整体情况改善而提高。约 72%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个人境遇会随着其所在次种姓的情况恶化而降低。相比之下，穆斯林普遍表示，他们的宗教身份与其境遇改善高度关联，但与所受伤害则关联度不高。在整个穆斯林群体中，基于种姓的团结似乎比基于宗教的团结更强烈。
在探讨“境遇改善”和“遭受伤害”的对话中，帕斯曼达穆斯林比普通穆斯林表现出更强烈的“命运共同体”特征，这表明其群体团结程度更高。虽然笔者对种姓和宗教团体认同的研究目前仅限于北方邦，但这已表明很有必要将各种穆斯的次级认同纳入研究视野。事实上，教派——穆斯林的另一个突出的亚身份——长期以来也同样深刻影响印度某些地区的穆斯林政治行为，例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笔者调查发现，勒克瑙的什叶派穆斯林对印人党支持率较高，而这种趋势在其他涉及全国大选的调研中也反复出现。同时，从属于逊尼派的德奥班迪派（Deobandi）和巴雷尔维派（Barelvi）成员在邦级选举和全国选举中支持完全不同的政党和候选人。例如，笔者调查显示，在北方邦选举中，巴雷尔维派穆斯林对社会党的支持率经常高于德奥班迪派穆斯林。
普通穆斯林和帕斯曼达穆斯林之间的命运关联，图源：本文作者六、迈向2024年选举
自 2019 年大选以来，穆斯林比以往更有可能进行“一致投票”，但同时种姓对穆斯林群体的政治重要性似乎也在提高。因此，在 2024 年大选中，虽然穆斯林似乎仍不太可能完全以种姓或教派身份投票，但次级身份显然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竞选和投票。随着印人党对帕斯曼达穆斯林的动员力度不断加大，反对党也在谋划反制措施，这意味着学者绝不应该只针对印度教群体研究种姓的政治重要性。如果印人党针对帕斯曼达穆斯林的统战工作哪怕只是取得初步成功，研究人员可能就要放弃“穆斯林是一个统一投票集团”的想法，转而更全面细致的研究次级身份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响穆斯林投票行为。
本文2024年5月18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南亚研究通讯《大选专题 | 面对百般欺压，印度2亿穆斯林为什么不团结反抗？》，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