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财富传承四大工具优劣势_

01、遗嘱：兜底性传承安排

遗嘱是主动型财富传承中超高净值客户常见的安排之一，《民法典》对遗嘱的形式、生效要件均有明确规定，取消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新增打印遗嘱，均为普通百姓能够更灵活地订立遗嘱提供了便利性。同时，遗嘱作为主动传承工具中兜底性安排，可以涵盖各类资产，包括不动产、股权等，但由于遗嘱安排需要警惕继承权公证关，可能产生继承开始时遗嘱被公开，导致遗嘱效力被挑战，继承人之间潜在矛盾被激发，而产生旷日持久的继承诉讼。

尽管遗嘱有诸多劣势，但客观说，遗嘱安排仍然是目前各类传承工具中最为灵活的工具，虽然可能仍有可能引起潜在的继承人争产风险，但经过漫长的审判周期后，被确认合法有效的遗嘱仍可以最大化体现立遗嘱人的生前遗愿和财产定向传承方案。从家族客户服务实务上看，遗嘱不仅运用于年长者临终前，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如夫妻感情有危机，可能面临离婚，都需要尽早做遗嘱定向传承安排。

02、赠与协议：生前传承警惕风险

赠与协议主要运用于主动型传承中超高净值客户在生前传承规划，常运用于公司股权传承中，以实现企业平稳交接班。无偿赠与是赠与人将赠与物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同意的法律行为。赠与行为一般以签订、履行赠与合同的形式完成。根据《民法典》规定，生前赠与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如受赠人已婚，如未指定赠与其个人，将被认定赠与为夫妻，而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在赠与协议中明确约定为指定赠与尤为必要。此外，生前赠与即意味着赠与人生前转让财产所有权，而失去财产的控制权，可能导致受赠人挥霍等风险。当然，生前赠与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避免身后传承的不确定性，能够充分实现财产所有人的处分意愿。因此，赠与协议这一工具需要根据所传承财富的类型，家庭成员秉性等特点，配合其他传承工具综合运用。

03、家族信托：兼具风险隔离与定向传承功能

家族信托是近几年来逐渐被超高净值客户所熟知的传承工具，在大额现金类资产传承上有绝对优势，能够兼具家族财富风险隔离与定向传承的功能，避免了遗嘱的继承权公证流程，以及生后一次性的财富转移产生的子女挥霍风险或不善于财富管理，而导致巨额遗产的管理失当。同时，家族信托更能够发挥给到子女正向激励、生活保障的作用，让家人在生活无后顾之忧，自由选择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感受来自家人绵延不绝的祝福。家族信托可谓是家族价值观在财富上的体现，对超高净值客群而言，可通过多样化的分配条款设计，能够实现委托人不同的价值和功能诉求。

此外，股权、不动产类资产也可通过家族信托架构实现传承，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产注入时所产生的交易过户的税务成本。通过公司股权顶层设计有机会降低股权类资产注入家族信托的税务成本。不动产类资产同理，进行合理筹划同样有机会通过架构实现传承安排。但需明确对家族办公室而言，不是为了架构而架构，需要整体评估传承工具，而进行综合安排。

04、慈善基金会/慈善信托：以公益慈善为目的

不少超高净值客户提出希望设立慈善基金会进行传承安排，希望通过财富实现公益社会价值。需明确慈善基金会仅具有慈善公益性质，与海外家族基金会有较大区别，设立需要获得民政部审批，仅适合极少数超高净值家族，有明确的公益事业运作经验及方向。

在实务中，基金会设立的要求需要视类型而定，基金会设立均依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设立，按照是否有公开募集资格来分，有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国内的公募基金会多为半官方色彩的政府伙伴型基金会,如宋庆龄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则多由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资金由设立者提供，不得面向社会募集。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为富裕起来的个人和企业回报社会、奉献爱心提供了渠道。由于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方面有严格规定，不得低于上一年度总收入的70%，也就是要有募资的能力同时要有会“花钱”的能力，对基金会项目运作能力有较高要求，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度基金余额的8%,要求稍低。从公开数据显示，全国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占比达 70%，如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一些运作成熟的民间非公募基金会，如深圳壹基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公益基金会近两年也有机会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

相比于慈善基金会较高的门槛，近年来慈善信托成为更多超高净值客户选择开始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的方式之一。慈善信托初始资金较低，一般多为100万元的设立门槛，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公益基金会作为慈善执行人，通过信托资产的增值实现自我造血，能够实现公益的可持续性。此外，慈善信托还可嵌入在家族财富传承整体架构中，使得家族慈善不止停留在资金、财物捐赠层面，信托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让家族慈善的深度拓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