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3月8日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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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经济增速：
5%增长目标释放更积极信号，有能力实现
腾讯财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5%左右，如何看待这个目标？我们有没有保住5%以上增速的需要？
陈彦斌：5%左右的目标增速高于IMF等国际组织的预测，这释放出更加积极的“稳增长”信号，有助于提振微观主体信心，也体现出我国在稳增长方面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态度。
设定5%左右的目标增速是有必要的。这既能够兼顾促进就业和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也能够满足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中长期增速要求。我的研究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在5%以上。我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即推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协同发力，完全有能力实现5%左右的目标增速。
腾讯财经：您对中国经济2024年整体走势的预判是怎么样的，以及对消费、出口、投资等重点的领域的判断是什么？
陈彦斌：展望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明显强于不利条件，有望延续和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基本态势，顺利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
从消费来看，2023年消费增长较快，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24年宏观政策将在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破除制约居民消费的障碍，因此消费有望延续稳定增长的趋势。
从投资来看，2024年将新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规模均有所增加，助力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效应，拉动基建投资和民间投资快速增长。随着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开发投资也有望企稳恢复。
从出口来看，外部环境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外贸形势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随着我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出口也将保持量稳质升的趋势。
二、谈财政政策：
赤字率3%综合考虑了稳增长和防风险
腾讯财经：今年拟安排的赤字率是3%，此前部分专家都提到要财政力度加码，需要突破3%。您如何看待今年财政的力度？
陈彦斌：综合经济发展需要和防范化解风险等考虑，3%的赤字率安排较为合理。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要想顺利实现5%左右的目标增速，需要财政政策适当加大力度进行逆周期调节。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仍然面临一定的债务压力，需要防范新增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因此不宜安排过高的赤字率。在赤字率目标与去年保持一致的情形下，今年赤字规模目标比去年同期目标值增加18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比上年增加1.1万亿元，并且还通过专项债、特别国债等方式扩大支出规模。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增加财政投入、稳定经济增长的决心。
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将赤字率目标设定为3%有助于预留政策空间，后续可以根据财政收入形势和经济发展情况动态调整。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赤字率安排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例如，2023年第四季度增发特别国债后，使得预算赤字率高于年初设定的3%目标值。
腾讯财经：近年来，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面临边际收益下滑的现象。请问在财政资金投向领域、货币政策精准施策方面，如何提升政策的效果，您的建议是什么？
陈彦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货币要畅通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央行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进行调控，二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和居民的信贷行为进行调控，三是企业和居民将所获得的信贷用于投资和消费活动。
近年来，货币政策在前两个环节的传导相对通畅，在第三环节的传导效率有待提升。以2023年为例，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带动效果明显改进，不过对企业投资的带动效果有待改善。2023年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达到了28%，比2022年全年高出了1.5个百分点，这也是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第二产业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为9%和6.5%，比2022年全年下降了1.3个和2.6个百分点。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财政政策对基建投资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有待改善。就基建投资而言，2023年在继续使用大规模专项债为基建融资的同时，还增发1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项目建设，从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资金支持。就民间投资而言，由于受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社会预期相对偏弱等因素的限制，民间投资活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要推动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发力。当前货币政策仍然具有一定的降准和降息空间，财政政策空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较为充裕，完全有能力适度发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部分领域传导效率有待提升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央行和财政部本身，也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而在于经济结构有待优化和内生增长动力有待提升等深层次原因。
第一，总需求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多种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持续存在，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结构性障碍，从而限制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
第二，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待提升，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削弱了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限制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带动效果。
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通过加强结构政策、增长政策与稳定政策的积极配合，能够改善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结构政策的配合有助于扭转多种经济结构失衡并存的局面，进而消除经济结构失衡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阻碍。增长政策的配合有助于提升内生增长动力，从根本上提高企业投资预期回报率和居民预期收入，从而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提供根本性支撑。
三、谈地方债化解
短期要控制债务增量，长期要推进财税改革
腾讯财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地方债务，提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对于缓解地方债压力，短期的当务之急的应对政策是什么？长期来看，您对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有哪些建议？
陈彦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在要求，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总量来看，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的债务率有所升高。从结构来看，债务增量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地方政府。积极稳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是2024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重要要求。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等问题不容忽视。缓解地方债务压力，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来入手。
从短期来看，一是控制债务增量。地方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适当收紧预算约束。同时，要防范虚假化债以及违规借债行为的发生。二是积极化解债务存量。积极推进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统筹安排新增债券资金，通过财政化债以及金融化债等方式，避免短期内发生较为严重的流动性风险。
从长期来看，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核心是建立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一是稳步推进经济发展。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在“分母端”降低债务率，为化解债务风险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二是确保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三是优化债务的主体结构和区域结构。合理的债务结构有助于防范风险。四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要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地方政府有与事权相匹配的的财政收入。
腾讯财经：对于经济稳增长，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您觉得还有哪些着力点？
陈彦斌：尽管当前度量总需求强弱的产出缺口和度量总供给强弱的潜在增速缺口都有所收窄，但供需双方均偏弱的局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今年和未来几年有必要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进一步企稳回升。
从居民部门来看，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是关键。2023年居民消费需求整体有较大程度的反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比上年提高了7.4个百分点。但从价格水平上看，居民消费需求仍然偏弱。2023年CPI同比涨幅仅为0.7%，处于近年来的较低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偏低，表明居民消费信心有待改善。根本而言，只有建立和完善居民消费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才能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综合施策，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
一是切实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二是高度重视和防范家庭部门的债务风险，防范高债务负担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三是加大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减轻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四是培育新型消费增长点并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从企业部门来看，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是关键。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表现有所不同。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4%，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润为负增长，资产负债表有待改善。
具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优化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是确保经济平稳增长，顺利实现目标增速。这有助于为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提供合适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继续采取必要的减税降费举措，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三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而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四是为企业投资消除制度障碍，拓宽投资空间。在更多领域让民间投资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
四、谈新质生产力
需要以畅通无阻的国民经济循环为基础
腾讯财经：最近都在讨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和以前提的新兴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哪些异同？在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推进新质生产力？
陈彦斌：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力形式，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型生产力，能够更好地指导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实践。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能够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动能。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需要以畅通无阻的国民经济循环为基础。长期来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资源的高效利用，有助于实现资源节约型增长。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还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等矛盾，在短期内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加剧供需矛盾，不利于居民和企业形成一致的乐观预期。
增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等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适当的制度保障。
腾讯财经：我国当前面临着资源禀赋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其它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竞争。过去几十年，其它经济体都经历过被“后发国家”追赶，然后增长减速的时期，我国如何走出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陈彦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均出现潜在增速过快下滑的问题。传统宏观政策理论难以较好地解释和应对。这是因为，传统宏观政策理论认为潜在增速是经济增速的合理上限，保持相对稳定。宏观政策只需进行短期逆周期调节，平抑实际增速偏离潜在增速形成的产出缺口，但这与现实明显背离。
根据我和团队的测算，1980—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基本稳定在10%左右，但随后发生快速下滑，2019年以来潜在增速处于5%—6%的水平。与此同时，传统宏观政策理论锚定的产出缺口基本上保持温和为负的状态。在此情形下，传统宏观政策理论认为无须对经济进行干预，并可能错误地认为这是“宿命”。
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除了产出缺口温和为负，经济体还面临潜在增速快速下滑和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等新特征。仅依靠稳定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难以推动经济走出衰退，还需要将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宏观政策理论框架。
增长政策有助于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提高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结构政策有助于扭转多重经济结构失衡并存的局面。在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配合之下，稳定政策可以适度发力，推动经济实现最优结构下的潜在增速合理水平。重塑宏观政策理论框架有助于推动中国在长期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摆脱所谓的“宿命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