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原新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4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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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是指向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该概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为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第二，为未来老龄阶段做准备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结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中国正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社会，转向“随老而富、随老而备”的阶段。在此过程中，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剧烈转型，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对整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发经济“随老而行”也就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
一、2021年至2022年是中国人口变动正负交替的分水岭
2022年负增长85万人，2023年负增长208万人。这一变化主要反映在出生与死亡的比较以及年末人口数量的比较上。在中国，国际移民对人口的影响通常被忽略。就这个意义而言，2021年14.13亿人可视为中国人口的最高峰值。自此，中国已经连续两年经历人口负增长。在结构上，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标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3年，老年人口增至近3亿，占总人口21.1%，中国进入中度老龄社会。从未来趋势来看，内生性人口负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少子化、长寿化将是未来人口变动的必然趋势，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将是未来人口的整体面貌，老龄社会将是为社会的新常态。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交叠：老龄社会是我们的共同未来
在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将逐渐稳定为一个新常态，即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交叠。这两个趋势相互促进，在此过程中，老龄社会成为全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
就中国人口形势而言，联合国提供了九个方案的预测。其中，最高的和最低的是极限方案，而中间方案则被视为最有可能达到的目标。在所有这些预测中，无论生育率高与低，在人口负增长的初期阶段，人口数量的减少均非常温和。具体来看，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相对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为1.3，高方案，假设总和生育率能逐渐升至1.8，那么到本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将基本维持在14亿人以上；低方案，假设生育率降至0.8~0.9，我国人口在本世纪中期仍将超过12亿；中方案，生育率水平若能小幅恢复至1.4~1.5，到本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也将稳定在13亿以上。因此，无论生育率如何变化，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总量将至少保持在12亿以上，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超过10亿的两个国家之一，尽管不再位居第一，但中国仍将是一个人口大国。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虽然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中国人口负增长减量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远期阶段的减量也会同样温和。实际上，远期阶段负增长减量会变得更为剧烈，而且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人口减量会越发剧烈。低方案，到2100年，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至不到5亿；中方案，人口数量将介于7亿至8亿之间；高方案，中国的人口也只能保持在11亿以上。在本世纪后半叶，中方案和低方案预计的中人口减少幅度将达到40%至60%。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每一代生育的人数都在减少，从而导致代际叠加的负增长加速效应。这种人口的代际递减加速现象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无法改变。
随着人口数量的减量变化，人口结构性变化呈现出典型的老龄化特点。
2、人口老龄化是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目前的老年人口是60年以出生的人口，而现在出生的人口则要在60年之后才会变成老年人口。低死亡率和长寿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必然，这就意味着2084年以前的老龄人口的基数和变化已经固定。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为2.97亿人，将在2033年增至4亿，并在2054年达到峰值5.2亿。若生育率持续低迷，老龄化的加速将不可避免，中方案预测，2035年，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以上。开启中度老龄社会；到2054年将超过40%，迈入超老龄社会。也就是说，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以5.2亿老年人口全球第一的身份加入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方阵之中。随着90后、00后这些低生育率时代出生队列人口逐渐步入老年，本世纪后半叶老年人口的规模将逐渐减少，预计到本世纪末将降至约3.6亿。但是，维持低生育率的结果却是在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减少的同时，老龄化水平继续升高，预计到本世纪80年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48%以上，也就是说，近半数的中国人将是老年人，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当今世界，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4岁，总人口1.25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36%，老年人口约4000多万人。然而，中国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龄化形势将超越当下的日本。如果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低方案预测的老龄化程度甚至可能达到60%以上。因此，中国未来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切都是新生事物，老龄社会走向深度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急需关注的新问题和大问题。
切记，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涉及老年人口的变化，更是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人人都在其中，人人都是利益关联者。我们选择四个重要指标阐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总体表现：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减少。预计从2023年的8.8亿人将减少到本世纪中期的6.5亿人，劳动力稀缺性不断增强。但是否真正存在劳动力短缺，这是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比较分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就技术进步特别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而言，人工智能和大国重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劳动力质量需求的提升对劳动力数量需求减少的替代，基于这些因素，未来30年内劳动力并不一定出现短缺，但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强木已成舟。
第二，低龄老年人口的增加。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时期的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数量会从目前的1.5亿，预计将增长至2亿以上。这一趋势为经济社会系统提供了开发人力资源的机会窗口，例如，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开发长寿人口红利等。
第三，抚养比的变化。2020年起，传统的养小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养老为主。从中国发展的现实来看，养小的家庭投入比养老的家庭投入要大，但是养老的社会投入却远超养小的社会投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社会在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结婚的整个过程中的投入，相比于对一个老人养老送终的投入，后者是前者的数倍。所以，老年人口增加，老龄化水平升高，无形中就会加剧社会的整体负担。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性问题也日益凸显。潜在供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是联合国的新创指标，即平均每一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对应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数据显示，2020年时，我国1个老人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是3.6个；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下降至1.9个；而到2050年将进一步降至仅有1.3个。这一人口结构变化意味着缴纳养老保险的潜在就业人口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养老服务的潜在供给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矛盾国家突出。因此，这会直接挑战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性，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老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险体系、长期照护保险等。
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剧烈转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发生剧烈转型，老龄社会不断深化将是未来的新常态，呼唤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呼唤银发经济。我们从以下三个关键年份描绘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时间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标志着现代人口数据的起点，是一个典型的年轻型社会，0-14岁少儿人口、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6.3%、56.4%、7.3%。
2000年：中国刚刚开入老龄化社会。当年，人口结构显示0-14岁少年儿童占22.9%，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66.8%，而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仅占10.3%。这一年可视为人口年龄结构初步老年型的时间。
2054年：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的未来人口结构，人口总量将回落至2000年的水平，但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少儿人口的比例降至11.3%，劳动年龄人口降至48.0%，而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激增至40.7%。这反映了一个深度老龄化的超老龄社会结构。
此外，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40多年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约9%，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年轻和成年型的人口结构，成就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型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然而，随着人口基础的变化，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显然需要调整。人均寿命的预期从2000年的71.9岁增长到将来的84.4岁，60岁以后的预期余寿也从19.1年增加至26.2年。因此，未来需要赡养的人数不仅更多，而且赡养周期也更长，这是整个人口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周期，中国将从中度老龄社会走向超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四成到五成，几乎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一致。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全面的适老化改革，银发经济就是经济领域适老化革命的必要路径，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
四、银发经济的潜力市场和有效市场
1、超大规模银发人口构成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潜力市场）
银发经济主要针对50岁及以上的准老年人及老年人群体，这一潜在市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不断扩大。以人口数据为依据，2020年50岁以上的人口约为5亿人，占当年总人口的36%。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近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52%。这表明未来几十年内，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口将属于50岁及以上的银发经济人口年龄段。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显著增长的银发经济人口规模和比例，而且会创造一个巨大的银发经济潜在市场。
2、动态看，年龄段越低的银发人口，其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有效市场）
虽然银发人口规模巨大，且将占总人口近一半，无疑，这一市场的潜力极大。但是，如何把潜力市场最大化的转变为有效市场，才是银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收入的视角分析，伴随人口的代际变迁，生命周期中的生产性年龄越接近现在，收入水平越高，个人积累的财富就越多。回顾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城镇居民工资水平。在1970年代-1980年代，一般就业者的收入水平通常是两位数；进入1990年代，收入水平达到了三位数；随后在2000年代跃升至四位数；到了2010年代，工资水平普遍在四到五位数之间。这一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增长和居民收入条件的改善。
例如，1940年代出生队列，其生命周期的“挣钱”年龄段基本处于收入水平在2~4位数的年代，而且大部分时段是在2-3位数，又重叠多子女时代，老年期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有限是意料之中。再如，1960年代出生队列，其“挣钱”年龄段大部分时间段在4~5位数收入水平时期，同时与计划生育的少生时代叠加，老年期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上一队列也是客观现实，这批人口从2010年开始已然进入银发时期，从2020年开始陆续跨入老年期，低龄老年人拥有较高收入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增强了银发消费能力。难以为将来的养老配置足够资源。
相比之下，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出生队列，是改革开放中“富起来”的第一代人，“50后”已经全部进入老龄、“60后”正在进入老龄、“70后”处于准老龄阶段，即将进入老龄。这三代人在收入和资产储备（如购房）等方面，可视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富裕的群体。随着这些人群逐渐步入老年，年龄段越低的银发人口，其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加之消费理念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持续演变和开放，这为未来的银发经济创造了极具潜力的有效消费市场。
3、随着代际更迭，中国恩格尔系数也在持续下降，银发人口的消费偏好快速变迁
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15年开始降至30%以下，城镇地区进入富裕阶段；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15年开始在30%至33%的范围内波动，农村地区正在经历从相对富裕阶段的尾期向富裕阶段快速转型。
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出生队列称为“站起来”的一代，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低工资收入时代度过了生命周期的财富创造阶段，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温饱阶段和基本小康阶段步入老年期，在收缩型的消费环境下被塑造出实用型的消费偏好，主要表征为量入为出、勤劳节俭和强烈忧患意识等特点，消费偏好缺乏弹性，银发经济尚未充分显现。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出生队列，是“富起来”的第一代老年人，他们的工作时期、挣钱时期正好处于改革开放大潮，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踏上了高等教育快速恢复、收入水平节节升高和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的快车道，见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腾飞的奇迹，个人收入飞速积累，相较之前队列收入充裕。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一代的老年人在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开始变老，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受到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引导和塑造，消费偏好弹性复苏，消费意愿相较之前队列大为改观，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周期内，银发经济潜力将快速释放，银发经济走向成熟。
另外，发展银发经济，我们必须要面对以下几个基本挑战：
1） 老年人随年龄增加的健康状况更加衰老。越老的人失能、半失能状况越强烈，对医疗消费、养老服务消费就越强烈。以2020年为例，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不健康但生活可以自理”（半失能）和“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失能）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合计为31.4%，远远高于60-69岁低龄老人失能半失能率7.1%的水平。
2）老龄化过程中，死亡模式变迁。出生于1950年代的出生队列，只有约40%的人能够活到60岁，比较2020年出生队列，这一比例升至91%，也就是说，新出生人口的九成以上可以存活至老年期。
3）老年人口数量更大，平均余寿更长。老年人口的规模正在扩大，预计从现在的近3亿人增至本世纪中期超过5亿人，同时人们的平均寿命在延长，退休后的余寿也在延长。55岁女性和60岁男性的平均余寿分别从2020年28.3年和19.5年增至2050年的31.9年和24.3年。这就意味着老龄化时代和长寿化时代交织，社会需要安养更多的老年人，安养时间也更长。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人们健康和年龄状况持续向好，老年人对医疗服务和养老金的需求愈发强烈，老年消费需求更加提升。例如，自2005年以来，国家已经连续19次调高老年人的养老金。
5、养老保障伴随老龄社会加剧而放大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养老保障体系成为银发经济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一体系涵盖了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服务、长期照护保险以及基本医疗保险等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叠加退休后余寿延长、养老需求标准提升等，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需求有一个显著的扩大，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放大效应。其中，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防止“长寿破产”，即个人的寿命超出其经济资源能够支持的时长。例如，一个人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如果为一个预计还能存活20年的人准备的养老金，实际上需要支持他超过30年的生活，生活质量必然下降。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1、结论及主张
一是要解放思想。常规观念将银发经济等同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是一个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银发经济关乎整个经济体的发展动力、规模、结构和转型，它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经济领域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
二是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鉴于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既然老龄社会将是未来的常态现象，主动适应这个社会形态就是必然选择，而不是企图逆转不可改变的现实。最终，需要积极应对，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开发老龄社会的机遇。
2、现阶段发展银发经济的政策建议
第一，打造高质量的为老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当前虽已存在为老产品和服务，但在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及品牌化方面尚有不足。
第二，健全多层次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应超越单一的保险模式和保险思维，至少应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服务、医疗保险及长期照护保险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持续进行扩展和完善。
第三，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优化的支持体系。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和转变对银发经济的传统观念，对其要有正确认识；建立健全法律和政策支持体系；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完善要素支撑体系，包括金融、土地等方面；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即多元共治，多元主体介入到银发经济当中来，增强银发经济动力。
总之，在老龄社会常态化的环境中发展银发经济，是形势所迫，正当其时，时不我待，前途广阔，道路崎岖。
